陸壽筠：以史為鑑，談中國的民主化

華軍 · 發表於 2010-8-2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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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陸壽筠] 來源：[] 瀏覽：[468] 2008-07-06

編者按：本文是2006年陸壽筠先生答價值中國網記者採訪的全文，曾經摘要發表過；不唯書，不唯洋，中國的『後發』民主有必要汲取自身及西方民主實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開拓出一種嶄新的富有活力的民主體制——這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最重要歷史使命之一！

1、  就你的中西生活經歷，你怎麼評價中西民主現狀？

答：我在中國出生、成長、生活過四十多年，又在美國居住二十年余。對於兩個社會我都既有所賞識，又有所不滿。對於兩者的民主現狀，也是如此。在我的一些文章中，兩方面都分別有所表述，但沒有放在一起比較過。現在倒是一個機會。這得從我對『民主』一詞的理解說起。

按我的理解，『民主』這個概念應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其根本精神，即『主權在民』的意思。第二層是指實現和保障『主權在民』的一套制度安排。對第一層意思的理解，在抽象概念的意義上，中西方之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應無根本的釋義分歧。分歧則主要表現在第二層意思上。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分歧呢？

我在【試論人民主權和黨的領導的統一】一文中說到：由於人數的規模和人們實際參政能力（德才）的高下不平，公共事務的決策和治理，只能由人民通過選舉委託的代表和公僕來執行。那麼，民意代表和公僕該如何產生、並代表全體人民來立法和執法呢？當政權被控制在極少數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專制者手中的時候，因為不存在由全民和平地推選立法和執法者的制度路徑，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或是它們的聯合陣線，不得不採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將政權奪回到人民手中。於是，暴力革命的過程，就成了人民選擇自己代言人的過程。

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需要一大批具有自我犧牲精神和多方面才能的革命者的領導、組織和參與。因此，如果這個革命是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擁護和支持的，那麼，革命從醞釀到發動到成功的過程，同時也是不斷地篩選在德才兩方面具有人民意志代表者資格的精英分子的過程。於是，領導、組織、參與這個革命的政黨或團體的成員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代表者，由他們所組成的新的政權班子自然地也就具有了民主的性質。歷史上的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並代表着各種不同階級階層利益組合的革命運動的典型例子。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首發地英國，由於其特殊的歷史條件，其革命的暴力性較弱，這是英國人民的幸運。但其較為和平的過渡方式並不減弱其（比之於革命前的專制政權）較為民主的性質。

人類歷史的總趨勢是從野蠻走向文明。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暴力革命應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暴力革命可以推翻反人民的政權，卻不能保證新的政權能夠持續地保持其人民性、民主性。暴力革命之後，必須立即着手建立一套保證使政權不至重新落入少數專制者手中、而繼續維持在廣大人民手中的制度安排，即民主法治的政治秩序，才能抵制權力對於掌權者的腐蝕作用，保證不可避免的具體人事更迭不致改變人民政權的民主性質，並繼續不斷擴大政權的民意基礎。在這方面，上升時期的革命資產階級，在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的推動和支持之下，是起了某種先鋒作用、和歷史開創者的作用的。

資產階級通過個人自由競爭而崛起的經濟背景、連同其個人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借着以此積聚起來的強大的物質力量，對於瓦解封建專制社會秩序及其意識形態的藩籬，是起了極大的衝擊作用的。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基礎上的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及民主制度，應是今後人類更加完美的民主理念和制度的歷史性發端和雛形，具有不可取代的歷史開創意義。說它是『雛形』，這含有正反兩重意思。

一方面，從人類歷史的長河看，民主基礎是隨着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規模的不斷擴大、社會關係的不斷演進更新而不斷擴大的。從古希臘的奴隸主民主制、到現代初期的有產者普選權、到當代無論財產多寡的全民普選權，這是一種了不起的進步。現代西方的民主制度還在民主架構的許多關鍵和細節安排方面積累了不少值得借鑑的具體經驗和教訓。

另一方面，現代西方民主政治是建築在不民主的經濟基礎上的，是與不平等的、生產資料屬於資本私有的、雇用勞動制捆綁在一起的。大資產階級憑藉其在這種制度下積聚起來的、在物質財富、文化教育、社會人脈、媒體輿論等方面的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操縱和控制着民主程序的實際運作和最終結果。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2004年總統選舉中，合法登記參與競選的綠黨候選人就被無理排除於競選辯論的講台之外（當然更看不到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階級的政黨及其代言人的影子了）。也沒有看到媒體對這種明顯的不民主做法有什麼公開的揭露和批評。在這個意義上，資產階級的民主存在着欺騙性。雖然美國不存在某個人或某個黨派的專制獨裁，但始終存在着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對於政權的壟斷，和廣大勞動人民實際無權的局面。所以這種民主還大有加以革命性變革的餘地和必要，當然這需要等待新的歷史條件的成熟。這個條件就是：資本帝國主義向全世界轉移出去的矛盾（參見本人【美國不是榜樣：也談『轉化社會矛盾』】一文），又（部分地或全部地）轉回到國內，因而國內社會矛盾快速加劇到社會嚴重分裂的時候。至於這個矛盾的最終解決將是和平的還是暴力的，現在還很難預見。但那肯定將是對於西方各國現行民主制度的一個考驗和檢驗

上述正反兩個方面實際上是屬於一體的兩面，這個『體』就是貫穿着資本主義經濟政治關係的、屬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個人自由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這種世界觀、方法論只強調個人的主體性一面，而無視個體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滲透性、互補性、和互動性，也無視一個大社會在內外多層次上、多種多樣社會群體的各自主體性，無視這種主體性對於大社會的運作具有所有單個個人及其機械總和所不能涵蓋或替代的重大作用（詳見本人【試論西方民主理論與實踐的內在矛盾(二)：『平等』的個人與不平等群體】，『一、以多域、多層、多元的能動社會關係為本位的多維新社會觀』一文）。後一個『無視』的結果是忽略了各種基層社群（如企事業單位等）內部的直接民主、以及社群之間（如不同的階級、階層之間，不同的族群、地區、乃至國家之間等）『共和』式民主運作的重要性。這連同前一個『無視』，就將社會瓦解成只爭各自利益的、無數單個個人的一灘散沙。其結果則是以表面的『散沙』式的『平等』掩蓋了實質的不平等。（參見本人【試論西方民主理論與實踐的內在矛盾（一）：政治話語的抽象平等與經濟權力的實際不平等】等文。）

我在美國打工謀生，在主流的大公司做過，也在華人的小公司做過，還打過多種或長或短的零工。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一個人一生的大半時光必須在打工謀生的場所度過。在這些資本主義的大小企業里，勞資之間都是不平等的，而且它們是最最專制獨裁的、最令人感到壓抑的所在，與民主毫不沾邊。不但有包括馬克思在內的學者們這樣說過（參見我的有關文章），而且我身歷其境的體驗也完全證實了。再說到大社會的民主，我也曾經羨慕過美國人參與地方和全國選舉的自由程度。但是當真的要我考慮去投票了，無論是選人，或是對某個提案選擇贊成或反對，我就感到無從下手。因為老實說，除了日常經常接觸的親朋、同事以外，對稍大範圍內的人和事必然所知不多，最多是浮光掠影的大致印象，對於究竟哪個人、哪個提案對自己、對社會最有利，或不利，很難有把握。要想有所知嗎？一個普通百姓，無論是像我這樣的外來者，還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都不可能對每個候選人、每項提案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只能從大眾媒體上得知一二。但媒體上一般是看不到對候選人的優劣長短，或有關提案的利弊得失，有什麼擺事實、講道理、有長說長有短說短、實事求是的陳述分析的，看到的多半是片面的廣告宣傳，要麼是剝離前因後果的、支離破碎的單純攻擊，要麼是迎合選民狹隘自私心理的的片面鼓吹（要知道，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為唯一選擇準則，這是被資本主義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輿論美化為人類『理性』、『文明』、『美德』的啊！）。而製造、散布和操縱這些宣傳輿論的當然只能是有強大財勢背景的富人們了。所以，真正在投票的、真正在起着決定作用的，並不是廣大選民的獨立自主意志，而是輿論背後的財主們的片面狹隘意志和利益。這種票選的自由程度和民主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那個被人們列為世界第二危險人物的小布希總統（參見本人轉載的調查報告）不就是如此這般『民主』地選出來的嗎？

肯定和強調個人主體性、但否定社群主體性和主體之間互滲互補互動性的自由個人主義世界觀、方法論，決定了現代西方民主制度相對於專制制度的進步性，也同時決定了其局限性。這就是我對美國民主的體驗和對其兩面性的解釋。針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局限性，傳統社會主義則強調階級的、社會的集體主義，而忽略了個人的主體性。在資本主義和民主傳統不發達的東方，各國革命運動和戰爭所處的惡劣的國際和國內環境，又迫使革命隊伍內部強調個人服從組織、服從領導，強調個人是革命『大機器』中的『螺絲釘』，而忽視其主體性，尤其是基層普通成員的主體性。革命勝利以後，又把這種輕個體、重集體的傾向擴展到全社會，而沒有及時地着手轉變體制，真正建立起由人民和平、自由、平等地選擇、委託和監督人民公僕的制度。共產黨也提倡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提倡『民主集中制』，但那是在人們無條件服從執政黨的總體路線、大政方針的前提下，是為實現其路線方針服務的。所以，當中央的路線方針較符合實際、符合大多數人民願望的時候，群眾路線的提倡確實讓人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民主的氣氛，心情就比較舒暢，工作效率也比較高。所以我說過，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當沒有政治運動的時候，基層單位的人際關係比起資本主義的美國來要民主得多。但問題就出在國家的大政方針應該由誰來決定、如何決定，是由少數人決定、多數人服從呢？還是由全體人民來決定、並委託由人民挑選的公僕去執行？這正是民主主義、尤其是新民主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區別於封建專制主義的根本點。而正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傳統社會主義並沒有解決好。正因為如此，國家就得不到長治久安。政治不安定，經濟文化也不可能充分發展繁榮，還時時受到干擾、破壞。我個人認為，傳統社會主義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失誤，在思想路線上，從表面上看，是走向了與資產階級個人自由主義相反的另一個極端，即以集體主義淹滅廣大人民個人主體性的極端，結果是少數精英分子的主體性以集體代言人、乃至救世主的身份出現而無限膨脹，將自己的『有限理性』自覺不自覺地強加於人民的大多數，從而導致了事與願違的人為錯失。為什麼會如此呢？在我看來，這是因為，實際上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兩條思想路線來自同一個機械論的根子，即原子－鐵板論的社會觀。本人已有【自由主義與傳統社會主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文詳述，這兒不需再重複了。

2、陸先生是研究社會主義民主化進程方面的專家，請你談談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民主化進程？

答：『專家』算不上。只是留意和思考得較多而已。新中國的成立，標誌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在此之前，毛澤東主席對專制的批判和對民主的承諾（見之於【毛選】四卷）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這是革命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在執掌政權後，無論在黨內，還是在黨與人民的關係上，他並沒有能實現他的承諾，這不但是人民的悲劇，也是黨的悲劇，和他個人的悲劇。毛澤東主席及其戰友們，為中國人民立下的歷史性功勳是無人可以磨滅的，這兒無需多言。我們作為後來者，理智地分析他們的得失，不是要苛求於前人，而是為了繼續他們未竟的事業，實現他們來不及實現的初衷。

我個人以為，在民主問題上，毛主席之所以犯了錯誤，那是由於他老人家沒有擺正個人與人民、個人與黨、黨與人民的關係。我相信，他不是不贊成『人民主權』的理念。我也不否認人的見識才能有高下之分，甚至還可能有非常懸殊的差別。但我也相信，任何個人的智慧，乃至整個人類智慧的集合，總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正確，永遠正確。但毛主席他們卻要人民相信，一個人、一個政黨，一旦領導革命取得了成功，他、他們就贏得了永遠正確的證書，他、他們的思想和作為將永遠能夠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且容不得半點疑惑和異議。他們自己相信、也要人家相信『一時正確，則時時正確，永遠正確』。但這種信念是一種迷信，其害處已為歷史事實所證明。而這種迷信恰恰是與民主的理念背道而馳的。有這種迷信思想的人，他們不是把人民真正看成是永恆不斷地創造着歷史的主人，而實際上只將人民看成是必須聽從某個特別高明的偉人或精英團隊，才能得到解放和幸福。這樣的偉人或精英們的領導就代表着人民的主權。人民的主人翁精神、積極性、創造性只能圍着他們的思想和路線轉，來自民間的任何思想創新都不允許越出這個雷池半步。思想或路線的創新也是他們的專利。小老百姓是沒有思想創新的資格的，否則都是離經叛道，必須加以剿滅。所以他們所說的『民主』不是一種人人平等的政治秩序，而是以接受其『一旦正確，則永遠正確』的『集中』『指導』為前提的。『民主』選舉也好，民主的工作作風也好，都只是維護和實現這種『正確』的『集中』領導的手段。所以候選人必須由『上面』指定，而不是由選民提名，更不能由公民毛遂自薦。若有選民不把票投給『上面』指定的人，那就是不服從英明領導，就是大逆不道。『人民代表大會』名義上是最高權力機構，但必須接受另外一個真正最高的『一元化』領導，而不能在大政方針上表現出任何的不同意見。『政治協商』也不能對執政黨的路線方針提出質疑或異議。『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則是一種『陽謀』，一種『引蛇出洞』的策略。所有這些做法都是與人民主權的理念、與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精神背道而馳的。所以，憲法形同虛設，『人民主權』、『人民民主』停留於字面。

由於革命勝利前的『民主』諾言沒有得到兌現，革命勝利後憲法規定的人民主權沒有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得到落實，甚至連黨內民主也很不健全，因此當毛主席偏離了既定的政治路線，雖出於好心、但過早過急地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強行過渡時，無法得益於包括大多數黨員幹部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動性、使錯誤得到及時的阻止或糾正，以至讓其越演越烈，直到釀成文革十年動亂。

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固然可能包括有反官僚主義的動機，但主要的目的無疑是為了所謂『反修防修』，打倒『走資派』。反對官僚主義、反對真正的資本主義路線，這當然是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願望。在這一點上，毛主席是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問題是，當時的中國究竟應否容忍一定程度的、和多大程度的資本主義因素，應否立即全面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究竟應該採取何種形式，新民主主義或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究竟應該採取何種形式，等等，這些重大問題應該由誰、通過什麼方式來解答? 是由全國人民、包括全體勞動者、包括黨內外的廣大有識之士，共同協商、決定、實踐、摸索呢，還是由少數人、甚至一個人說了算，或者形式上是全民投票決定、而實際上仍是少數人起決定作用，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全體國人？這應是區別是否真的落實了人民主權、實現了人民民主的根本標誌。如果在基層的公有制企業和國家事業單位中、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真正自下而上地落實了人民主權，落實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如果占人口大多數的廣大勞動人民，包括代表他們利益的廣大知識精英，都真正有了話語權、決策和管理的參與權、公僕的任免權、監督權，那麼還用擔心、害怕少數人強行把國家推到不符合他們根本利益的資本主義道路上去嗎？還用擔心克服不了官僚主義嗎？可惜，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做得成功的，中國也不例外。在沒有落實人民民主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必然以混亂和破壞告終。

十年文革雖然實行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四大民主，但實際上仍然不是人民主權的真實展現，那是因為：一、文革的發動和部署，並不是在自下而上地廣泛集中了廣大人民的意見和意志的基礎上進行決策的，而是由發動者本人決定、策劃，並經由一幫極『左』分子自上而下地進行操縱、指揮的。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民主的精神和應有程序。二、沒有預先立下實行有效民主的法治規則，如擺事實、講道理，對任何人都不得造謠毀謗，不得進行人身攻擊，不得使用暴力，等等。雖然文件也規定了某些類似的條文，如『要文斗，不要武鬥』，但這個『斗』字就不符合民主的精神和應有方式。若是犯法者，則應該受審，但不應是挨斗；若僅僅是思想觀點上有分歧，更不應挨斗。不管是文斗還是武鬥，都是錯誤的。在以前的革命戰爭時期，敵我陣線分明，基本上一目了然，革命是通過對一個個沒有放下武器的敵對分子個人的鬥爭來實現的。把暴力革命的那套辦法搬到和平建設時期，用來解決路線和思想的是非問題，字面上說『要文』，實質上還是提倡『斗』；而且雖然文件中說『不要武鬥』，而人手一本、每天又反覆多遍高聲朗讀的『最高指示』則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還給紅衛兵改名為『要武』，實際上鼓勵那些未經世事的年輕人『無法無天』，衝動行事。這哪裡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呢？

所以，文革之錯不在於人民群眾運用『四大（民主）』的具體方式，不在於人民群眾對專制（違背民主原則）『領導』的『造反』（反抗）精神，而在於領導者的不民主作為，在於沒有及時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秩序。有看法、有意見，只要不無事生非、不罵人打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有什麼錯？！領導者壓制民主，動輒整人，作為主人的人民群眾用言論來表示反對，這樣的『造反』有什麼錯？！但文革結束以來的主流輿論恰恰正是這樣地『否定』文革的！因此，文革雖然早已結束了，但是人民主權、人民民主沒有在基層企業制度和國家的政治體制上得到落實的歷史沒有結束。於是，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內，一方面大批工人被趕『下崗』，大批農民被趕出土地，另一方面少數人藉機大發不義之財，過起奢華淫樂的生活來。毛主席曾經擔心併力求防止的景象固然出現了。歷史的教訓實在是太觸目驚心了！我們可以列舉出很多具體的教訓，但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最大失誤應該說是『人民主權』、『人民民主』沒有得到落實。人民民主得不到落實，人民對敵人的專政也就落空了，社會主義的前途也就岌岌可危。不可否認，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方面是有進步的。但是，比起經濟的發展、社會矛盾的加劇所提出的客觀要求來，政治民主化的步伐是顯得滯後了。這是需要全體國人無論為官為民共同努力的。

3、  你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國民主化需『高層民主』和『基層民主』並行。那麼在你看來，如何實現高層民主？又如何實現基層民主？兩者之間有什麼辨證關係？

答：民主政治作為一個統一的體系，本來是不分『高層』、『基層』的。所謂『高層』，實際上是指國家和地方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它們本應是從『基層』開始、自下而上地由全體國民通過民主程序推選、委派出來為全體國民服務、受全體國民監督、並對全體國民負責的。所以，『高層』和『基層』本來是分不開的。我之所以有時分開來說，那有兩個原因。一是我要強調基層企事業單位內部的經濟政治民主對於大社會民主的基礎性意義。關於這，現在不細說了。可參見我的【基層企業全員民主的合理性依據（前論綜合）】一文以及諸多相關的『前論』文章。

第二，考慮到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傳統悠久的大國，民主化的進程必然是一個較長的過程，各地區各單位、國家機關各層次的民主化改革進程必然是不平衡的，考慮到民主化改革需要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需要基層民眾和高層領導的兩個積極性，考慮到基層企事業單位民主化、與地方和國家大社會範圍內的民主化不可能互相等待，所以除了強調基層民主化的基礎性意義以外，針對目前領導『高層』對於國有企業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改革的總體態度尚不明朗、似乎阻力重重的現實國情，提出『高層民主』，意思是一、高層領導人本身首先要接受民主思想，二、在領導機構內部要帶頭實行思想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為全社會樹立榜樣，這樣才能領導和促進全社會從基層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進程，而不至老是處於被動的地位。

4、一份最新報告顯示，中國大陸150萬（0.4%）個家庭占有全國財富的70%，而在發達國家，一般情況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財富，中國已經成為財富最為高度集中的國家之一。何以形成此種局面？中國是不是將重蹈蘇聯覆轍？在你看來，如何避免官僚壟斷資本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民主在其中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答：正是由於上面所說的民主機制的缺乏，再加上理論界和決策層在所有制問題上缺乏對公私關係的辯證理解（參見本人【『公』與『私』的辯證法（前論綜合）】一文及相關『前論』諸文），財富高度集中的官僚壟斷資本才得以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迅速形成。要避免官僚壟斷資本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局面，我覺得關鍵在於作為社會主義經濟主幹的國有企業，尤其是那些壟斷性的大企業，要首先落實『全民』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於國有資產的所有權，落實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和主人翁地位，實現這些企業的民主管理及其對國家承擔的責任。國家的改革領導部門應成立專門班子，研究和推動這方面的改革，廣泛研究和篩選專家和民間提出的種種方案、建議，供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取捨，進而立法，並責成政府部門執行。唯有如此，才能保證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國家經濟、乃至國家政權，不至落入決心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手中，蘇聯的悲劇才不會在中國重演。能否做到這一點，就要看社會主義民主派和官僚資產階級反民主派在執政黨內外的實際力量對比，以及黨內外、官方民間社會主義民主力量的努力程度了。

5、最後，就您親身經歷，請談談中西知識分子生活現狀的不同？你怎麼定義知識分子及其在一國發展中的作用？知識分子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是不是缺席了？

答：抱歉得很，我在美國除了在大小公司打工謀生、日常接觸一些商業文員以外，很少有機會接觸真正的知識分子，工余時間基本上過的是閉門隱居的書齋生活，所以對這兒知識分子的了解不多。就生活現狀而言，我想在物質生活方面，西方知識分子在總體上肯定優於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精神生活方面，我想前者也要比後者在總體上瀟灑一些。不過就跨文化素養而言，熟悉中西兩方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比例恐怕要高於熟悉西中兩方文化的美國知識分子。一旦中國的思想大環境得到改善，中國知識分子在總體上可以在中西文化的融會方面、對於全人類的進步事業，作出比西方知識分子更大的貢獻。

關於知識分子在一國發展中的作用，我想應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兩方面來談。科技知識分子無疑在現代物質文明的發展中起着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但就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引導精神文明的演進方向而言，人文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更加重大的、非我莫屬的責任。自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分子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是沒有缺席，但在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引導方面，某些主流知識分子沒有起到好的作用，而大多數知識分子是缺席了。當然這不能完全責怪知識分子。不過就他們本身而言，除了道德勇氣之外，思想方法上的食洋不化，或者食其它教條不化，因此獨立思考、多方融會、勇於創新不夠，恐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謝謝價值中國網給我這樣一個直抒胸臆的機會。

延章 · 發表於 2010-8-4 21:13

文章比較長，說的也比較散，前面的總結很中肯，起碼，就政治集團與人民的關係，分析得與鄙人的看法是相同的，不過，其也提到暴力革命無法保證革命成功者是否順應人民的意願——也就是制度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作者沒有很好的解決，有點期待。
鄙人覺得，其實制度與暴力革命不是分開的，暴力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政治集團過於遠離人民意願的；另外，作者也提及立法與執法，不過，這些其實與傳統理論沒有關係，純屬西方民主理論——以法為核心。
還有一點，現在中國的學者，對西學的了解明顯要比國學要深要廣——因此，鄙人反而以為，民間學者，對國學了解比西學要深入者，或許比海龜們更能有所成就。

陸壽筠：以史為鑑，談中國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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