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熱』持續升溫，【於丹〖論語〗心得】和【易中天品三國】受追捧，有大學開設了『國學總裁班』，『中國式管理』自去年起也成爲中國企業管理界的熱門話題，甚至堪比前幾年的『傑克•韋爾奇熱』。中國的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也被中國的企業家當管理書籍來讀了。
但是，在這股國學熱和中國式管理熱里，也存在著許多盲從。上海本原企業諮詢研究所所長沈玉龍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就指出，將國學融入管理時切忌斷章取義。
以人爲主依理而變在沈玉龍教授看來，國學熱與其說是社會這個大寫的人的精神缺失，不如說是小寫的人的精神空虛，因此，熱的背後是精神尋根。國學本來就是中國的精神財富，而在中國崛起之際，對精神的追求也是必然之途，這正好是國學復興的機遇。今天，國人開始意識到中國文化本身具有的精神價值及其這種精神價值對我們的意義時，國學開始走紅也就不足爲奇了。
不過，沈教授說，我們眼下最爲關注的不應是國學該不該熱，而是國學該怎樣熱的問題。
沈玉龍教授介紹，將國學與企業管理結合，曾仕強是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仕強說，『中國式管理很簡單，就是你先把人做好，然後才能談管理。』他認爲，中國式管理的三大主軸是『以人爲主、因道結合、依理而變』。這三者的關鍵都是人，它們主張有人才有事，事在人爲，以理念來結合志同道合的人，合理地解決問題，而不是凡事『依法辦理』。美國式管理強調『我要—我成』，訂立目標，拿出成果；日本式管理則重視『同生—共榮』，合力追求團體的榮譽，不計較個人的榮辱；而中國式管理卻是『修己—安人』，以『怎麼樣都好』的心情，以自然的方式自得其樂地順勢行事。
崇尚彈性管理是中國式管理的第二個主要觀念。與西方的組織相比，中國人的組織大都是『很實際地寓人治於法治』，人治的色彩更濃厚一些，而人治往往會帶來彈性管理。曾仕強認爲中國式管理的彈性是由於不確定性和內外部環境的快速變化而產生的。
中國式管理貢獻的第三個主要管理觀念是『中庸』———合理。他認爲中庸之道應正名爲『合理主義』，這樣它的真正用意才更清晰。
別忘了管理首先是科學然而，對於中國企業是否應該將『中國式管理』取代現在的西方式管理，沈玉龍教授卻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爲，是不是存在西方管理與中國管理的區別，應該從三個方面予以解讀：
首先，管理是科學，科學是不分國界的，從科學角度看，確實不存在中國式管理與西方式管理的區別。
所謂管理是科學，指的是管理本身的內在規律性。尤其在生產、財務、質量、成本等企業管理的重要問題上，絕對應講求科學，這樣的科學不會因爲國界的不同而不同，中國企業在這方面與西方企業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差距，必須補課。因此，當談論中國式管理時，我們絕對不能拿『做人、中庸和彈性』取代管理的科學性，否則是十分危險的。
其次，管理從來是兩個層面的結合，即『硬管理』與『軟管理』的結合，所謂『硬管理』是指制度、流程、標準等；而所謂『軟管理』是指文化、思想、價值等。光有硬的一面是遠遠不夠的，這也是爲西方的企業發展歷史所證明了的；而空談軟管理，沒有制度、流程、標準等的保障，更是缺乏支撐的。
因此，談論中國式管理，千萬別忘了管理首先是科學這一點。
第三，先科學後人學的管理思路是中國企業必需的選擇。
有人說西方式管理在中國不靈驗，這其實不是西方管理本身的錯，而是沒有把MBA中國化的問題。西學有其科學性，但任何科學的實施，都必須把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而不是照搬。中國企業前幾年犯的毛病恰恰是把MBA當作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盲目崇拜，現在，並不是說西學錯了而必須找出區別於西方的管理理論。如果把中國式管理看作是MBA的替代，那樣的立足點本身就是錯誤的。
先學文化再談中國式管理沈玉龍說，他並不反對對國學與中國式管理的研究，而且持支持的態度，但問題的關鍵在於：
該如何推進國學與中國式管理的深入？
沈玉龍十分推崇海爾集團CEO張瑞敏，稱他是對中國文化和西方式管理都有心得的企業家。
張瑞敏廣采中國文化運用於管理，他說『【老子】幫助我樹立企業經營發展的大局觀，【論語】培育我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勇於進取、剛強有爲的浩然之氣，【孫子】幫助我形成具體的管理方法和競爭謀略』，因此，人們往往把張瑞敏當作是典型的中國式儒商，更有人稱之爲『商儒』。
然而，在推崇張瑞敏的同時，沈玉龍強調的是，在張瑞敏身上，傳統文化是一種內在的修養和氣質，而不是表面的功夫。他不僅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鍾，同時更是海納百川，他對日本松下文化、管理，對傑克•韋爾奇著作如饑似渴地學習，這表明他不是一個狹隘的國學論者和盲目的中國式管理者，而是廣泛兼容並蓄，有紮實的知識積累和文化修養。
因此，沈教授認爲當前的國學熱本身是一件好事，他只是擔心目前膚淺的理解和斷章取義式的學風。他說：對待管理的態度比管理本身更重要，面對任何的管理主張，如果只是停留在緊跟流行的層面是十分危險的。
著眼於推動中國企業的進步，針對當前的國學和中國式管理熱，沈玉龍教授認爲：
一是不要把西學和中國式管理對立起來，好像一講國學和中國式管理就認爲西方式管理沒有用，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必須承認：西方經過上百年的工業革命和企業發展的實踐，已經總結出適合企業發展不同階段的經營管理理論，這些理論對中國的企業具有非常大的指導意義。俗話說隔行如隔山，但隔山不隔理，在許多方面，企業經營的道理是相通的，不存在中國和西方的區別，只有如何根據中國企業的實際如何應用的問題。
二是先不談中國式管理，多學習中國文化。浮躁心態已使得許多人連中國文化的一本原著都沒讀通，就開始對國學與管理大發意見和觀點，皮毛之見多於真知灼見，十分危險。
面對龐大而豐富的中國文化寶藏，我們需耐得住性子，理論上說，傳統價值系統中的某些具體的價值觀念無疑應當也完全可以作爲構建中國式管理的價值要素，在重新詮釋的基礎上被繼承和弘揚，但問題是理論的認識固然可以簡單化，而現實的實踐卻無法簡單化。我們面臨一個將傳統的人文價值觀念從其價值系統中抽離之後，又該如何詮釋國學並與管理結合起來的問題，斷章取義和一知半解無助於國學和中國式管理的推行。
三是明確國學對於中國式管理的意義究竟在哪裡。
在沈玉龍看來，把國學和中國式管理定位正確，然後紮實做好研究，是眼下的關鍵。一是要做傳統文化的普及，首先是了解文化，無論是民族文化的弘揚還是個人修養，企業家和經理人得花時間學習傳統文化，做一個懂中國文化的企業家和經理人。二是化文化爲德行，中國文化比較強調做人，儒家的德行修養尤其對今人有啟發，當前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文化正成爲企業發展後的重大問題，如何打造具有中國特點並適合員工的文化是緊迫工作，同時，培養員工良好的職業素養、職業行爲和爲人之道是管理的深刻話題。三是化理論爲智慧，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是『轉識成智』，知識只有轉化爲智慧，才能起到作用，國學中豐富而深刻的智慧是企業發展的重要源泉，無視民族優秀的文化，盲目學習西方，是不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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