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標題黨--【論語．公冶長第五】串讀

5.12【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說：『我不希望別人對我做的事情，我也不想對別人做同樣的事情。』孔子說：『子貢啊，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經常我們認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孔子先說的，原來是子貢先說的。

當然，子貢說的是不好的事情，對自己不利的事情。但是呢，進入現代社會，我們也要意識到，人和人之間的價值觀念差別越來越大，那麼從『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更不能推出『已之所欲』，就可以『施之於人』。要互相尊重對方。比方說父母對子女，不能用自己的期望代替孩子自身的期望。當然，你不希望別人強迫你去做什麼，反之，也不能強迫別人去什麼，那怕是你自己喜歡做。所以『已之所欲，施之於人』同樣是能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否定的，因為他有強迫色彩，不尊重對方的意願，這也是每個人自己都不想遇到的。

5.13【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說:』夫子的文章里講的那此道理是可以聽到就明白的,但是夫子說話的神采和氣概所表達出的性情與天道,那就是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備的。

孟子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一個『養』字就說明要得夫子在做人和做事上精髓，那是要靠長期的涵養才能形成的，有的甚至是與生俱來。

我們經常說『腹有書詩氣自華』，其實未必人人如此。有時我們說一個有某種特殊氣質的，如魄力、魅力等，往往跟一個人的境界、志向、興趣、性格、閱歷等多個方面有關，這些東西往往不是從一個人文章中就能學習、模仿得來的。

5.14【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對夫子之志，也就是夫子氣概之下蘊藏的『言性與天道』還是了解一些的，但是也不能做到，所以其他的門人也唯恐知道。我們知道，子路，這個人，孔子對他的評價是『由也，果』，可見此人做事很果斷，聞善必從。但是他也做不到，那其它弟子更是望塵莫及。

當然，也有一說，是孔子擔心子路『好勇過我』，言出必行而不考慮後果，所以唯恐子路有聞，這也說得通。

5.15【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子貢向夫子請教：『孔文子何以諡之以「文」呢？』孔子說：『勤勉好學，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請教為恥，因為這樣所以諡之以「文」。』根據【左傳】記載衛國大夫孔圉在品德上有虧的，所以子貢可能認為這樣一個人哪能在死後給他以『文』的諡號呢？但是，在里仁篇里孔子說過：『唯仁者，能好人（之好），能惡人（之惡）。』能夠給一個恰如其分的評價，功是功，過是過，美是美，丑是丑。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在孔子看來，給他一個『文』的諡號也不足為過。所以，在現實生活中的孔子，對『忠恕』二字，可是發揮到了極至。在這裡他『忠』於其事實，『恕』於其人。

所謂『下問』，不是指地位高低，也不是學識多少，而是說即使別人有一百地方不如自己，但是只要有一個地方值得自己學習，那麼也應該向他請教和學習。

5.16【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孔子評價子產：『子產這個人所具備的君子表現有四個方面。他自己為人謙遜，他侍奉君主也盡心盡力，他治理人民也恩惠，他使用民力也得體。』這個子產是什麼人？

子產是春秋時政治家。名僑。公元前554年任鄭國卿後，實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承認私田的合法性，向土地私有者徵收軍賦；鑄刑書於鼎，為我國最早的成文法律。他主張保留『鄉校』、聽取『國人』意見，善於因才任使，採用『寬猛相濟』的治國方略，將鄭國治理得秩序井然。

在這裡，一定要注意，子產是改革派人派，其承認私田和制定刑書，那都是對當時社會制度傷筋動骨的大改革，孔子雖然沒對其政策進行具體的評價，但從行己、事上、養民、使民四個角度反而對其進行肯定。所以，不要落入什麼儒法思想鬥爭的巢臼，說那孔子就是要恢復周禮，是復古派，是復辟派。

孔子衡量一個人最終的核心標準還是『仁』，就是一個做事的態度如何，以及取得了什麼樣的社會後果。所謂『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正是其道德品質所表現的對人對事的態度，而『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則既是其對老百姓的態度，也是其所取得的實際效果。孔子總結了子產所具備的四種君子之道，實質也是在觀察社會的政治實踐，從而從中抽象出仁的種種內涵。

5.17【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孔子說：『暈平仲擅長與人交往，雖然平易近人，禮賢下士，但是人們卻長時間對他保持尊敬。』孔子說過：『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可見與人交往是一門藝術，孔夫子自己未必也能拿捏到恰到好處。所以，孔子對此感慨有加。而且孔子對晏子輔佐三個君王，達五十年之義，能夠長期保持那種良好的品德也是給與高度的評價的，他說：『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通常一個重臣能輔佐三朝，說明這個國家必然沒有大的政治動盪，長期政通人和，也說明這個人做人做事也是必然有過人之處，令人折服。有興趣者不妨對他進一步多多了解。

5.18【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悅，何如其知也。』】孔子說：『臧文仲養着一隻大烏龜（用來祈福），所以在那龜室中柱頭斗拱上刻有山水，梁的短柱上畫了藻草，裝飾得像天子奉祖宗的廟般來供着它，他哪裡稱得上智慧啊？』 臧文仲當時以『知』而出名，他卻討好一隻烏龜來祈求多福，甚至不顧禮儀所以孔子對他很不屑。

說到『山節藻悅』，重提一下『宰予晝寢』，有人認為應該是『宰予畫寢』。因為這個兩字的古文極其相似，可能搞錯了。如果有人說那宰予調皮，在牆上亂畫，所以老師批評他。這也太牽強了一點。至於如果說，宰予也是如好比『山節藻悅』一般在裝飾房間，在梁上、牆上搞些花里胡哨、浮而不實的東西，夫子在那裡發火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倒也說得通，是為一解，一般的文科生，特別是宰予這種比較喜歡出風頭的往往喜歡做這種事。

5.19【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至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張問道：『令尹子文多次做楚國的令尹，沒有表現出高興的樣子；多次被罷官，也沒有表現出怨恨的樣子。每次交接時，一定把自己任內的一切政務全部告知新接替的人。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可算是忠於國家的忠臣了。』子張說：『可算是上個仁人嗎？』孔子說：『不知道，這怎麼能算得上仁人呢？』子張又問：『崔杼殺了齊莊公，陳文子有四十匹馬，捨棄不要，離開齊國。到了另一個國家，說：「這裡執政的人和我們的大夫崔子一樣。」又離開了。到了另一個國家，又說：「這裡的執政者和我們的大夫崔子也一樣。」於是又離開了。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乾淨得很。』子張說：『可算得上個仁人嗎？』孔子說：『不知道，這又怎麼能算得上仁人呢？』

前面提到『仁』是『至善至美』『至誠至敬』的完美的境界，作為一位仁者，他不光要將仁德在程度上做到極致，而且在各個方面也沒有缺失。對孔子而言，他是不會輕易以仁許人，他可能稱在某個人『君子』，但是對於『仁』，那是有極其苛刻的道德標準的。

令尹子能夠做得在官位的得失上寵辱不驚，以國事為重，可以稱得上『君子之道四』中『事上以敬』，所以稱之為『忠』；那麼，陳文子所謂的『無道則隱』，雖然也稱得上『清』，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孔子並不是主張選擇逃避的，而是應該和子路一樣死於國難，死得其所。清是什麼？不就是我們平常自己理解的『無道則隱，窮則獨善其身』。但是在孔子眼裡，這遠遠不是『仁』。

所以，在這裡，我們對孔子說的『無道則隱』，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5.20【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做事情總是反覆思考後再付之行動。孔子聽說後，說：『一個人做完事情之後也要反覆思考，總結經驗，檢討得失，觀過識仁。在這裡孔子實際講的是思想與實踐的關係。

把『三思』解釋為三次，然後望文生義，把『再』解釋為『兩次』應該說是不合孔子原意的。也很教條，孔子本意是三思而後行，行後再三思，不斷的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提高自己的認識和水平。

5.21【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子說：『寧武子，這個人在國家太平的時候，則表現得相當智慧，在國家動亂的時候，則大智若愚。他的智慧是別人可以達到的，但他的大智若愚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寧武子跟前面提到的『陳文子』之『清不一樣，在國家危亂之中，他不去朝，也就是不逃避，而是在危局之中通過大智若愚的方式』，甚至冒着生命風險，以極強的韌性從中周旋到底，收拾亂局，而不是『無道則隱』，一走了之。

特別是一個人在天下太平之時表現過智慧，立場，並給人以深刻印象，然後在亂局之中又要顯得愚笨，讓對手（晉國）放心，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對孔子來說，什麼時候要隱，什麼時候要仕，如何隱，如何仕，都不是教條的。都是跟當時的時局相關的，不能一概而言之。

5.22【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在陳國說：『回家吧，回家吧，我老家的年青人志向遠大，即使才華橫溢，但做事粗疏，我不知道如何教育和指導他們啊！』在這裡孔子表達到回到魯國之後的志向和用意所在，也對當時年青人成長上的存在的時弊有所揭示。

5.23【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孔子說『伯夷叔齊這兩位賢者，不記恨周武王伐商的昔日行徑，所以在心裡並沒有個人的私怨啊』

伯夷和叔齊兩位賢者在中國歷史是相當有名的，應該說，也是孔子所說的『仁者安仁』的例子之一。這兩位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說明『無道則隱』並不是『苟全性命於亂世』，此二位賢者，仁者安仁，作為商的臣子，既不能投向那怕行仁政的周朝，也不能反對這個行仁政的周朝，所謂唯一的出路就是『歸隱』，但這麼做，並不是出於個人的私怨，自然也不會因為餓死就會產生埋怨。而一個仁者在遇到不同的道德規範在自己身上發生衝突時，考慮的是做到滴水不漏，面面俱全，那的為之付去生命，也視為理所當然。所以，孔子說：『苟志於道，無惡也』又說：『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與之比。』同樣在生死之間也是如此，義與之比，當生則生，當死則死，絕無怨言。

武王伐紂對於天下來說是替天行道，但是對於伯夷叔齊個人來說則有背於倫理。所以，他們勸，勸而不聽則逃。對於『無道』，我不能簡單的理解為天下失序。有時，往往是兩種不同的道德要求施之於身的，那種衝突和矛盾。

有道是自古忠孝難兩全，或者說自古忠義難兩全,事實就是這樣。一方是國，一方是親，或一方是邦,一方是義,當然平常人平時不會遇到，但是古代社會的王親貴族、忠臣義士在改朝換代的歷史關頭，對於氣節之士而言，那種衝突和考驗還是相當特殊的。

5.24【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孔子說：『誰說微生高這個做人坦誠直率？有人向他借醋，他不說沒有，反而跑到他的鄰居家討來而借給別人。』在孔子看來，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應該坦誠。當然也有可能微生高捨不得把自己的借給別人，又不想回絕，所以去借鄰居的以應付、討巧。在孔子還看來，這都是不坦誠和直率的表現。

5.25【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子說：『刻意說好聽的話，裝出好面孔，扮成一副恭敬的好樣子，求取悅於人，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亦認為是可恥。心裡怨恨別人，又不明說，仍和別人交友，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也認為是可恥的。』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又說過『以直報怨』。【論語】在【學而】中就說過，『巧言令色，鮮矣仁！』

5.26【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顏淵子路侍立在旁，孔子說：『你們何不各自說說自己的志向?』子路說『我希望有車馬，着皮裘，和朋友們共同使用，那怕是最終散盡其財，我心裡沒有遺憾。』顏淵說，『我希望自己心懷仁善，但是不自我誇耀。對別人做好事，自己不認為這施捨。』子路說：『我們也想聽先生的志願呀！』孔子說：『願老者能得到安頓。朋友能互相信任，年輕人能得到關懷。』

孔子之志跟學生的志向比較起來，有幾個特點：

第一：孔子無『我』，他並不跟學生一樣，關心自己會如何，聖人往往是忘身無我，心懷天下。他沒有說他自己要實現什麼的志向，成為什麼樣的人物，做出什麼樣的業績。而且表達出別人的真誠祝願。

第二：他的視界更加開闊，他放眼天下，希望所有老人、朋友、年輕人得到安頓、信任、照顧，實際包括所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老者有所安，是對老者的照料,朋友有所信，是朋友之間的照料，年輕人得到關懷，也是對年輕人的照料。

第三：他並沒有慷慨陳辭，甚至連『天下』這樣的詞沒有使用，而用很平淡的口氣說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也沒說，最終由誰來實現。

第四：他始終把對於人的關心放在第一，就是講到那麼仁德，最終的目標是什麼？是追求個人的完美，還是社會的和諧，是追求理論的精純，還是現實的美好。在他而言，老有所安，少有所養，人有所助，就是『仁』在社會上體現。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關心和照顧，就是『仁者愛人』至於如何實現，誰能實現之，在他而言，都是次要的。

5.27【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孔子說：『完了，我沒有見過能發現自己的過錯，而又在自己內心反省自己的人。』我們知道對於道德而言，往往需要前識者，也就是有一批人能夠首先在社會上進行道德意識的覺醒。特別是當大家都這樣做，作為道德先驅就必須去思考，我這樣做真正的符合道德的內在精神和要求嗎？如果不符合，那麼我應該如何反省自己？作為思想家，他應該超前於社會，才能為社會指引方向。孔子擔心的就是這個事情。大家都認為一切的一切都理所當然的時候，社會也就出現了問題。所以，作為思想家或道德學家的賢者，對自己的反思也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當然，對普通人而言，一個人做錯了事，當然應該在內心加以反省，而不是尋找客觀理由、強詞奪理、自以為是、為所欲為。但是如果孔子是說這，也不至於發出『已矣乎，這樣的感慨』，因為他不可能沒見過。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說各個諸侯國的國君和實權人物，甚至周天子。因為制約他們的社會力量很小，國家和社會治理得如何，很大程度取決於君王大臣的自我警醒和檢討。這也是儒學思想的局限之一，把希望寄托在聖君賢臣的自律之上。但是在當時，的確就是如此。

5.28【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說：『就是十戶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會有像我這樣具有忠信品德的人，只是不像我那樣好學罷了。』

【公冶長】這一篇，花那麼多筆墨的輯錄孔子對一些人物的評價，實際上是通過枚舉的方式在展示孔子的仁學思想。在這裡，【論語】在此篇的結尾強調一個『內訟』、一個『好學』，其目的，就讓【論語】的讀者能見賢思齊，也就是『好學』，見不賢而內省，也就是『內訟』。甚至能把歷史當作教科書『溫故而知新』，繼續承傳和發揚孔子的仁學思想。

在孔子那個時代，經過了禮樂文化的長期浸染和薰陶，象孔子那樣的忠信之士並不少見，正所謂亂世出英雄，各種俠義之士，忠義之臣也比比皆是，整個社會局勢卻一日不復一日，甚至更加動盪不安，社會更加失序。這讓孔子進一步去思考，要解決春秋時期的種種社會問題，光靠一腔熱血的忠和一身肝膽的義也是不行的。社會要發展，時代要進步，危機要扭轉，人不『好學』、人不『內訟』，不去做理性的思考和冷靜的分析，光靠激情和鬥志，不去思考應該忠於什麼，如何去忠，應該義於什麼，如何去義，那就會流於蠻幹，就會徒勞無功，不但於事無補，甚至會雪上加霜，積重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