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詩學裡的商丘

典籍表明，孔子把魯國（國都在今曲阜）作爲『父母之邦』，而視宋國（國都在今商丘）爲『祖先之國』，一生還鄉、問祖和遊歷十四次之多。儒學是中國最本土的文化根基，源於儒學的文以載道，天然地成爲漢語詩歌根本的精神質素。春秋戰國時期，商丘文人薈萃，有大量的詩歌產生與流傳，孔子搜集了很多本地的詩歌編入【詩經】。孔子堪稱商丘初創時期詩歌的推動者。

誕生於河南民權的莊子，【逍遙遊】『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的精神與超拔的想像力，開啟了後世文人（尤其詩人）『天人合一』的詩思。兩位本土大哲的學說所包含的精神智慧與豐富的語言形式元素，成爲偉大詩國堅實而豐厚的奠基，商丘無疑是最直接的惠澤之地。

西漢時期，商丘赫然矗立『三百里梁苑』。【史記】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有載：『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台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遊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言下之意，睢陽城(今商丘境內)周圍奢華至極，文人墨客『莫不畢至』，其中就有枚乘、司馬相如等專於漢賦的大家。枚乘引【諫吳王書】【七發】【梁王菟園賦】等，成爲梁園及整個西漢文壇的領軍人物之一。寫於梁園的【七發】更是漢賦由楚辭演變而來至成熟期的代表之作，標誌著漢代散體大賦體制的最後形成，其開創的設客問答形式、鋪陳誇飾的特點，均爲其後的漢賦作者所繼承。

司馬相如是西漢中期最有成就的辭賦家，客居梁國數年，給梁園留下了【子虛賦】。正因爲有枚乘、鄒陽、司馬相如等人的加盟，三百里梁苑中形成了歷史上『文學景觀』式的梁園作家群，使梁園辭賦開漢代大賦之先聲，並爲西漢文壇輸送了大批人才。故而魯迅稱『天下文學之盛，當時蓋未有如梁者也』。漢以後，誕生於商丘民權而歷仕南朝宋、齊、梁三代的江淹，成爲商丘最值得驕傲的詩人。【隋書·經籍志】記載：『【江淹集】九卷，【江淹後集】十卷。』他既是南朝辭賦大家，與鮑照並稱，也是一位重要的詩人，更是一位商丘本土的詩歌實踐者，他從四言詩入手，亦寫過七言詩。但他更擅長於五言詩——在魏晉南北朝崇尚於四言體詩的試驗階段，他的率先實踐既具有天才的顯現，亦擁有詩學的眼光。他是商丘有史以來有記載的真正意義上的詩人。

至唐代，商丘依然有詩的光澤。其中最顯耀的是高適。據李可亭研究，高適『客居宋州（今商丘）達20多年，在宋州創作的詩歌多達69首，其中不乏有關梁苑的作品』。李白從天寶三年（744年）至天寶十三年（754年）客居梁園達10年之久，僅有關梁園的詩篇就有15首之多，且在此留下『千金買壁』的佳話。而杜甫早年與李白、高適同游梁苑，時常登高懷古，吟詩唱和，寫下了『醉舞梁苑夜，行歌泗水春』的名句，並把他和李白在宋州梁苑之游看成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時期。此外，王昌齡、岑參、李賀，宋朝詩人秦觀，明朝名士王廷相、李夢陽等，都曾慕名到梁園懷古。

明末清初，商丘迎來史詩性的文學景觀，那就是被論者譽爲『文學主張和創作實績均譽滿華夏』的『名噪全國的文學團體』——『雪苑詩社』。當代小說家班琳麗寫道，侯方域於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與鄉人吳伯裔、吳伯胤、賈開宗、徐作霖、張渭組建起雪苑社，此爲雪苑『前六子』。清朝初年，侯方域同賈開宗又聯絡宋犖、徐作肅、徐鄰唐、徐世琛重修雪苑社，此爲雪苑『後六子』。他們集結宴會，評點詩文，廣結名流雅士，他們借雪苑詩社將中原一度打造成文人心目中的詩歌聖地。此時作爲『國初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開一代之文風，『遠方之士偶得其書者，爭分自抄錄……天下好古之士，無不慕【壯悔堂文集】，而望之若雲霄』。

徐作肅是順治舉人，以詩作出名，著有【偶耕堂集】。賈開宗詩先學杜甫，後學陶淵明、韋應物，自成一體。宋犖不但仕途得意，而且詩文著作等身，其詩作與號稱『清代第一詩人』的王士禎齊名。在創作上，他們『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力返風雅之道』。他們的作品，對扭轉明末清初文壇的衰敗之風起了旗幟性作用。

概言之，從文以載道的儒學、莊周天人合一到『梁苑三百里』的漢賦，以及焦延壽的四言詩，成爲商丘詩歌文化的源頭；及至高適與李白詩歌，杜甫及其他唐代詩人的梁苑遊歷，以及宋代的詞章，建構了商丘深厚博大的詩歌淵藪；南朝詩人江淹開創了本土性詩歌寫作的先河，直到雪苑詩社的詩歌成就，都讓商丘文化中的詩歌力量日益凸顯，這必將激勵後學者譜寫當代商丘的新詩篇。

（作者：夏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