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本質是什麼?是『責任』

『仁』『和』『中庸』……儒家思想的本質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一向不缺答案。但無論『仁』『和』還是『中庸』，都僅僅部分地反應了儒家的思想觀念；綜合起來，只有『責任』，才是儒家思想內核的內核，儘管孔孟等人並未作此概括。以『責任意識』爲根本指針的儒家思想，拒絕道家那種『高大上』式的玄遠，拒絕墨家『草根』式的瑣屑，拒絕法家『獄吏』式的苛細，人性化地滿足了社會對理論的需要，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顯著的特徵。

儒家對『人』（而不是『神』）有著極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兩千年後，英國人文主義作家莎士比亞稱人爲『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這種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觀點，決定了儒家的『人生』設計十分嚴肅——至少要對得起『人』在天地間的這種地位。

然而人性是複雜的，就其本能而言，人總是傾向於膨脹私慾、擠占他人權利空間。若不加以約束，必然導致衝突，引發社會危機。爲避免這種情況，儒家認爲，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還需要一套軟制度，來教化人們在享受權利的同時不忘對他人對社會盡責。他們把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軟制度歸納爲『禮』，刑法與禮，是社會治理的左右手。

周代『五刑之屬三千』，民無所措手足。儒家看到這種情況，覺得應該糾偏，所以特別強調禮的教化作用：『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關於社會治理，孔子本來是主張『以德以法』、法德並用的，『刑辟』（刑法）是最後選項，所謂『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孔子認爲：一旦人們能自覺克制私慾、遵循踐行『禮』，天下就太平了（『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禮的好處是『止邪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向好並遠離罪惡）而不自知』。關於『禮』，大部分典籍散遺了，現存的【禮記】，是對古典『禮儀』的解釋，可謂『禮』的冰山一角。【禮記】說聖人『爲禮以教人，使人有禮』，首要的是爲了將人與『能言』的猩猩鸚鵡區別開來——發揚人的社會性、抑制人的動物性，確保人的言行像個人而非禽獸，是禮的底線。

由【禮記】等書可知，禮的規矩是非常詳備的。規範人的言行、教導人們該幹什麼、該怎麼幹，禮本質上是一份責任清單。孔子不忽視體現『禮』的『儀』，卻從不認爲禮的根本在這些程式化的東西上，他曾感慨：『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禮呀禮，難道只是指玉帛嗎？樂呀樂，難道只是指鐘鼓嗎？）『行修言道（修正言行），禮之質也』，在儒家看來，習禮，最重要的是通過『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並從自己的角色出發，承擔起相應的責任，恰當地爲人處事。

對己對人對社會『盡責任』這種活法，不是儒家憑空設計出來的，是孔子『述而不作』、從『先王』『先賢』那裡梳理出來的，它在孔子這裡實現了『理論自覺』。那些『先王』『先賢』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楷模』，是『責任意識』的絕佳體現。堯舜協和萬邦天下爲公，被孔子視爲不可超越的標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實他完全可以弄條『方舟』，只給自己喜歡的人發船票，一走了之（諾亞不就是這麼幹的嗎？）。孔子對大禹也『無間然』，沒什麼可批評的了，因爲他盡了作爲君主的那份責任。商湯，爲治理天下經常熬夜，『坐以待旦』；周公爲了接待賢能，洗個頭吃頓飯都沒法消停。這些人身居高位，名利雙收，起早貪黑，值！身處社會下層，還操那個心嗎？當然，伊尹身爲大廚、傅說身爲泥瓦匠、姜尚身爲高學歷屠夫、管仲身爲下海經商不太成功人士，都不甘庸碌、終日乾乾，最終成了有利於天下的人。儒家正是從這些『楷模』身上汲取了人生信念，大加宣揚，希望人們明白，人的一生應該怎樣度過，怎樣才能成爲一個脫離了禽獸本能、脫離了矇昧無知、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這種活法很累，托它的福，我們現在仍然很累，將來可能還要累下去，但俗話說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誰叫你是人呢！有一回，子貢問孔子：人生怎麼才能歇口氣？孔子回答：躺進坆壙里才行（自望其廣）。家國興亡，責無旁貸，儒家是何等嚴肅的看待人生啊！所以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譬如你是一個士以上階層的男子，十歲你就得上學當寄宿生（『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就是語文數學；十三歲『學樂誦詩』，就是上『音樂班』『朗誦班』，並且要上初級舞蹈班；十五歲上高級舞蹈班，還得上武術班、考駕照（『學射御』）；二十歲行了冠禮之後，『始學禮』；三十歲以前成家；四十歲出仕；五十歲『命爲大夫』；七十歲退休（『致仕』）。這樣『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數十年拼下來，才算『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沒白來世上走一遭。

人的角色是疊加的，因此責任也是多重的：

作爲兒子，你得孝敬父母，冬溫夏清、昏定晨省；爲了不讓父母擔心，切記不登高不臨深，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假如老爹要犯錯誤，你得『柔聲下氣』地勸阻，『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跟他屁股後頭堅持不懈地哭，哭得他心煩意亂、哭得他心回意轉，你就盡了責任了。當然，這是有風險的——挨打。就算是挨打，也有相應的責任：假如老爹拿根樹枝很誇張地逼近，你就拿臀部往上Pose,讓他很嗨地打；假如老爹拎根大棒過來了，你得趕緊跑，不然你就是不負責任——致他打死打傷兒子兼國民，等於把他送進去。這套動作，後人概括爲『大杖走小杖受』，大小也算個技術活，操作起來有一定難度，曾子有一回就操作不當，被老爹（曾點，也是孔子的學生，跟曾參不是一屆的）一棒敲暈，雖然沒出人命也沒留下後遺症，也挨了孔子一頓好批。光這樣『能養』『弗辱』地孝還不夠，還得力爭『尊親』——讓父母有面子，譬如出人頭地。到了緊要關頭，你得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照這麼說，那些貪官都是不孝子孫）此外千萬不要忘記婚後努力造人，因爲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總之你絕對不可吊兒郎當混日子，你不朝著『完人』那方面拱，非孝也！

作爲丈夫，你得盡N點責任。作爲父親，你得盡N點責任。作爲兄弟，你得盡N點責任。作爲朋友，你得盡N點責任。作爲國君，你得盡N點責任。作爲臣民，你得盡N點責任……

恐怖嗎？有點。可是，儒家有一套人性化的辦法，讓你跟他走。

陰陽相摩，天地化運；人事紛拏，男女爲端。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儒家從『怎樣做兩口子』開始，教人由近及遠、由易及難，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步步達到『父慈子孝、兄愛弟悌、夫義婦和、君敬臣忠』的高度，這叫作『刑（型）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用）於家邦』。爲什麼以『做兩口子』爲抓手呢？因爲不管是什麼人，都渴望擁有美滿的婚姻，除了飲食，這大概是人的第二需求（如果不能稱作第一需求的話）。而沒有婚姻，也就沒有後代，父子兄弟等對應關係自然無從談起——至於光棍們，屬於弱勢群體，是『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不算數。所以，儒家認爲『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這個意思很明白：只有『敬慎正重』結成的婚姻，夫婦才可能互敬互愛、正兒八經過日子；這樣的家庭內，才可能父慈子孝；只有對家庭盡責的人，才可能於國盡忠，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由這樣的家庭細胞構成的社會，才穩健而不乏動力。

儒家這樣做是十分精明的，（下面我們還將看到那些不怎麼精明的理論派別）它抓住了人性的『軟腹部』。於是我們看到，不光普通民眾樂於接受，歷代精英也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這些人殊途同歸，『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薪火相傳，薪柴可以不同，火則一樣——儒家思想的責任意識和家國情懷。

用兩個字來概括儒家思想，是『責任』；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家』。不愛家的人，很難說他能愛國。『昏姻之禮廢，夫婦之道苦。』長期以來，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嚴重破壞了人們的家庭觀念。魏晉時期，儒家思想被拋棄，信仰大廈崩塌，導致了三百年戰亂。今天，我們已經擁有了更強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辯證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內核、圍繞它形成的責任文化與家國情懷，依然是現實社會重要的支點和動能。

以老莊爲代表的道家，反對儒家這種積極入世的生活態度。他們不滿現狀，卻不像儒家那樣積極地去改造它（孔子名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如果現實情況令人滿意，我就不操那個心了！），只撇著嘴玩清高：『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爲了省心，他們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結繩而用』『抱瓮而汲』，或者乾脆『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按照道家的想法，人就不該進化成有思維有感情的高級動物，退化成猩猩最好，『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可是，猩猩也有感情啊！

『有無相生、高下相形』『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道家能夠辯證地看問題，說明他們的思考是深刻的，決不是那隻走運的理論瞎貓。但道家對人類艱辛探索所取得的知識嗤之以鼻，以爲與永恆無垠的宇宙相比，人類的這點知識太可憐，他也掌握不了終極真理（『道可道，非常道』）。既然這樣，就不要充能了，否則沒好果子吃（『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他們不肯正視一點：人類不需要掌握『常道』（這不過是一種臆想），只需要掌握相對真理，就可以大幅度改善生存處境。相對於道家這些逃避責任的託詞，孔子『道不遠人』『人能弘道』的提法，是唯一可取的人生態度。

在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方面，道家完全無視人性的基本需求——進步，它不被大多數人接受是理所當然的。那麼，具有超強的責任意識、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被大多數人接受了嗎？沒有，因爲墨家的主張雖然與道家尖銳對立，但在反人性化這一點上，他們做得同樣出色。墨家痛心疾首地指出：天下之所以戰亂不休一塌糊塗，就是因爲人們『不相愛』（『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只要大家『相愛』了，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怎麼『愛』呢？比『愛鄰居，像愛你自己一樣』的『博愛』更加偉大，墨家要『兼愛』：『視人之國，若視其（自己的）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

這真是『愛的囈語』，這就好比患者向醫生求醫問藥，醫生卻說『你不該生病，你應該健康起來』或者『只要健康起來，你病就好了』一樣滑稽。不用說這些『天真漢』幻想的無差別的『兼愛』，即便是所謂『博愛』，也很難兌現，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下列情景：同爲基督徒的英法之間的『百年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沙林毒氣、馬克沁機槍、坦克、斯圖卡轟炸機、原子彈……『愛』的喧嚷高到極致，不是愚蠢就是虛偽。

在發出天真無邪的『兼愛』呼籲後，墨家還赤裸裸宣稱『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不然就亂套！這個草根學派竟然拿出這樣的治世『秘笈』，真叫人哭笑不得——他們究竟怎樣定位自身呢？是『貴且智者』還是『愚且賤者』？好像都不是。

相比之下，儒家坦率地承認：人性的弱點是愛有遠近親疏，『親親之殺（差），尊賢之等，禮所由生。』一種思想，如果能正視人性的弱點，在抑制人的本能的同時，適度關照人性的需求，就會被大多數人接受。儒家正是這麼做的。

在人性化方面，道家與墨家表現如此，法家同樣乏善可陳：

『社會』身患疑難雜症，在道家和墨家那裡沒看好病，只得去求法家，該派『名醫』商鞅。爲患者開了個很好的藥方：『郡縣制』，但他同時把病人身上的『病灶』——詩書禮樂仁義廉恥統統切除了。他叮囑『社會』：『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以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在『愚民』這一點上，商鞅跟老子英雄所見略同，視其爲不二之法門；對公然主張庶之富之教之、拿詩書禮樂給民眾啟蒙的儒家，他倆義憤填膺，破口大罵。法家另一位『名醫』李斯，用『焚書坑儒』療法給『社會』放血，結果人所共知。

中國傳統文化武庫中『兵器』雖多，但易於上手的只有儒家。

擁有儒家思想作爲傳統主流文化的要素之一，我們很幸運。文化多元化與主流文化是一對矛盾：拒絕多元化，主流文化易陷入停滯；當多元化湮沒了主流文化，社會就失去了『主心骨』、從根本上陷入危機。不『以我爲主』，多元化最樂觀的前景不過是非驢非馬的『文化騾子』。

積極入世的責任意識，『道不遠人』『人能弘道』的信念，導致儒家追求卓越、蔑視平庸，『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對人的作用估計偏高；同時也容易掉進『完美』的陷阱，例如在道德方面對人提出近乎神聖的要求。儘管孔子叮囑要『嘉善而矜不能』，『嘉善』我們做得很好，『矜不能』就做得不怎麼樣了。『惡居下流』、對『不能』者和『庸人』的苛責，客觀上形成了一座競爭激烈的『文化叢林』。在這座叢林裡，你不敢吊兒郎當、甚至不敢坐下來喘口氣——沒人逼你『要強』，你不要強大家要，爲免遭淘汰你只好要強。上學、工作、成家、報國……百樣事務，千種營生，累，是責任文化的宿命。可是，我們爲什麼還要堅持儒家思想的合理內核呢？因爲它有永恆的價值，正所謂沒有比較就沒有鑑別：

假如有這樣一種教條，它鼓勵信徒去殺死那些不信它的人或強迫人們信奉它，較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哪個更利於人類的和諧幸福？

有這樣一種信仰，它鼓勵『山巔之城』上帝的『選民』，去推行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超度』這個世界，不管這種『推行』和『超度』是多麼好心好意，對那些不想或不能如此生活和信仰的人來說，是否意味著凌霸？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與『選民』們的做法相反，這裡不搞『推行』，它只願『吸引』，只願當『磁石』；如果對方不買帳，則『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進一步『修德』，直到對方欣然來歸。

有這樣一種信條：能用流血的方式獲得的東西，就不要用汗水去獲得，否則就太『草雞』了。那麼，什麼人能跟種習性的民族相安無事？

『仁者愛人』『和爲貴』『親仁善鄰』……誰聽說過中國人拿著火槍去搶劫『新大陸』原住民的黃金白銀、或者因爲某個民族不『優秀』就去滅絕它？

有人斷言某個人種『沒有抽象思維、科學探究和任何發明創造的能力』，『由於無法用語言形容的低劣，他們無法同高等種族交往。』你覺得這些人真的具有『平等』『博愛』的思想嗎？這種歧視在某些國度真的消除了還是變態地存在著？

『嘉善而矜不能』『見賢思齊，見不善而內自省』，上述那些自命爲『高等種族』的人士，該不該聆聽一下孔子的教誨？

『學而不厭』『溫故知新』『人能弘道』『人無信不立』『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爲公』……這些學說，就像『一加一等於二』一樣樸素，又像布帛菽粟和空氣一樣不可須臾相離。孔子不需要刻意的『解讀』和『演繹』，他老人家的話，有的過時了（不這樣就怪了），有的則永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