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1800年的啞謎終被破解

凡是對中國的漢語漢字歷史有些了解的人們，都大致知道有一個漢字造字的六書之說。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這個說法最早出現在【周禮】的文獻中。到了東漢年間約公元100年，文字學家許慎編輯了世界上最早的漢字字典【說文】，正式提出了六書的造字理論。可惜的是，其中的五個概念都可以基本上望文生義，了解漢字產生的方式；唯獨『轉注』一項，不論是其定義，還是舉例，都語焉不詳，後人費盡揣測，仍無法周詳說通。到了清代中國的訓詁考據繁盛的時期，語言學家戴震、段玉裁才提出了『四體二用』的說法，認為六書並非都是造字之法，只有前面四者可以造字，後面的一種假借，只是借用已有的字音代表另一個意思，而轉注則僅僅是記錄漢語同義詞時的一種特殊方法。古代且不去說它，就是五四以來的百餘年裡，所有的漢語詞典和大學教科書都是這樣對轉注一詞含糊其辭，沒有例外。直到2022年3月出版的【現代漢字學】（楊潤陸著）依然如此。

約在20/21世紀之交，中國訓詁學副會長孫雍長教授用他大半生的精力和智慧破解了這個1800多年的啞謎，他的專著【轉注論】提出了對『轉注』的新的解釋。不僅理順了許慎【說文解字】中對『轉注』的說詞『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並做出詳解，而且解釋了從假借作為音符代字，再轉變為形聲新字的發展過程。

歷史上，漢字發展到商周時代，『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的假借字大量出現，隨之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這就是漢字原有的形體表義特徵對人們理解它們作為假借字代表的意義所帶來的干擾。因為，假借字的產生和使用，實質上是只考慮文字所代表的語音和詞的聯繫， 而對於字形表義特徵與詞的意義內容之間的聯繫，則已棄置不顧。而事實上，表意體系的文字一個重要的特質便是有利於目治。字形表義特徵對於習慣於目治的識讀者來說，其作用是第一性的。所以假借字但重字音而不顧字的形義關係這一偏向使人們感到新的困惑乃是必然的。當這種困惑越來越嚴重時，人們追求便於目治的書寫符號的心理趨勢必然又要回升。但是完全折回到繪形象物等已有的構型模式，是不能找到出路的。人們希望求得一條造字構型的新出路，一條既適應於大量構造新字的需要，又能在字形上體現出意義所指，能反映出不同語詞、不同意義之區別的出路。在已有的一些造字構形思維經驗與『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假借執法的相互啟迪之下，一條新的極有前途的出路終於被找到，這便是對大量的因假借而形成的一字多用式的字進行『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式的形體改造，也就是在原有的一些文字形體上加注『意符』來分化出大量新字的構形模式。（【轉注論】第190-191頁）

例如，辟字，原來只是一個字，後來同音假借用在迴避、開闢、偏僻、譬如、刀劈……等多處，當時只是借音沒有偏旁，後來覺得不方便，就給辟字搞一個『建類一首』的系列（字族），每個字都帶上了相應的偏旁，文字學上稱之為『加注意符』，也就是加注『義類』符號：避、辟、僻、譬、劈……就應運而生了。根據孫雍長的分析，歷史上絕大部分的形聲字主要不是靠一個聲旁一個形旁那樣拼合，而是從假借逐步走向加注意符，即轉注而形成的。

而另一種造字法形聲字，例如：皎、皙、皚等字，都是『以事為名』包含白的意思，『取譬相成』所造之字：讀音都是跟隨聲旁：交、析、豈（古音kai），它們的聲旁各不相同：jiao, xi, ai……相比之下，如果是白字假借的轉注系列，伯，百，柏，迫，怕，迫，珀，帕，拍……，在假借這個『白』字之後，為了區別原字，給他們加注了意符偏旁。但是它們的讀音都還是跟『白』字的古音相近或相同。孫雍長先生認為，轉注才是造成形聲字最重要的來源。正是因為漢字在假借階段，走上了轉注的道路，形成大量形聲字，最終導致『不轉彎』：漢字沒有向拼音文字的方向發展。

孫雍長的【轉注論】全面說明了他的探索過程。中國樸學歷來具有非常嚴謹的學術傳統，沒有充分的例字和論證，根本無法令讀者和學術界心悅誠服，俗稱『例不十，法不立』（沒有足夠的多的例字，不能算可靠的規則）。所以他的論述十分嚴謹小心，每一步都舉出甲骨文或金文，乃至篆隸的例字，步步為營，有一說一。同時他也實事求是地指出，東漢學者許慎在定義和舉例方面的疏漏和不足（例如著名的『考、老是也』）。他還告訴同行和讀者，他的轉注探索當然也是得到了前輩訓詁學者徐堦（920-974）、鄭珍（1806-1864）父子和現代語言學家黎錦熙（1890-1978）的啟發，這些前輩都曾接近了轉注的真實含義。而且黎錦熙還看到了漢字之所以未曾走向純音標或拼音化的道路，也是因為出現了轉注之法。我們知道，世界上還有其他的古典表意文字（古埃及文、蘇美爾文和腓尼基文），但是都經過假借階段，轉彎走向了拼音化；唯有漢字因為轉注（出現大量形聲字）而繼續發展為意音文字。

由於對轉注之法長期沒有比較合理的解釋，中國清代的文字學大師戴震和段玉裁等人提出了六書『四體二用』的說法，前面的四種屬於造字之法（象形、指事、會意和形聲），後二者則屬於用字之法（假借和轉注）。現代文字學學者唐蘭、陳夢家和裘錫圭據此先後提出了自己的三書和新三書。陳夢家在文革中自殺身亡，唐蘭也在文革後不久故去。幸運的是，孫雍長在修改【轉注論】的時候，懇請目前依然健在的裘錫圭教授審讀他的書稿。（稿中明確否定了四體二用之說，p165）。裘錫圭先生不僅審讀了書稿，而且從研究的原則，方法到字句、引文的校勘，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見（p9），（而不是否定孫雍長的立論，並展開學術反駁）。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孫雍長的立論和論證已經得到了前輩學者的認可。漢字的六書說從此有了合理的（歷時和共時的）完整解說。

一個延續爭議了千年以上問題，經過孫雍長先生幾乎大半生的鑽研探索，也因他的導師和學術界的前輩們的寬容和切磋，終於塵埃落定，有了科學合理的結論，應該說是漢字學史上的一件幸事。可惜的是，【轉注論】這本書是完完全全的一本漢字研究的學術著作，其中牽涉到很多古代的漢字，既有甲骨文和金文（靠作者手繪或特製的字符印刷），還有不少字例是繁體字。可是這本書的主體是用簡化字印刷的。有的字例，明明應該是繁體字，卻在論證中以簡化字呈現。例如第149頁說到：如示部，『齋』訓戒潔也，從示，齊省聲。……這裡的簡化字齋完全不能說明問題。從示，在簡化字齋裡面完全沒有示。這裡應該是繁體字齋，那個示字躲在它的肚子裡。再說，上下文也沒有相應的注釋。書中類似的字例還有多處。如果沒有簡繁對換的知識，一般讀者和外國友人就會發生疑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七條第（五）規定，出版、教學、研究中需要使用的情況，可以使用繁體字。 這是法律規定。可是再看北京官方出版的【現代漢字學】（楊潤陸著）第75頁：卻說：『對已經簡化了的繁體字要嚴格限制其使用範圍』。學術著作，尤其是涉及古代漢語漢字的著述，應該全文以繁體字排印出版。這裡的嚴格限制已經嚴格過頭了。簡化字從推行日起，就不具備替代文言繁體的職能和智能。這種不合理的現象說明教育和出版部門沒有負起應有的責任，甚至是故意阻撓繁體字的合理應用。這裡牽涉到的不是個別作者的用字問題，而是中國學術界和教育界的領導部門對文化古籍的態度問題。

幾乎跟所有的古典文字研究者一樣，孫雍長先生在分析古代先人造字的文化理據時，總是會涉及到文化人類學的問題。他在主要論文結束之後的附論中，談到了他對漢字的文化思考。他認識到：『我們民族所固有的、富有民族心智特徵的漢字，它的產生，它的使用，它的功能價值，無不與我們民族的語言、民族的思維方式息息相關。』他甚至斷言：『如果沒有人能首先改變我們民族的思維方式，並改變我們語言的結構要素，而想有朝一日廢除漢字，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轉注論】p242)

文化人類學是百年來以美國學界為主導的新型學科。它倡導文化相對主義，主張要尊重每一種不同的文化。不能僅從所謂發達國家的角度去認識其他民族的文化，而要從該文化本身的角度去認識這類文化。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和思維，顛覆了長期統治學術界的歐洲中心主義思想，以全新的態度審視亞非拉被壓迫民族的弱勢文化，保護和介紹這類文化，使之不致滅絕和消亡。人類文化及其表現形式是多樣的。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特性，也有它的生存權利。上世紀中葉美、加、澳等當局開始為過去的文化錯誤言行向原住民和少數民族道歉。200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保護文化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國際公約】，2007年中國人大簽署，成為在中國生效的法律。

從文化多樣性的概念出發，令人想起了中國漢語漢字的文化冤案。漢字不僅是漢語的記錄載體，而且其本身又是包含形音義的獨特文化，還是至今仍然存活在當代中國人案頭和手頭的現行語文。漢字傳承數千年，全然相異於所有的其他拼音文字，它的歷史、演進、變遷和構造、書法……無不都是文化多樣性應該保護的對象。可是在我們中國，大約一百多年來，由於長期缺乏文化自信，再加上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鐵壁合圍，對中國的的漢字展開了侮辱性的打擊。漢字的落後論，反動論，必以拼音取代論輪番作踐之餘，五十年代未經充分的討論和試點，就實行了漢字簡化，常用和次常用的約六千多漢字中的2273個被簡化。其中大部分砍掉了原有的理據性部首（合理性聲旁或形旁）；並造成了實際上的『一國兩字』，漢字本來作為兩岸統一最大的合理基礎，竟成了兩岸分歧的重要內容。更加出乎意料的是，當年簡化漢字的理由是漢字難寫。可是電腦中文編輯成功以後，漢字通過拼音或其它手段都變得簡單易學。漢字簡化得不償失，越來越成為中國知識界的新思維。漢字長期背負的冤案應予翻案。港台地區使用繁體字，掃盲卻比大陸更早。大陸使用簡化字，小學學制仍跟台灣一樣也是六年。千年以來兒童啟蒙階段中，包含部分繁體字（選擇性教學引入多種偏旁部首）實際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給兒童的熱身啟蒙，好比是小學數學中的心算口算，是日後代數幾何必不可少的心理基礎。學好了漢字基礎，再學電腦中文和手寫行書，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1949年以來，政治上國內崇奉的是馬列主義，漢字研究方面盛行的是廢除漢字論，在實行拼音化之前，先簡化漢字。宣傳這一套理論的專家之一就是已故的周有光先生。此公在百歲晚年之際，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大膽說出了旁人不敢說出的真話（【中國人權雙周刊】2017.1.24【與海外女作家周素子的談話】）： 『 馬克思的理論是錯誤的，馬克思的預言完全失敗了，馬克思已經沒有研究價值了。馬克思沒有看到資本主義，他寫資本論當然是胡說了。馬克思認為工業發展，工人越來越多，世界上全是工人，工人就統治世界了嘛。其實，像我們這種讀經濟出身的人一早就覺得馬克思是站不住的。 』。周先生真有趣，既然社會變更並不按照馬列『原始、奴隸、封建、資本和社會主義』五大階段發展，為什麼語言文字就要按照同是歐洲人設想的『表意、假借、拼音化』的規律進化呢？ （周有光著【字母的故事】援引的材料是1948版David. Diringers „History of the Alphabet『)，作者第令格爾David Diringer（1900-1975） 是猶太人，生於奧地利，入籍英國，東方學家和語言學家。從學術經歷來看，他根本沒研究過漢字，他的這類進化規律說，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他說的世界文字拼音化的道路，很難說是什麼金科玉律。

清末馬建忠翻譯編輯了【馬氏文通】（1900年上海出版），他發現古漢語也能如同拉丁語（印歐語言）一樣，依動名形副助等詞類在文句中擔任主謂賓狀補的角色；可是他的編譯只是說明漢語具有人類語言的共性，卻並沒有強調漢語漢字自身的特點，畢竟漢語漢字並沒有歐洲語文的詞形屈折變化，更是世界上碩果僅存的意音文字（方塊字）。上世紀末開始，中國的語文學者重新省悟中文的『字』並不與歐洲的『詞』完全對應，漢語的研究應該以字為本位。正如中國作家汪曾祺所說，『中國人的思維其實是以字為單位的』。字本位應該是漢語漢字研究全新的探索之路。孫雍長先生的【轉注論】打通了六書解釋的疑難，也應看作『字本位』前進路上全新的開拓。

當今的中文編輯和傳輸手段日益被科技設備（電腦和手機）方便化、無紙化，到底是文化精華的博大精深更重要呢，還是少認讀幾個筆畫更重要呢？簡化字已造成國人與古典文學的隔閡，拼音化則更使國人與古代文化徹底失聯。輸入漢字既可以馳騁網絡，穿越未來，又可以涉足古典文獻乃至隸篆甲骨，簡化漢字的功過得失到底如何呢？

質疑拼音化的問題也令我們想到，五四以來對於文言文的全盤否定是否也應該重新反思？孔子說：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文言與白話之間並無截然的界限。文言只要不是繁靡的駢驪和八股，原是漢語固有的精華。白話經過修辭形成文言，其實是民族語文美學追求的必然結果。在中國的國力逐漸恢復的時代，重新審視『廢除文言，廢除漢字和（非理性）簡化漢字』的主張，正在悄然興起。2018年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博士、畫家李春陽（女）出版了以她的博士論文為基礎的六十萬字巨著【白話文運動的危機】（國內三聯書店和香港城市大學分別出版簡繁體版）。她的言論詳實而敏銳地表達了關於中國語文現狀的新思維。每一位中國同胞，乃至中國文教主管部門都應當重新反思百年來對待漢語漢字的態度了。

（寄自德國）

作者 彭小明 現住德國 Siegburg 科隆附近。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在德國多年從事漢語漢字教學工作和華文報刊編輯工作。曾出版【漢字簡化得不償失】等專著。本郵件的附件內有一篇社會科學幻想小說，望亦予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