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本质是什么?是『责任』

『仁』『和』『中庸』……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应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内核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对理论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两千年后，英国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称人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

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周代『五刑之属三千』，民无所措手足。儒家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应该纠偏，所以特别强调礼的教化作用：『民之所由生，礼为大。』关于社会治理，孔子本来是主张『以德以法』、法德并用的，『刑辟』（刑法）是最后选项，所谓『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孔子认为：一旦人们能自觉克制私欲、遵循践行『礼』，天下就太平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的好处是『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向好并远离罪恶）而不自知』。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

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孔子不忽视体现『礼』的『仪』，却从不认为礼的根本在这些程式化的东西上，他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呀礼，难道只是指玉帛吗？乐呀乐，难道只是指钟鼓吗？）『行修言道（修正言行），礼之质也』，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它在孔子这里实现了『理论自觉』。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诺亚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商汤，为治理天下经常熬夜，『坐以待旦』；周公为了接待贤能，洗个头吃顿饭都没法消停。这些人身居高位，名利双收，起早贪黑，值！身处社会下层，还操那个心吗？当然，伊尹身为大厨、傅说身为泥瓦匠、姜尚身为高学历屠夫、管仲身为下海经商不太成功人士，都不甘庸碌、终日乾乾，最终成了有利于天下的人。儒家正是从这些『楷模』身上汲取了人生信念，大加宣扬，希望人们明白，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脱离了禽兽本能、脱离了蒙昧无知、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种活法很累，托它的福，我们现在仍然很累，将来可能还要累下去，但俗话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谁叫你是人呢！有一回，子贡问孔子：人生怎么才能歇口气？孔子回答：躺进坆圹里才行（自望其广）。家国兴亡，责无旁贷，儒家是何等严肃的看待人生啊！所以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譬如你是一个士以上阶层的男子，十岁你就得上学当寄宿生（『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就是语文数学；十三岁『学乐诵诗』，就是上『音乐班』『朗诵班』，并且要上初级舞蹈班；十五岁上高级舞蹈班，还得上武术班、考驾照（『学射御』）；二十岁行了冠礼之后，『始学礼』；三十岁以前成家；四十岁出仕；五十岁『命为大夫』；七十岁退休（『致仕』）。这样『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数十年拼下来，才算『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没白来世上走一遭。

人的角色是叠加的，因此责任也是多重的：

作为儿子，你得孝敬父母，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切记不登高不临深，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假如老爹要犯错误，你得『柔声下气』地劝阻，『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跟他屁股后头坚持不懈地哭，哭得他心烦意乱、哭得他心回意转，你就尽了责任了。当然，这是有风险的——挨打。就算是挨打，也有相应的责任：假如老爹拿根树枝很夸张地逼近，你就拿臀部往上Pose,让他很嗨地打；假如老爹拎根大棒过来了，你得赶紧跑，不然你就是不负责任——致他打死打伤儿子兼国民，等于把他送进去。这套动作，后人概括为『大杖走小杖受』，大小也算个技术活，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曾子有一回就操作不当，被老爹（曾点，也是孔子的学生，跟曾参不是一届的）一棒敲晕，虽然没出人命也没留下后遗症，也挨了孔子一顿好批。光这样『能养』『弗辱』地孝还不够，还得力争『尊亲』——让父母有面子，譬如出人头地。到了紧要关头，你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照这么说，那些贪官都是不孝子孙）此外千万不要忘记婚后努力造人，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之你绝对不可吊儿郎当混日子，你不朝着『完人』那方面拱，非孝也！

作为丈夫，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父亲，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兄弟，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朋友，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国君，你得尽N点责任。作为臣民，你得尽N点责任……

恐怖吗？有点。可是，儒家有一套人性化的办法，让你跟他走。

阴阳相摩，天地化运；人事纷拏，男女为端。所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儒家从『怎样做两口子』开始，教人由近及远、由易及难，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达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夫义妇和、君敬臣忠』的高度，这叫作『刑（型）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用）于家邦』。为什么以『做两口子』为抓手呢？因为不管是什么人，都渴望拥有美满的婚姻，除了饮食，这大概是人的第二需求（如果不能称作第一需求的话）。而没有婚姻，也就没有后代，父子兄弟等对应关系自然无从谈起——至于光棍们，属于弱势群体，是『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不算数。所以，儒家认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这个意思很明白：只有『敬慎正重』结成的婚姻，夫妇才可能互敬互爱、正儿八经过日子；这样的家庭内，才可能父慈子孝；只有对家庭尽责的人，才可能于国尽忠，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由这样的家庭细胞构成的社会，才稳健而不乏动力。

儒家这样做是十分精明的，（下面我们还将看到那些不怎么精明的理论派别）它抓住了人性的『软腹部』。于是我们看到，不光普通民众乐于接受，历代精英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这些人殊途同归，『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薪火相传，薪柴可以不同，火则一样——儒家思想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昏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反对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他们不满现状，却不像儒家那样积极地去改造它（孔子名言：『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如果现实情况令人满意，我就不操那个心了！），只撇着嘴玩清高：『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为了省心，他们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结绳而用』『抱瓮而汲』，或者干脆『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按照道家的想法，人就不该进化成有思维有感情的高级动物，退化成猩猩最好，『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可是，猩猩也有感情啊！

『有无相生、高下相形』『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家能够辩证地看问题，说明他们的思考是深刻的，决不是那只走运的理论瞎猫。但道家对人类艰辛探索所取得的知识嗤之以鼻，以为与永恒无垠的宇宙相比，人类的这点知识太可怜，他也掌握不了终极真理（『道可道，非常道』）。既然这样，就不要充能了，否则没好果子吃（『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他们不肯正视一点：人类不需要掌握『常道』（这不过是一种臆想），只需要掌握相对真理，就可以大幅度改善生存处境。相对于道家这些逃避责任的托词，孔子『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的提法，是唯一可取的人生态度。

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面，道家完全无视人性的基本需求——进步，它不被大多数人接受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具有超强的责任意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被大多数人接受了吗？没有，因为墨家的主张虽然与道家尖锐对立，但在反人性化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同样出色。墨家痛心疾首地指出：天下之所以战乱不休一塌糊涂，就是因为人们『不相爱』（『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只要大家『相爱』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怎么『爱』呢？比『爱邻居，像爱你自己一样』的『博爱』更加伟大，墨家要『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自己的）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

这真是『爱的呓语』，这就好比患者向医生求医问药，医生却说『你不该生病，你应该健康起来』或者『只要健康起来，你病就好了』一样滑稽。不用说这些『天真汉』幻想的无差别的『兼爱』，即便是所谓『博爱』，也很难兑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下列情景：同为基督徒的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沙林毒气、马克沁机枪、坦克、斯图卡轰炸机、原子弹……『爱』的喧嚷高到极致，不是愚蠢就是虚伪。

在发出天真无邪的『兼爱』呼吁后，墨家还赤裸裸宣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不然就乱套！这个草根学派竟然拿出这样的治世『秘笈』，真叫人哭笑不得——他们究竟怎样定位自身呢？是『贵且智者』还是『愚且贱者』？好像都不是。

相比之下，儒家坦率地承认：人性的弱点是爱有远近亲疏，『亲亲之杀（差），尊贤之等，礼所由生。』一种思想，如果能正视人性的弱点，在抑制人的本能的同时，适度关照人性的需求，就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儒家正是这么做的。

在人性化方面，道家与墨家表现如此，法家同样乏善可陈：

『社会』身患疑难杂症，在道家和墨家那里没看好病，只得去求法家，该派『名医』商鞅。为患者开了个很好的药方：『郡县制』，但他同时把病人身上的『病灶』——诗书礼乐仁义廉耻统统切除了。他叮嘱『社会』：『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以诗书礼乐孝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在『愚民』这一点上，商鞅跟老子英雄所见略同，视其为不二之法门；对公然主张庶之富之教之、拿诗书礼乐给民众启蒙的儒家，他俩义愤填膺，破口大骂。法家另一位『名医』李斯，用『焚书坑儒』疗法给『社会』放血，结果人所共知。

中国传统文化武库中『兵器』虽多，但易于上手的只有儒家。

拥有儒家思想作为传统主流文化的要素之一，我们很幸运。文化多元化与主流文化是一对矛盾：拒绝多元化，主流文化易陷入停滞；当多元化湮没了主流文化，社会就失去了『主心骨』、从根本上陷入危机。不『以我为主』，多元化最乐观的前景不过是非驴非马的『文化骡子』。

积极入世的责任意识，『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的信念，导致儒家追求卓越、蔑视平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对人的作用估计偏高；同时也容易掉进『完美』的陷阱，例如在道德方面对人提出近乎神圣的要求。尽管孔子叮嘱要『嘉善而矜不能』，『嘉善』我们做得很好，『矜不能』就做得不怎么样了。『恶居下流』、对『不能』者和『庸人』的苛责，客观上形成了一座竞争激烈的『文化丛林』。在这座丛林里，你不敢吊儿郎当、甚至不敢坐下来喘口气——没人逼你『要强』，你不要强大家要，为免遭淘汰你只好要强。上学、工作、成家、报国……百样事务，千种营生，累，是责任文化的宿命。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呢？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正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假如有这样一种教条，它鼓励信徒去杀死那些不信它的人或强迫人们信奉它，较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个更利于人类的和谐幸福？

有这样一种信仰，它鼓励『山巅之城』上帝的『选民』，去推行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超度』这个世界，不管这种『推行』和『超度』是多么好心好意，对那些不想或不能如此生活和信仰的人来说，是否意味着凌霸？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与『选民』们的做法相反，这里不搞『推行』，它只愿『吸引』，只愿当『磁石』；如果对方不买账，则『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进一步『修德』，直到对方欣然来归。

有这样一种信条：能用流血的方式获得的东西，就不要用汗水去获得，否则就太『草鸡』了。那么，什么人能跟种习性的民族相安无事？

『仁者爱人』『和为贵』『亲仁善邻』……谁听说过中国人拿着火枪去抢劫『新大陆』原住民的黄金白银、或者因为某个民族不『优秀』就去灭绝它？

有人断言某个人种『没有抽象思维、科学探究和任何发明创造的能力』，『由于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低劣，他们无法同高等种族交往。』你觉得这些人真的具有『平等』『博爱』的思想吗？这种歧视在某些国度真的消除了还是变态地存在着？

『嘉善而矜不能』『见贤思齐，见不善而内自省』，上述那些自命为『高等种族』的人士，该不该聆听一下孔子的教诲？

『学而不厌』『温故知新』『人能弘道』『人无信不立』『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为公』……这些学说，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朴素，又像布帛菽粟和空气一样不可须臾相离。孔子不需要刻意的『解读』和『演绎』，他老人家的话，有的过时了（不这样就怪了），有的则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