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說家說:傳說時代的古史並非不可證明

以考古學文化上的重大變遷來證實傳說中的重要戰爭或遷徙事件，由此確立若干基點，並進而探索其它細節，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時代中國古史的基本脈絡。

傳說時代，是缺乏當時的文獻記載，但在之後的文獻或傳說中有所涉及的遠古時代。徐旭生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提出，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截止在晚商以前，晚商時期因爲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已經進入歷史時期。因此，早商、夏以及更早的五帝時代，都應當屬於傳說時代的範疇。

甲骨文不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文字，晚商也不可能是中國有文獻記載的開始。早商晚期的鄭州小雙橋遺址陶器上的朱書文字，已經和甲骨文別無二致，襄汾陶寺遺址龍山後期陶器上的朱書文字，也和甲骨文基本類似，說明甲骨文之前肯定已經有了較爲成熟的文字。傳說時代的事跡，或許有的是從遠古口耳相傳下來，到西周以後才被陸續加以記錄，但也不排除更多是由遠古文本傳承譯寫而來，在傳說譯寫的過程中難免錯漏虛誇或神話化。去偽存真，自然是研究者應該做的，但我們應當對古代文獻有足夠的敬畏和同情之心，沒有十足把握，不要輕易言偽，更不能因爲傳說中有神話色彩，就輕易將其歸之爲神話。傳說時代能否被證實？傳說真假參半，錯綜複雜，僅依靠後世的文獻記載實際上很難證實。其實在【古史辨】第一冊中，李玄伯就明確指出：『要想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顧頡剛也認爲，地下出土的古物所透露出的古代文化的真相，可以用來建設新古史，也可以破壞舊古史。

那麼考古學就真的能夠一定程度上證實傳說時代的古史嗎？方法又是什麼？應當說，考古學是解決傳說時代古史的最根本手段。如果傳說時代的那些部族集團真實存在過，就肯定會留下物質遺存，考古資料長埋於地，沒有人爲篡改增刪的可能，其客觀真實性毋庸置疑，是傳說史料最可靠的參照系。經過一個世紀艱苦的探索，這個參照系的內在邏輯秩序已經逐漸被破解釋讀，以陶器爲中心的中國史前和原史考古學文化譜系基本建立，古史和考古對證研究的條件基本成熟。

回顧早商和夏文化的探索歷程，以鄒衡爲代表的學者們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由已知推未知，由已知的晚商文化，上推至早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商文化。這些討論的前提，就是考古學文化一定程度上能夠與特定族屬對應，或者與以某主體族爲核心建立的部族集團或早期國家對應。從甲骨文和傳世文獻記載中晚商王朝的王畿、四土、邊疆方國，與殷墟文化中心區、亞文化區和影響區範圍的基本對應，可知這一前提基本成立。但問題是，在傳說時代，特定族屬的時空範圍難以確切界定，又如何與特定的考古學文化對應？

有一種方法有可能一定程度上破解這個難題，這就是考古學文化巨變和部族戰爭對證研究的方法。激烈的部族間的戰爭，有可能會造成文化面貌上的巨變現象，這是特別容易引起注意和易於辨別的。以考古學文化上的重大變遷來證實傳說中的重要戰爭或遷徙事件，由此確立若干基點，並進而探索其它細節，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時代中國古史的基本脈絡。

以禹征三苗、稷放丹朱兩個事件的考古學對證爲例。

『禹征三苗』事件見於【墨子·非攻下】【古本竹書紀年】等。禹作爲夏朝的實際創建者，居地當在豫中西部，而三苗一般認爲在以江漢平原爲核心的湖北大部地區。在大約公元前2100年之前的龍山前期，河南中西部的王灣三期文化地域狹小，而以江漢平原爲核心的石家河文化的範圍幾乎十倍於王灣三期文化。但到公元前2100年前後，王灣三期文化在短時間內大規模南下，造成方圓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的覆亡，這樣的劇烈變化，絕不可能是一般性的文化交流、貿易等可以解釋，我認爲只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中原和江漢之間大規模的激烈戰爭所致，可能正好對應『禹征三苗』事件。

『稷放丹朱』事件見於【古本竹書紀年】等。后稷即傳說中周人的始祖。后稷與其母有邰氏姜嫄的居地，舊說以爲在涇、渭水一帶，獨錢穆認爲在晉西南地區。丹朱傳說中爲堯子，其始居地應該就在堯都。堯都有多種說法，最著名的就是『堯都平陽』，平陽或在晉南臨汾。公元前2100年之前，臨汾盆地分布著陶寺文化，陶寺古城面積近300萬平方米，在石峁石城出現之前，曾經是中原北方地區龍山時代最大規模的中心聚落。但到公元前2100年以後的龍山後期，陶寺文化的繁榮戛然而止，原本有斝無鬲的臨汾盆地出現大量雙鋬陶鬲，我曾經認爲這與老虎山文化的強力南下有關，說明北方和晉西南之間發生了衝突戰爭，可能對應『稷放丹朱』。

王灣三期文化對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對陶寺文化的大規模代替，只能是激烈戰爭行爲的後果，分別和傳說中的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事件對應，這就建立了古史和考古學對證的堅實基點。由於傳說時代文字的缺乏，對傳說時代古史的『證實』還只能是相對的，即使文獻記載和考古證據有很好吻合，所得『結論』也只是推論。五帝時代的探索如此，夏文化的探索也是如此。

傳說時代古史期，恰是文明初創期，那些古代傳說蘊含著先人們的珍貴記憶，那些考古遺存凝固了先輩們的智慧和汗水，對中國古史傳說時代的重視和研究，是學術界應有的追求和責任。

（作者爲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