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功绩及经验

作者：ufe   原载：经礼堂  转自：中国思想论坛

1、公羊学不是制度，而是所以制度。用俗语讲，公羊学关注的不是立宪，而是自然法的确立。但公羊学兼包两极：一极是不易之道，一极是百姓日用。而中间层，即俗语所谓宪政，是可以因时损益的。这是公羊学在汉朝发挥作用的哲学基础。

人们往往诟病汉家杂霸王之术，因及公羊学。至谓公羊学为制度化儒学。进入制度并支持制度并不等于屈从制度。这必须在历史中明确。西汉的古文经学是脱胎于公羊学的，但他们是革命的制造者。总之，谈论革命、受命的是公羊学，但公羊学是自然法层面的，所以兼容并整合了汉朝制度。继之而起的高举周公之礼的古文学却相反，是着力于制度层面的。但古文学包含两部分，一者是训诂名物，因为要解读古文古礼；一者是制度革命，这却是为了与公羊学对抗。公羊善于言受命，古文经也必须言受命。公羊乐于谈制度之所以然，古文学便要长于恢复周公制作。后来古文家成功了，革命了，一些制度开始落实了，但却天下大乱了。在今天所能看到的今文文献如公羊解诂、白虎通中，公羊家对周制如井田、父老，也了如指掌。但公羊家的功绩恰在于他们没有被理想冲昏头脑，要在汉朝实验一下周制。或者，这些内容对公羊家来说只是博异语，甚至是后来古文家乐道，也就不得不随着谈论罢了。今天的古文文献，一般以训诂名物著称，如许叔重的说文和五经异议，或者王子雍的残本，即便是不太讲名物的晋杜元凯，也似乎并无太多气象。但如果注意刘子骏、贾景伯、服子慎的残本，或者杜元凯驳斥之旧说，则古文之义理，本来源于抗衡公羊。况郑康成身为公羊家而以古文著称。遗憾的是，王子雍之后，周礼的中心性被取消，礼学集中到了丧服上，这是时代的堕落，是汉帝国荣光远去的结果。周礼（周官经）的落实，是吊诡的事，新莽和他的大儒们失败了，王荆公也没什么好结果，但北周之比附周礼，满清之自吹官师合一却是成功的。显然，儒生所以失败，是因为理想的热情低估了现实的难度，而闰朝的成功，恰在于意在利用，可谓拿来主义。需要意识到历史的轨迹，新莽的失败注定了古文经学的转型，康成是无为末世的素臣，但无力扭转学术的转变。王荆公的失败，则造成了儒学在制度体系中的全面退缩。

2、政统和学统。如果说公羊学和汉朝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帝国没落后，在宋朝终于再次一统的理学，亦在明朝实现了政统与学统的统一。道统包含两方面，天子和圣人。三代远去，则天子之位，与圣人之德，是有距离的，是分开的。为天子行政者，属于正统。为圣人传道者，属于学统。德为贵而政随之，故学统属阳，而政统属阴。一阴一阳，然后构成道统。今天往往把学界或者圣人系统看成道统的全部，那是阳亢，并必然是孤阳不生的。正统属阴，其价值在于守成维稳，这在汉朝和明朝很明显。汉初，天子并不否认秦朝的正统性。一如明朝直到嘉靖年间，虽然自称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但历代帝王庙是一直奉祀蒙元君臣的。为什么？因为从帝王的角度看，他并不希望对前朝帝王要求太高，不希望看到儒生可以贬损帝王。从帝王庙罢祀，无异于夺爵。而儒林竟可以追夺皇权，这无疑是要谨慎对待的。这就是天子系统的保守性，和实利性。但对于儒林而言，恰恰不能忍受这种保守，要用道义革除妥协。所以公羊家一向否定暴秦，正如理学家至少子方希直一向否定蒙元。需要注意，一个理想社会并不是简单的学统压倒政统，或者政统压倒学统，而是两者各尽操守，阴平阳秘。汉明两朝都因为学统获得压倒优势，而造成了动荡，偏离了政统所应有的职责。用现代的话语说，一个国家总是需要两类人的，一类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抨击政府，至少外表看来执掌正义；一类是政客，他们服从于国家利益，敢于为国家做别人所不敢做的各种事情。前一类人，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威信。当外国人指责这个国家专制或者堕落的时候，他们可以推卸道：我们有某某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自由思想，批评政府云云。后一类人则为国家提供坚实的基础，如果被爆料，他们就来顶罪：那些暴行是我做的，我爱这个国家。因为前一类人，这个国家占据了道德高点，因为后一类人，这个国家有实力维护一切利益，包括道德的高点。

3、公羊学的具体贡献在于：一、正统性（汉朝的合法性）。二、史观（秦为闰朝）。三、王道（先王、素王、春秋）。四、经学（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春秋决狱。

一、由于公羊是所以制度，而不是制度本身，是自然公理，而不是宪法本身，所以公羊学并不需要与任何汉朝的现存秩序为敌。或者说，公羊家的素养保证了他们的理想冲动并不会造成社会解构的恶果。春秋为黑统的学说，苏厚蓭解释为公羊家曾经试图为秦制法，这个说法从学术上不可靠，但思想有可取之处。秦朝是因为拒绝先王之道而被天下抛弃的。而陈胜举义，孔氏抱礼器往，太史公（公羊家）入世家，可见当暴秦令天下绝望之际，君子亦如孔子出疆必载贽，凡有道，皆可为之辅相也。那么同样，只要汉朝不明确背弃先王，非毁孝悌，则公羊家为汉制法，乃是自然之理。所以公羊之兴汉，乃是其学理固然，非如某些人见汉朝杂糅霸术，内用黄老，便斥为不纯，以汉儒为变节。公羊之优秀，正不落此琐碎。汉自高祖、文帝，莫不以孝称，而秦之诗书春秋博士，文景亦网罗之，此其荤荤大者也。其为人也孝悌，虽曰未学，于圣门何有？至于叔孙通、公孙弘、申公、辕固生、董子之各异，则贤者本来各具一体，不得以一人之高蹈而架空之，亦不必因一人之势利而卑下之。因此公羊之特质，乃能承认汉朝之正统（俗曰合法性），并在汉制基础上，渐渐扩充，上而为王道，为汉制法，为天人感应，下而兴五经之学，以春秋决狱。在上者，虽不触动汉承秦制，或黄老之术，但渐次有为，知所敬畏，有所立极。在下者，虽不求诸井田象刑，而能俾民向学，而伦常日用亦因循吏之援引春秋，而渐及于化。当然，客观上，这也是秦火之余，公羊家典籍不备，不足以提出具体制度的结果。总之，事实上公羊学和汉制是相互发明，密切合作的。站在今天，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正统与学统的最佳状态。

二、史观，本身就是春秋的延续。史观的核心，一个是效法三代，一个是秦为闰朝，汉朝以春秋为法。再细密一些，庶人举义的陈胜、项王被视为诸侯。虽然项王和高祖曾殊死搏斗，但汉儒对项王依然尊敬。为什么？这是从道义上看的，超越了王朝的恩怨。推翻暴秦，是楚霸王的大德。谋杀义帝，对抗高祖，是其小节。义帝者，以事授之；高祖者，赤帝之应。然而二帝为亡秦而生，盖天为生民亡秦也。天子者，谁救此民则当之，故不嫌庶人以三尺剑取天下也。然则楚霸王杀义帝，亢高祖，不掩其亡秦之大德也。北畤待我而成，河决金堤，盖汉初未尝不称秦也。而汉儒必以秦为闰朝者，道义不正，谁与守国，其能久乎？

三、对先王的敬仰，六十四民九皇五帝三代的理想，孔子为素王，以春秋当新王，为汉之法的信念。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是先王之道，先王之道是孝在国家的体现。人知尊祖，则国亦当尊奉先王先贤。国若自以为是，自我作辟，则民对阴阳悬隔的祖先，或者身后兴衰的子孙，又能有什么责任感呢？

四、经学、太学，教育。需要注意，经学教育产生两种人，一是博士或博士弟子员，一是循吏。汉以后谈论教育往往忽略了后者。当然，汉朝的小吏是可以进身高官的，与宋明不同。这个结构体现了孔门四科，也意味着经学得以向全社会渗透，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同时经学将涉及各个层面，而不仅仅是士大夫的修身养性。从这点上，汉学之偏于政治，也是必然的。

五、司法和教育，是对民众传播的要点。是春秋决狱，让百姓感受到了仁政，从而感到了自然的秩序和内心的和谐。这在他们心中树立起义理的威信，和对这个国家的情感。入情入理的司法，才能让百姓信任国家。必须指出，宋明理学也是注重律条的，和今天某些似是而非的儒学观念不同。

4、今天的公羊学，放下经学问题不谈，从现代意义上讲，把公羊比附为立宪，是一个绝对的败笔。而且因之消解了对公羊学之哲学的探究。而架构在西洋信念之下的公羊学解读，又能有什么宪政可言呢？且不说公羊学的学理更主张因应现存的秩序，而不是全盘复古（或某化）。全盘复古是古文学的专长，而公羊学家在没有古文学基础的情况下误以古文为今文，岂不新莽不如吗？现存秩序本身是一个流变，即便你不试图改变，他自己也注定要变，何况以现实论，这些年中国是变得太多，变得没谱了，而不是相反。在一个变动不居的客观条件下，即便建立起理想的会痛中西的制度，又能存续多少天呢？如果理学的变革可以实现，则理想的堕落也是倏忽而至的。所以，现代中国的关键并不是改制，而是立极。董子曰：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现在中国绝非无改制之名，而是改制之名甚嚣尘上，而绝无不易之道充实其间。改制是制度，而不易之道则首先要立俗话所说的哲学。

不易之道不能立，我们的国家民族就如无头苍蝇。当年蒋先生提出三院制、太学制，有几人支持？秋风先生介绍董子的宪政，便有人冷嘲热讽。甘阳先生重诠通三统，结果也只是一人给一个版本。为什么？因为这些具体措置，并不是公羊学可以推出的。

重要的，是道的回归。（这其实很像宋明理学的工作。如果大家读读宋明的周礼学，看看宋明儒生如何评论汉武帝的失道，倒是有趣的事情，这揭示了公羊学的不足，或许也是古文经兴起的一个因素。这里所要表明的，只是理学并非没有制度化建构。但理学家采取了与公羊家类似的态度，这值得进一步关注。）

在今天，体现公羊学性质的成就，首先是蒋先生的公羊学引论，并不在于这本书的学术性如何（我知道某些学术界的质疑。但我要告诫他们，他们还谈不上什么判断力。如果连汉学、清学的差别都读不出来，如果连判断经义推断的能力都没有，那是没有资格评论蒋先生的），而在于他继承了公羊家的精神。引论非常痛斥古文家，这些观点今天蒋先生已经收回。但类似清末公羊的这种特立门户的手段，确实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恰恰是与何邵公神似的。蒋先生的王道图说，复兴汉儒使用的元-天地人的思维方式，以对照宋明的太极-阴阳的思维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因为没有刊印，注意到的人不多）。另外三重合法性不必被称为公羊学，但作为对合法性这个俗语的准古典解释，是非常重要的。柯如之先生以道涂洫沟引出扎扎实实的道学，虽有中西汇通的因素，但有助于大家更好理解汉学意义下的道，着实的道。先生强调一以贯之的仁通，是对庄子道通为一的超越，对于理解儒道，或认识儒学之抽象性是切要的。先生在论尼采的文章中提及西方古典学者与批判哲学家的分裂，从而制造了人民教师的缺失，从而呼唤思想与责任，或曰知与行的合一，虽然以西洋哲学为话语，但令理学家读来也心有戚戚。先生提出人民共和的观念，是接近古典公羊家的作风的，相对于诸多版本的通三统论，已经抓住了中心话语，谨期待进一步的发展。张宗贤先生指出内圣外王不可分离，本当贯通一体，指出公羊三乐是公羊的核心（三世说、获麟而作皆与此相关），须以尧舜之乐，为宋明以来的孔颜乐处正本。此二说貌似对庄子而来，实则本于公羊，只是世俗徒知庄生所致。先生解说通三统为制度久行不能无弊，故存三正以备救正，盖固有之义，唯先生敢道破而已。然则不论古之为汉制法，今之政治儒学，言制度者，莫不以为制度一立，万事大吉，从而制度（立宪）乃成天下莫大之事。故虽形式上承认三正相救，但从不敢言及日久生弊的道理。这种做法，搞不好是会消灭掉公羊学的超越性，而落入现实失败中的。与之相对的，便是理学家往往讳言制度，一者以为王者之事，儒生不得为之；一则以为虽有制度，已不能久，所以还要返归人心。窃以张先生之论答之，则曰：立制度而行，王者之事，非儒生所能也。而儒生为王者存三正（不是三代，而是三正。三代会被理学家理解为托空的道义。而三正则确指制度相资相救的可能），是存制度以备将来，守文王以俟后圣，非立而行之，法素王，非僭天子也。若夫制度不久者，故夫子有三正之教也。不明乎夫子之教三正，是为人心之坏也。茍以正人心言之，亦当贵夫子之学，守三正之道，存他日之豫，乃成功夫。则公羊于诸生治心，亦莫大焉。若夫颂夫子而不学其王心，称尧舜而不备以践于时，国将日损而不能救，亦何忠信恒心可言？又张先生以公羊自有成法，盖叹解诂也。这对公羊学者，也是重要的考问，或曰今日的方向。荩仁先生论大明正统甚切，此春秋传于宋儒，宋儒传于明儒之的论，而近人忽之者也。人因谓先生欲朱明复辟，先生则曰：王者往也，设当日北伐胜，朝鲜李氏未必不能为天子。盖满洲窜乱是为夷狄，朝鲜守礼可主诸夏，此夷夏之经义也。学春秋者，贵乎治事，舍是何往？先生又论，今人必以天子传家为非者，盖今人无父慈子孝之乐，无宗庙德行之教也。故言及宗族，不过牟私门利；言及父母，亦不过垂垂老朽。今人自家如此，是以观乎天子，亦以天子必私而已。然而古人父子有亲，家风世继，有一门节烈，死且不朽者。岂谓有家，便无公事？且今日私有财产，传家无疑。彼垄断产业，亦关万亿百姓，而不妨股权世袭。何独天子不能世传？曾谓天子不能举贤以善谋此产业乎？窃谓明乎此，乃能识破今日政治。蓝先生舍园谓世有政权，有财权，皆坊其为贱丈夫也。窃谓见政权之恶，而于财权熟视无睹，此新自由主义之政治正确也，乔姆斯基论之详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昔者希腊邦各异政，是能平心论之。今无九夷之履，亦于中夏有所不明也。如之先生、荩仁先生则履而明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