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诗教』

〖诗经〗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不断诠释中，逐渐形成为一部具有政治、道德、伦理，以及礼仪、音乐、文化综合教育意义的经典著作，在塑造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诗〗在周代社会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既是文化、礼仪的教科书，也是外交场合使用的交流工具，渗透于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周人特别重视〖诗〗的教与学。周代的学校分国学和乡学两极，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舞、习乐等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诗〗的教与学的设置非常体系化：

    一、『诗教』按诗歌特点系统进行。〖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是说乐官在教国子〖诗〗时，按照〖诗〗的分类特点和创作手法分科教学，特别注重从道德、礼仪和音乐上引导。

    二、『诗教』依年龄循序渐进。〖礼记·内则〗谓：『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国子十三岁开始学习音乐，诵读〖诗经〗，练习〖韶〗舞，年龄稍长再学习〖象舞〗。经过几年学习后，国子们『六艺』之事就能略备基础，在二十岁时进入大学阶段，据〖礼记·学记〗记载：『大学始教』要开始学习〖小雅〗，重点演习〖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以明了为官之道和君臣一体。

    三、『诗教』与『乐教』紧密结合。据〖周礼〗所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是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以诗言志、以诗讽谏。〖墨子·公孟〗所说的『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描述的正是以多种方式学习〖诗经〗，以及在各类典礼场合中使用〖诗经〗的景象。

    四、『诗教』还被广泛应用于现实生活。当时社会祭祀、宴饮、举行射礼等场合都要歌〖诗〗。歌〖诗〗并配以礼、乐、舞蹈，是为了培养受教育者『动辄以礼』的意识，形成对个人品德、言语、行动的自我约束。如在〖仪礼〗乡饮酒礼仪式中，就伴随着〖诗〗乐的吟唱和演奏，整个活动就像一场规模宏大的礼乐演出。人们通过观看、体验乡饮酒礼歌〖诗〗的每一个艺术化环节，受到礼乐熏陶，并要通过一乡一地的努力，使得普天之下都在礼乐的影响中。

〖诗〗与礼、乐结合，借助艺术形式的诠释，就成了礼仪教化的理想载体，旨在培养出美善合一的理想人格。『诗教』也因此逐渐成为社会伦理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诗经〗文本结集后，不同时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立场出发，对〖诗经〗进行了功用各异的阐释。圣人孔子就特别重视『诗教』，〖论语〗和〖礼记〗中就多次记述孔子与其弟子谈〖诗〗，或称引〖诗〗中词句。那么，孔子教〖诗〗的目的是什么，要使学生达到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呢？〖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对『诗教』的重视，是基于其对诗歌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功用的理解和诠释，即运用『温柔敦厚』对社会进行礼仪方面的熏陶、规范。

孔子在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时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强调的正是通过学习〖诗经〗获取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孔子更将『诗教』与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提炼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君子人格的修养是从〖诗〗开始，以礼为依据，由音乐来完成的。诗、礼、乐在此浑然一体，凝练成厚重典雅而不失翩翩风度的君子人格。在孔子眼里，『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对此，蒋伯潜就认为：『诵〖诗〗授政，期其能达。盖〖诗〗之抒情美刺，可藉以练达人情，洞明治理，然后可以「专对」期。且谓「不学〖诗〗无以言」者，其故可深长思矣。』（蒋伯潜〖十三经概论〗）

通过孔子的诠释，〖诗经〗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读之书，也是人们『洞明治理』的必备教科书。其中的『洞明治理』，既包含了参照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内涵，又包含了用之以关照现实社会的厚重责任感。同时，孔子所言『达』于〖诗〗的目的，在于『使于四方』之时，用于『专对』。

赋诗言志是春秋外交享宴中的重要礼节，这在〖左传〗中有很多记载。如晋公子重耳在秦，穆公享之，〖左传〗载：『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六月〗之诗乃是赞美尹吉甫佐周宣王伐猃狁、匡王室之诗。赋〖诗〗者依据自己的理解，或全面、或借用、或诡用于各种外交和礼仪场合，〖诗经〗文本转而又成了国家外事交往中屡试不爽的宝典。

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加之孔子『圣人』的特殊地位，他对〖诗〗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遂被弟子以及儒家后学传扬开去，〖诗〗也就成为儒家研习的重要典籍。〖孟子〗一书中引〖诗〗为说共计36次，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诗学主张。〖荀子〗一书引〖诗〗论〖诗〗80余处，更注重诗书的学习与圣人之教的关系。荀子曾经在战国时期著名的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十分重视传统经典教育，把〖诗〗与〖书〗〖礼〗〖乐〗〖春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荀子晚年曾在楚国兰陵传经，对〖诗经〗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三百〗『由诗向经』的历史演化，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汉武帝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大序〗）的工具。〖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常常直接引用〖诗经〗中的诗句，作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些诗章更构成了其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体现出了寓评价于引〖诗〗之中的这一特色。他在记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往往适时地征引〖诗经〗中的某些诗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些被征引的诗章，既作为了记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流露出了他自己的褒贬倾向。〖鲁周公世家〗中在记述周公辅佐成王，东征管、蔡的历史过程时，就引用了〖诗经〗中的〖鸱鸮〗，不仅写出了周公在被流言恶意中伤以及被成王误解的情况下，仍然忍辱负重、忠于王室的宽广胸襟，同时表明了司马迁本人对周公在武王病逝、成王年幼的情况之下，独力支撑周王朝、维护新生政权这一历史行为的充分肯定。于是，〖诗经〗文本成了历代史家认识历史、观照社会现实的理论依据。

通过先秦至汉代儒家的系统阐释，〖诗经〗的礼乐教化功能得到了空前提升，成为国家文化经典文本，为中华民族『温柔敦厚』、诗礼相承的民族特色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