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與『詩教』

【詩經】在一代又一代學人的不斷詮釋中，逐漸形成為一部具有政治、道德、倫理，以及禮儀、音樂、文化綜合教育意義的經典著作，在塑造中華民族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詩】在周代社會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既是文化、禮儀的教科書，也是外交場合使用的交流工具，滲透於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因而，周人特別重視【詩】的教與學。周代的學校分國學和鄉學兩極，詩歌教育主要是結合禮樂教育進行的。當時的習禮、習舞、習樂等活動常常與詩歌教育結合在一起，【詩】的教與學的設置非常體系化：

    一、『詩教』按詩歌特點系統進行。【周禮·春官·大師】：『大師掌六律、六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是說樂官在教國子【詩】時，按照【詩】的分類特點和創作手法分科教學，特別注重從道德、禮儀和音樂上引導。

    二、『詩教』依年齡循序漸進。【禮記·內則】謂：『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國子十三歲開始學習音樂，誦讀【詩經】，練習【韶】舞，年齡稍長再學習【象舞】。經過幾年學習後，國子們『六藝』之事就能略備基礎，在二十歲時進入大學階段，據【禮記·學記】記載：『大學始教』要開始學習【小雅】，重點演習【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首詩歌，以明了為官之道和君臣一體。

    三、『詩教』與『樂教』緊密結合。據【周禮】所載，大司樂向國子傳授『樂德』『樂語』『樂舞』。其中『樂語』之教包括『興、道、諷、誦、言、語』，『諷』與『誦』是要求學生能背誦詩歌、創作詩歌，以詩言志、以詩諷諫。【墨子·公孟】所說的『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描述的正是以多種方式學習【詩經】，以及在各類典禮場合中使用【詩經】的景象。

    四、『詩教』還被廣泛應用於現實生活。當時社會祭祀、宴飲、舉行射禮等場合都要歌【詩】。歌【詩】並配以禮、樂、舞蹈，是為了培養受教育者『動輒以禮』的意識，形成對個人品德、言語、行動的自我約束。如在【儀禮】鄉飲酒禮儀式中，就伴隨着【詩】樂的吟唱和演奏，整個活動就像一場規模宏大的禮樂演出。人們通過觀看、體驗鄉飲酒禮歌【詩】的每一個藝術化環節，受到禮樂薰陶，並要通過一鄉一地的努力，使得普天之下都在禮樂的影響中。

【詩】與禮、樂結合，藉助藝術形式的詮釋，就成了禮儀教化的理想載體，旨在培養出美善合一的理想人格。『詩教』也因此逐漸成為社會倫理道德和文化建設的重要部分。

【詩經】文本結集後，不同時期的學者，從各自不同立場出發，對【詩經】進行了功用各異的闡釋。聖人孔子就特別重視『詩教』，【論語】和【禮記】中就多次記述孔子與其弟子談【詩】，或稱引【詩】中詞句。那麼，孔子教【詩】的目的是什麼，要使學生達到什麼樣的思想境界呢？【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孔子對『詩教』的重視，是基於其對詩歌本身所具有的社會功用的理解和詮釋，即運用『溫柔敦厚』對社會進行禮儀方面的薰陶、規範。

孔子在教導自己的兒子孔鯉時就曾說過：『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強調的正是通過學習【詩經】獲取語言能力的重要性。孔子更將『詩教』與人格修養之間的關係提煉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認為君子人格的修養是從【詩】開始，以禮為依據，由音樂來完成的。詩、禮、樂在此渾然一體，凝練成厚重典雅而不失翩翩風度的君子人格。在孔子眼裡，『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對此，蔣伯潛就認為：『誦【詩】授政，期其能達。蓋【詩】之抒情美刺，可藉以練達人情，洞明治理，然後可以「專對」期。且謂「不學【詩】無以言」者，其故可深長思矣。』（蔣伯潛【十三經概論】）

通過孔子的詮釋，【詩經】不僅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讀之書，也是人們『洞明治理』的必備教科書。其中的『洞明治理』，既包含了參照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內涵，又包含了用之以關照現實社會的厚重責任感。同時，孔子所言『達』於【詩】的目的，在於『使於四方』之時，用於『專對』。

賦詩言志是春秋外交享宴中的重要禮節，這在【左傳】中有很多記載。如晉公子重耳在秦，穆公享之，【左傳】載：『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六月】之詩乃是讚美尹吉甫佐周宣王伐獫狁、匡王室之詩。賦【詩】者依據自己的理解，或全面、或借用、或詭用於各種外交和禮儀場合，【詩經】文本轉而又成了國家外事交往中屢試不爽的寶典。

由於孔子弟子眾多，加之孔子『聖人』的特殊地位，他對【詩】所持的態度和評價，遂被弟子以及儒家後學傳揚開去，【詩】也就成為儒家研習的重要典籍。【孟子】一書中引【詩】為說共計36次，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詩學主張。【荀子】一書引【詩】論【詩】80餘處，更注重詩書的學習與聖人之教的關係。荀子曾經在戰國時期著名的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最為老師』（【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十分重視傳統經典教育，把【詩】與【書】【禮】【樂】【春秋】作為主要的教學內容。荀子晚年曾在楚國蘭陵傳經，對【詩經】流傳作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說，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對【詩三百】『由詩向經』的歷史演化，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作用。

漢武帝后，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尤其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係，詩被視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大序】）的工具。【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常常直接引用【詩經】中的詩句，作為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有些詩章更構成了其敘事的有機組成部分。如司馬遷在【史記】中就體現出了寓評價於引【詩】之中的這一特色。他在記述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過程中，往往適時地徵引【詩經】中的某些詩章來表明自己的看法，這些被徵引的詩章，既作為了記述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又流露出了他自己的褒貶傾向。【魯周公世家】中在記述周公輔佐成王，東征管、蔡的歷史過程時，就引用了【詩經】中的【鴟鴞】，不僅寫出了周公在被流言惡意中傷以及被成王誤解的情況下，仍然忍辱負重、忠於王室的寬廣胸襟，同時表明了司馬遷本人對周公在武王病逝、成王年幼的情況之下，獨力支撐周王朝、維護新生政權這一歷史行為的充分肯定。於是，【詩經】文本成了歷代史家認識歷史、觀照社會現實的理論依據。

通過先秦至漢代儒家的系統闡釋，【詩經】的禮樂教化功能得到了空前提升，成為國家文化經典文本，為中華民族『溫柔敦厚』、詩禮相承的民族特色構建，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