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世紀大討論：儒學復興與中國崛起相互相成

我在講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時候講過了，這個話非常重要，我講過不止一次了。【論人民民主專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基性的作品，至少跟美國【聯邦黨人文集】的重要性是一樣的。1949年新中國建國起，爲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毛主席的解釋是，因爲農民占中國社會的大多數，把領導權交給社會的大多數，這是什麼原則？這是民主制原則。但是在工農聯盟裡面爲什麼要以工人爲主導？因爲你貫徹民主制原則就要以農民爲主導，工農聯盟里肯定大多數都是農民，但是因爲工人階級大公無私、富有遠見。這個原則就不是民主制原則了，這是貴族制的原則。大公無私、富有遠見是非常難得的，但是要經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他的出身可能是農民，地主甚至小資產階級，但是它的意識是無產階級意識。這個就是正當性論述。他這個先進跟人民有關係。這個先進性是從人民中選拔出來的，最能代表人民。

對我國的政治來說，最關鍵的是保持社會精英、政治精英和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繫。在我看來，這個聯繫是對儒家很好的回應了。在歷史上對儒家的解釋傳統和在鄉村社會組織工作都很好地做到了。在儒家的脈絡里，是理學這派，不是經學這派，不是說不要讀『經』，但唯經學是務，把經學看成是儒家的正統，這是門閥的儒學，在中國沒有社會基礎。在權貴變成門閥的過程中，一定會受到到強大的歷史阻力。中國革命這一百多年不是白搞的。中國人民的平等意識已經深入到人們的骨髓當中，我們自己都想像不到。今天我們到華東師大來的一個機緣是新文化運動100周年，新文化運動對儒家最大的教育就是，要在人民社會、人民國家的地基上重新看儒家。

儒家和啟蒙之間的關係，唐文明在一篇批評我的文章里提過：新儒家對啟蒙是挽著走。我覺得這個提法很妙，但可以有其他的解釋。文明兄不是新儒家，他說的新儒家是梁漱溟、熊十力以下的這些。他在學術上也把我歸爲這一類。現在回頭看，這些年我的問題意識就是研究儒學和啟蒙之間的關係。我想做的實際上是從儒家的資源來進行界定、把握和引導啟蒙。

現在要我定義啟蒙的話，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就是啟蒙。啟蒙所有重要的訴求都可以放在這裡。啟蒙里的一些界限，比如對啟蒙的批評，也可以放在儒家傳統里對這三句話的不同解釋。朱子的解釋在今天看來是非常有利於啟蒙的，他認爲新民就是，每一個老百姓都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後來王船山對這個做了個糾正，說只有人君才能明明德，庶民不能。君子和民的差別在朱熹對『新民』解釋里沒有，在王船山那裡提出來，這個界限對於儒家式啟蒙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是保守派，我這個保守派跟你們不大一樣。我認爲首先要保守的是最近的傳統，是毛鄧新中國的傳統。這是真正的保守派。要回到建國之前、新文化運動之前，這都是激進派，是革命黨。我這個保守派是說，我跟啟蒙不是對立的，因爲我要保守的就是啟蒙的傳統，所以我要解釋啟蒙而不是反對啟蒙。我這些年做的所有工作就是把啟蒙消化掉。

我認爲這些東西在思想史上，在觀念史上是有淵源的。西歐的啟蒙是跟儒家在西歐的傳播有很強的聯繫的。爲什麼要讓啟蒙走到西方的現代思想甚至是後現代思想當中去？我認爲儒家的根本要意就是啟蒙。啟蒙就是新民。康德說勇敢地運用你的理智，理智就是明德中的一部分。儒家就是教化人，不就是新民麼？整個的道德理想不就是止於至善麼？『Enlighten』不就是『明』麼？我2013年去美國開會，當著舒衡哲（觀察者網註：舒衡哲，猶太人，史丹福大學歷史學博士，著名漢學家，著有【中國啟蒙運動】）的面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個可以翻譯成『enlightible virtue 』。舒衡哲非常高興。『明 』直接翻譯成英語就是『enlighten』。這是我對自己的一個辯護。文明兄認爲啟蒙對新儒家是挽著走，這個說法對，但是挽著走就得把他挽到你需要的路上。就像攙老太太過馬路一樣，也許老太太根本不想過馬路，小朋友學雷鋒硬把她挽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