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略論王安石變法的現代影響

對於中國宋代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王安石及其領導的『王安石變法』，當時人和後來人都有不同的判斷和評價，直到現在在學術界還有很大的爭議。對此，李華瑞教授的【王安石變法研究史】等學術論著已經做出相當系統的評述。大致來看，當時人和後來人對於王安石的人品、學術水平、文學水平的評價，多數人是持肯定態度的；而對於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則分歧很大，聚訟紛紜。這裡擬就王安石變法對於現代社會產生的影響略作梳理，從而爲對其作出全面客觀的評價提供參考。

從南宋到清末的700多年間，學術界和政界對王安石變法大多持否定態度，甚至把北宋亡國歸罪於王安石變法。到清末民國時期，中國面臨千古未有的大變局，以梁啓超爲代表的改革派認識到王安石變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先進性，進而積極研究、讚揚王安石變法。梁啓超的重新評價與高度讚賞，不僅在學術界產生廣泛而長久的影響，而且在政界也有重要影響。1923年，中國革命先驅孫中山在廣州歡宴各軍將領會上的演說中講道：『諸君或者還有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麼東西的，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過了這項主義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漢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孫中山全集】）王安石變法確實想通過一系列的興利除弊措施改善民生，頒布的『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稅法』都有改善民生的作用。特別是通過『農田水利法』，在全國掀起一場古代罕見的興修農田水利的高潮，興修了一萬多處水利田。同時，更重要的是想通過改革變法富國強兵，鞏固當時地主階級危機四伏的統治，保證宋朝國家政權長治久安（漆俠：【王安石變法】）。從孫中山的講話可以看出，他的『民生主義』思想，某種程度上受到王安石『新法』的影響。在清末民國時期，很多學界政界人士積極主張學習西方，但很快發現西方文化也存在巨大問題與缺陷，需要在中華文化中尋找智慧加以補充改進。在梁啓超、孫中山等人的帶動下，很多政界人士積極研讀王安石的著作，宣傳王安石的『新法』。僅1935—1936年兩年中，各類報刊上就發表了100多篇論述王安石的文章。他們對王安石變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和『農田水利法』等非常欣賞，並嘗試在制定政策時對某些變法思想有所借鑑。

清末民初，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傳播到西方國家。擔任過美國農業部長和副總統的亨利·阿加德·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1965），自述從20世紀初就深受中國留學生陳煥章的博士論文【孔子及其學派的經濟原理】影響，深入研究了王安石變法。擔任農業部長後，他在大會發言、廣播講話、著作和信件中，又多次宣傳、肯定『常平倉』制度及其對美國農業改革的必要性。作爲羅斯福的重要助手，他領導起草的羅斯福新政農業方面的重要法令【1933年農業調整法】【1938年農業調整法】等都採納了『常平倉』的一些思想。華萊士1944年訪華時，有關報導寫道：『華氏研究中國歷史，對於吾國王安石之農政，備至推崇，迭次言論中皆有嚮往之詞……圖書室中適有一部古版【王臨川全集】。王世傑羅家倫兩氏，因示華氏以該書。……華氏答稱：余於此頗悉。離院時向諸生演說，因即期諸生記取王荊公的話，不畏天災，不畏任何阻力……華氏譽王安石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並請王主任可能搜集有關王安石之事跡，並訪得其後人。在沈部長歡宴席上，華氏重複提到王安石，並進而以現時代眼光與當時情形相較衡，發爲一種樂觀的期待』。華萊士在演講中說：『彼於一○六八年在重大困難之下，所遭遇之問題與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三年所遭遇之問題，雖時代懸殊，幾乎完全相同，而其所采方法，亦非常相似。』他還說：『由於施行常平倉之計劃，美國當一九三九年歐戰發生時，已儲積額外之玉蜀黍……美國常平倉中此項龐大之額外存糧，予美國人民以儲備之糧食，而供應其需要，對於美國人民及作戰盟邦，均屬極端重要，而爲有決定性之因素。』（沁青：【華萊士與中國農業界】，1944年）

王安石表現出來的『三不足』精神和氣概（天變不足懼，祖宗之法不足守，流俗之言不足恤），驚世駭俗，震古爍今，對現代許多政治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稱讚他說，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歷屆首相全都反華，而田中卻要來與我國恢復邦交正常化，這頗有似於宋朝宰相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說，當時的美帝、蘇修正陰謀合力對付中國，必然對田中的訪華不予贊同，而田中竟能不予理睬，毅然來華，這又頗似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根據史料記載和鄧廣銘先生的研究可知，『三不足』的說法，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保守派替王安石和宋神宗總結出來的。當宋神宗與王安石談論此事時，王安石說：『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唯恐傷民，此亦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唯言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改變？』（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其實，在之前撰寫的【洪範傳】中，王安石批評漢儒的『天人感應論』、人君過失導致天象異常災變之論是『蔽而葸』；批評『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之說法是『固而怠』，都是錯誤的、不可取的；他始終主張人君應該『恐懼修省』，『我知修人事而已』。對於『人言不足恤』的指責，王安石認爲，他和宋神宗非常注意徵詢、聽從幕僚和老百姓的意見，『豈是不恤人言？』但他同時又明確指出：『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從其他相關記載來看，他所謂的這部分不足恤的『人言』，指的是那些不合義理的膚淺之論、『流俗之言』。對於『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說法，從其全部言行來看，他所說的不必效法遵守而且應該改革的『祖宗之法』，實際上是指北宋前期5個皇帝、特別是太宗、真宗、仁宗3個皇帝的『祖宗之法』。因此，王安石並不是一個歷史虛無主義者，沒有不加區別地籠統否定前人。比如，他對夏商周三代也是推崇備至，多次公開主張『法先王之意』。王安石深知這場改革阻力和風險都很大，『與戰無異』，必須勇敢奮進，不能退縮。『三不足』之說，雖然不能表現王安石的全部真實理念和精神，但確實反映了他不畏艱難、果斷變法的改革家風範。

（作者：姜錫東、周一星，分別系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