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數百臨床療效的治癌中草藥成假藥？讓制度還倪海清清白

五月份，在人民網登出一則令人憂心的新聞：浙江金華治癌假藥案追蹤  假藥，洗不掉的原罪。

據稱，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法院一審判決，倪海清因生產、銷售假藥罪一審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而詭異的背景是，在此之前，倪海清因患惡性腎癌晚期，被取保候審。經其服用自行研製的藥物一個多月；而法院『認定』其腎癌已轉為良性，符合收監條件，一審宣判當天，法院變更了對倪海清的強制措施，執行逮捕。

而整個案件的事件，乃是倪海清以民間中草藥秘方為依據，研製出治癌中成藥，並行醫成十年。雖該藥物前後『救治了數百晚期癌症病人』，卻未曾獲得國家藥監部門批准，沒有生產許可證及藥品管理部門批准文號。

這裏實則涉及醫藥療效、立法、執法、司法四個方面。該案件的關鍵點，其實是執法方面。無論是公安部門依法對倪海清採取行動，還是行政部門對藥物的批准，都是屬於依法執行的執法範疇。雖然公安部門對倪海清做出的拘留、取保候審、逮捕都是依法執行：是檢察院等監督部門經檢察後，提出訴訟，又經法院等司法部門的裁判之後，依據判決結果做出的行政行為，符合依法行政的程序。但是，面對一個具有長達十年之久的臨床療效的藥物，國家藥監部門卻未曾批准，則是行政部門的執法缺失，或者說，國家藥監部門本身就是一個違悖法治程序而設置的部門：監督、執法、司法、立法、決策五大部門，必須相互獨立，環環相扣；而國家藥監部門，作為一個監督部門，居然具有批准藥物（是否合法）的權力，實際上是監督與執法的複合體，必然導致監督的缺失或執法的缺失。

藥物批准的法治程序應該是：由藥物監督部門對藥物療效及其臨床經驗進行監管驗證，通過後，向法院等司法部門提出批准的提議，經司法部門的裁判，符合法律者，則向執法部門（如藥品管理部門）發出批准並發佈生產許可證及批准文號的判決，藥品管理部門遂作出依法發佈生產許可證及批准文號的行政行為。

當然，即使中國制度中具備此五大部門，並且其行政行為完全符合法治程序，亦難免本案件的發生。這就關涉到『政府態度』或者說『法律態度』了。

何謂法律態度？簡單的對比就可以容易地理解——對比中國政府與西方政府在面對中醫時就非常明了。西方政府在面對中醫時，其態度是反中醫的，最好的，也不過是『不支持』。因此，即使西方政府是嚴謹遵循依法治國，亦必然做出，在中國是合法藥物的中草藥，在西方國家卻違法的裁決。

在以西醫學主導的現代醫學上，對一種藥的療效進行權威的論證，需要提供一套完整的數據，也有很嚴格的程序。按此般程序，倪海清的藥要取得合法身份，須經研究、試驗、審核等多個程序。一個新藥的審批是一個漫長的而且耗資巨大的過程，從臨床前試驗到臨床試驗，從專家評審到管理部門審核批准，耗時長達5至10年，投入的財力物力則是天文數字——但這或許僅僅適合對西醫藥的審批，因為西醫藥並不是針對全身體，整個系統進行治療的藥物，而是頭痛醫頭，將人體分為耳眼嘴鼻舌牙等數百個科目，不同科目不同部位，採取獨立的藥物，根本不顧及藥物對其他人體部位的作用，因此往往會出現取長補短，抓襟見肘的副作用。而審核，除了驗證其療效，更重要的是，觀察其副作用的大小，對人體其他部位的影響。

中國政府，作為根植於華夏文化範圍中的政府，必須具備堅決支持中醫藥及華夏文化的態度，這是其作為合法政府存在的前提。

中醫藥學作為一個系統化醫學，經歷數千年的臨床驗證，及理論完善。其醫學診斷是對人體做出整體系統性的，而開出的中藥又是對整個人體作用的。最重要的是，中醫藥的研究、試驗等都不需要西藥領域的大堆醫療器械，而其審核，更是不需要觀察西藥所獨具的副作用。因此，中國政府應當與中醫藥學組織共同完善中醫藥的論證程序。

在本案件中，倪海清研製的中草藥，具有長達十年的有目共睹的療效，只需驗證其中醫學原理即可，如若符合醫學原理，政府則必須主動提供生產許可證及藥品管理部門批准文號。

這也有助於使得許多民間秘方獲得合法的身份，從而公開服務華夏兒女。無論如何，此案件是中醫藥，乃至華夏文化在華夏大地上生存困境的警鐘。華夏兒女有權力也有能力選擇一個端正了政府態度的法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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