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中的【詩】

顧頡剛先生在【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中論到『周代人的用詩』，將它們分為四種：『一是典禮，二是諷諫，三是賦詩，四是言語。』又說：『詩用在典禮與諷諫上，是它本身固有的應用；用在賦詩與言語上，是引申出來的應用。』（【古史辨·三】）可見，前二者是【詩】本身所體現出來的作用，後二者則是時人對【詩】的運用。我們這裏所指的是後二者，這種情況在春秋時期的文獻中多有出現，而於【左傳】中尤為集中。研究這個問題，可以見出春秋的政治生態、【左傳】的表達藝術，以及【詩】的經典意義。

一

從【左傳】對『春秋時事』的記述中可見，時人或進行激勵，或看待他人，或議論事件，特別是作者評判人與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時，常常引詩為證，把【詩】作為典範、依據、準則與證明。宣公十一年，晉國的郤成子向周邊眾狄希求結盟，眾狄紛紛響應，晉諸大夫想要召集眾狄在晉地盟會，郤成子沒有同意，他說：『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於是當年秋天，盟會在狄欑函舉行。引詩出自【詩經·周頌·賚】篇，以文王之勤政作為榜樣，勉勵眾人。昭公二年，魯國的叔弓到晉國訪問，晉君派人到郊外迎接並安排到賓館，叔弓一再謙讓，強調『寡君使弓來繼舊好』，晉國叔向十分讚賞，稱他『知禮』，並說：『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引詩出自【大雅·民勞】，原為對執政者的告誡，這裏用為對叔弓的讚美。昭公七年，晉國的韓宣子出使楚國，楚國沒有派人郊迎。楚公子棄疾出使晉國，晉侯也不打算派人郊迎。叔向說：『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於是晉侯派人郊迎。引詩見【小雅·角弓】，原詩為勸告周王不要疏遠兄弟而親近小人，這裏叔向用以提醒晉君為人行事將為民眾之典則，所以應該尊禮為善。可見，【傳】中人物常常以詩論人，以詩釋事，【詩】儼然成為修身立德的典範和行事為政的公理。

『君子曰』是【左傳】作者評價人事、表明態度的直接告白，書中還以『君子謂』『君子以』『君子是以』之語表達同樣的意思。據統計，【左傳】以上述語言直接表達觀點者共88處，而用詩者竟達38處，涉及45篇次！【左傳】用詩首例便是隱公元年作者對潁考叔的評價：『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君子曰』的插入，不僅不讓人感到突兀，反而以其簡潔明快起到了點化的作用；而【詩】的引用不僅使評價有了縱橫歷史的高度，也突出了【詩】的典範意義。

二

【漢書·藝文志】說：『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稱詩喻志，即賦詩言志，既可以臧否人物，還能夠觀國家興亡，可見意義重大。昭公十六年，晉卿韓起訪問鄭國，訪問結束，鄭國的子齹、子產、子大叔、子游、子旗、子柳等六卿為他餞行。席間，韓起請六卿賦詩，並明言『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各以詩表達了對韓起的讚美、對鄭君的感恩、對未來的期許，所賦詩又均在【鄭風】，因而韓起聽後讚賞道：『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賦詩的原則是『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賦詩者不僅要賦詩成誦，還要連類所及，合於場景；而聽詩者不僅要理解對方賦詩之意，而且能夠以詩作答，表明己意。襄公十九年，魯國的季武子到晉國拜謝晉為魯出師，晉侯設宴招待他。范宣子代表晉君賦了一首【黍苗】，這首詩見於【詩經·小雅】，是一首讚美召穆公經營謝地的詩，顯然意在藉此稱讚魯君，當然也有點老大自居的意思。所以季武子聽後馬上起身，拜謝道：『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首先以小國安定來自大國庇護的認識，表明感謝之情；又以詩中『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之句做比，表明謝意之強烈；同時對詩意加以引申，表明對時常得到晉國庇護的期待。最後，季武子又賦了一首【六月】，詩在【小雅】中，為歌頌周宣王派遣尹吉甫討伐獫狁獲得勝利之作，季武子以此既是讚美，也是希望。

在【左傳】的記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詩】常常成為化解矛盾、提出要求最恰當的遮蔽和最堂皇的理由。襄公二十六年，衛國侵佔戚國東部邊邑，殺掉晉國戍卒300餘人。於是晉與魯、宋、曹等國在澶淵會盟，並討伐衛國。衛獻公被迫到晉國並試圖參加會盟，卻被盛怒中的晉人抓了起來。當年七月，齊景公和鄭簡公相約到晉國為衛獻公求情，晉平公設宴招待他們。席間，晉平公賦【嘉樂】（今【大雅·假樂】），詩中有『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之句，既讚美兩國國君，也對他們的到來表示歡迎。國景子代表齊君賦【蓼蕭】，詩中有『蓼彼蕭兮，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之句，既表達見到晉君的歡喜和感謝，又向晉君提出以兄弟之義看待各位諸侯的希望。子展代表鄭簡公賦【緇衣】，詩中有『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之句，意思是說，我們這次來到貴國的朝廷，回去的時候希望能夠得到君主美好的賜予。可見，三人的賦詩都表達了情感，後二人也傳達了訴求。

在這裏，詩是對思想的一種修飾，也是對語言的一種美化。它使得思想的表達極為委婉，極為詩意，使得語言的風格極為婉致，極為典雅，可稱『筆舌妙品』（錢鍾書語）。所以春秋時期的諸侯卿大夫都是從小就開始學【詩】，無論是攝職從政的男子，還是待字閨中的女子，也無論是中原各國，還是異族蠻夷，都必須爛熟於【詩】，做到隨時稱引。在當時，不能賦詩或聽不懂別人賦詩含義的人是被人所鄙視的。在諸侯爭霸、戰亂頻仍的春秋時代，賦詩言志為血腥的政治鬥爭蒙上了一層文質彬彬的溫柔色彩，的確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觀！

三

在【左傳】的用詩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中常常間雜着一些引者的解釋，應該說這些解釋大多是斷章取義的，有許多是牽強附會的，不合於原詩的意義。但是其中反映出了一種傾向性，從這裏我們可以窺見時人對詩的一些認識。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這是最早的關於詩的評論。宣公十五年，羊舌職稱【大雅·文王】中的『陳錫哉周』是說周文王能施『明德』；成公四年，季文子評價晉景公時引詩『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周頌·敬之】），強調『敬』的重要；襄公七年，韓無忌引詩『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召南·行露】）並解釋道：『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昭公元年，趙文子引【大雅·抑】『不僣不賊，鮮不為則』後，解釋說這是『信也』！在解釋【詩】的背景時，用詩者也常常立足於道德的層面。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前，申叔時評論楚軍時引【周頌·思文】『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之句，突出『德正』『時順』方可『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小雅·常棣】本是宴享兄弟時讚美兄弟情誼的詩，而在富辰的眼裏卻是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的警誡之作（【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襄公二十九年記載的『季札觀樂』是難得的一份學術史資料，季札論周樂時秉持着『美』與『善』的雙重標準，『美』主要讚美其藝術形式，『善』主要評價其道德內容，其中已經蘊含着孔子『盡善盡美』的文藝觀念。僖公二十七年，趙衰推薦郤縠為城濮之戰晉軍元帥時，說他『說（悅）禮樂而敦【詩】【書】』，並說：『【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在『君子曰』的評論之語中，更是較多而集中地使用了『昭忠信』『不信之謂也』『求善』『敬主之謂也』等話語，涵蓋了忠、信、仁、善、敬、禮等許多觀念，以德義釋詩。以德義論詩，既體現了時人對【詩】評價的着眼點，從而奠定了儒家論詩的基調，也蘊含着以詩為教的思想，是儒家『溫柔敦厚』詩教精神的倡導者和先行者。

【左傳】用詩雖然多『斷章』而『余取所求焉』，但由此可見【詩】在春秋已經具有的高度的經典意義，以及在上層貴族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是表達內心情感和思想態度的溫婉手段，是衡量道德修養和政治情懷的共識標準，是評價人事得失和政治成敗的鮮明法則。不僅如此，引詩為證，還直接影響了漢代韓詩說的形成；賦詩言志，後來逐漸演化成為文人雅集賦詩唱和的文化盛景；論詩重德，奠定了儒家討論詩樂的價值標準。【左傳】的記事強化了【詩】的經典意義，推動了【詩】的經典化過程。

（作者：張慶利，系遼寧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