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評析·除了『背影』,他還定義了中文系

作為作家、學者的朱自清已經被談論很多，其業績已經載入文學史和學術史。但朱自清先生作為中文學科構建者和探索者的工作，似乎還有待總結、整理和研討。在紀念朱自清先生誕辰120周年之際，筆者謹藉此機會，就此話題發表一點個人的感想。

筆者是1994年夏季來清華工作的，那時中文系在文南樓，全系教師聚會的會議室牆壁上，掛着國學院四大導師和中文系教授朱自清、聞一多的畫像。六位先生的神情各異，如同他們各不相同的人生閱歷與學術風格。朱自清先生畫像給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目光，溫潤、嚴肅而略帶憂傷。後來中文系的辦公地點遷移到新齋，六位先生的畫像也轉到了新齋。在筆者的感覺裏，朱自清先生一直以溫潤而嚴肅的目光，關注着清華中文後來的同人，關注着復建後的清華中文學科的建設和發展。

1925年8月，朱先生應聘到清華任教授，正當清華學校開辦大學部和研究院。這不僅僅是一個學校辦學規模的擴大，而是中國現代大學教育史上一個標誌性事件。梁啓超先生將之稱為『清華第二期事業』，認為此期事業的開啟，恰好發生於現代中國『學問界』應該也可能進入於『獨立』的時期。梁先生所說的『學問獨立』，指的是自立於世界學術的有創造性的『自立』，他說：『凡一獨立國家，其學問皆有獨立之可能與必要』，而『所謂必要者，不僅從國家主義着想為一國之利害關係及名譽計』，還因為『乙國人所能發明者，未必為甲國人之所能；乙國人若怠棄其義務，便是全人類知識線一大損失。』在這樣的意義上，梁先生強調：追求學問的獨立發明，是清華人應該自覺肩負起來的『重要的使命』。

朱自清先生是『清華第二期事業』的參與者，而他在中文學科構建方面的作用凸顯，則開始於1928年8月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楊振聲先生作為中國文學系的首任系主任主持工作之後。1948年朱自清先生去世不久，楊先生曾回憶他們當年共事的情景說：『系中一切計劃，朱先生和我商量規定者多。那時清華國文系與其他大學最不同的一點，是我們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融匯。』查1929年楊、朱兩位先生商議擬定的【中國文學系的目的與課程的組織】，可知這確實是貫穿到中文系課程設置的理念。換言之，20世紀80年代清華中文學科復建後提起的『古今貫通、中西融匯』的辦學理想，其實是延續了半個世紀以前的先輩們規劃的藍圖。而更值得提及的是，朱、楊兩位先生在最初的藍圖上還明確規定了中文學科的目的：『這就是「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學」』。

毋庸諱言，所謂古今中外的融會貫通，所謂我們這個時代新文學的創造，作為高懸的理念確實是很『高大上』的，但如何落實到一個系科的課程設置，能否體現在一個學術群體的具體研究活動中，卻不是容易的事情。至於古今中外不同譜系、脈絡上的知識和思想，怎樣交叉組合，能否融洽匯通，則更是一個有待探索的問題。1932年11月，清華中文系教授會通過【改定必修選修科目案】，一般認為是對楊振聲、朱自清方案的修正，有學者甚至認為清華中文系由此回歸到了一般大學國文系的『通常』狀態，『創造新文學的宗旨已不再提起』。但作為歷史的當事人，楊振聲的感受似乎並不如此。在他寫於1948年回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裏說：『民國十九年秋季，我離開了清華，朱自清先生繼任系主任。課程雖有損益，但我們商定的中國文學的新方向始終未變。』

20世紀30年代清華中文系辦學理念的變與不變，也許需要更縝密的學術史考察，而一個可以確認的事實是，自1932年之後，朱自清先生仍然在不斷地思索中文學科的建構問題，直到1947年，他還支撐着病體，整理聞一多先生的遺作【調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二系機構芻議】，並撰文支持聞一多先生這份關於組建包括中文外文在內的新型文學系的構想。楊振聲曾慨嘆聞、朱兩先生提出的方案，因為他們的相繼去世而成了無人推行的遺願，其言痛切感人。當然，兩位先生所提方案是否適合施行，本來也不無可商。比起他們所提的方案，也許他們立足本國文學的創造，着眼人類知識的發展，不斷反思既有學科體系、邊界和內涵的精神，更值得珍視。

在今天，高校學科建設明顯傾斜到論文數量統計和名次排比的時候，回望朱自清先生等學術先輩的真誠努力，也許會促使我們認真想一想，什麼才是學科建設的真問題。

（作者：王中忱，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