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賠款各省比例,及滿清藉此推行的苛捐雜稅剝削（四）

上接庚子賠款各省比例,及滿清藉此推行的苛捐雜稅剝削（三）

(三）各種稅厘

淸政府因籌措庚子賠款而增加的稅厘極其繁雜，這裏僅就鴉片稅厘、煙酒茶糖稅厘和百貨厘金的一些大槪情況加以簡述，

早從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淸政府對國內自產的鴉片徵收稅捐，稱為『土藥稅厘』。庚子賠款的攤派，使土藥稅厘大為加重。戶部的籌款辦法中規定增加土藥稅厘三成，到了各省，增加的比例更要大，名目也更為繁。

有些省分是增加舊稅，如湖北、直隸分別增加30%，四川增加10%，湖南除照部議加抽三成，再加三成，雲南每百斤增加厘金四兩八錢。有的省分徵收『膏捐』，如浙江規定，『無論土店煙鋪，售膏一兩，收捐錢二十文』，名曰『膏捐』⑤。江西『歲約收銀四十萬兩』，叫『土藥統捐』⑥，甘肅1901年加征『罌粟畝捐』17萬兩，陝西於1903年加征『土藥畝捐』三倍。安徽和直隸也分別有膏捐和罌粟畝捐等名目。某些省分是分攤賠款後才開辦鴉片稅的，如廣東廣西分別於1904年開辦。1900年，全國土藥稱為180萬兩，到1907年，增至900餘萬兩，七年之間，增加了四倍⑦。淸政府這樣大增鴉片稅收，實際上只是強制老百姓種煙吃毒，置人民於死地。

⑤【東華錄】光赭二十八年三月辛巳任道鎔奏。

⑥柯逢時【江西派款籌有成數疏】。【光緒財政通纂】卷二，第14頁，

⑦參閱【淸朝續文獻通考】卷六十八，考八二四九；【東華錄】，總第5795頁。

為了拼湊賠款，淸政府還大量地增加煙酒茶糖稅厘。特別是煙酒兩項，淸政府藉口其為嗜好品，說什麼要『寓禁於徵』，認為大量徵收煙酒稅捐，『殊於國計有裨，仍於民生無損』①。既以此為理由，捜刮時更是不擇手段。戶部籌款辦法中規定，煙酒茶糖我厘一律加抽三成，下到各省，往往更要超過這個標準。湖北從1901年起，煙酒茶稅分別加倍徵收。浙江於1901年加抽煙酒茶糖厘金30%之後，復於1904年加抽50%。陝西從1901年起，煙酒厘金加倍徵收，糖厘加抽80%。廣東除煙酒厘金加抽30%外，又於1902年開辦『酒甑牌費』，每甑每月納銀二兩。1903年，河南煙酒每斤加價八文。其他各省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②。1903年，直隸總督袁世凱為了北洋練兵，建議淸廷以煙酒稅名義向各省攤派軍費，幷浮報直隸煙酒稅可增收80萬兩，光緒帝立即命令將『直隸現辦章程咨送各省，責成該將軍督撫一體仿行』，幷派定各省每年煙酒稅額達646萬兩。這一筆派款是與當時為數320萬兩的『田賦盈餘』同時分攤下去的，這是賠款之外的又一次巨額攤派。貴州被攤煙酒稅額，無法應命，只得再次加重土藥百貨厘金。福建、新疆更無辦法。閩浙總督李興銳上奏說：『閩省官累民貧，難籌鉅款，懇將奉派煙酒兩稅及酌提中飽之四十萬兩，暫從緩免。』③但是，這樣的哀求是不會獲得淸廷的允準的。

賠款攤派後，百貨厘金的種類比任何時期都多。各省厘金章程所規定的抽收貨物，多到『舉凡一切貧富人民由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被課之列』④，江蘇抽厘貨物達1,241種，四川894種，廣東967種，廣西竟多達1,942種。這時全國局卡約在2,500個以上，各省『局卡林立,往往數十裏之遙，其間多至數卡』⑤，多者如『蘇州至崑山間不過五十餘裏，竟有四處收厘卡』⑥。厘卡愈多，稅率金積愈高，以前抽厘一般在1－2%，這時都增加到5%以上，江西、浙江、福建竟高達10%。至於厘卡機構之龐雜，陋規之苛繁、人員之眾多、官吏之敲詐貪污、兵丁之為非作歹，更是無法盡書。正如當時【厘金】作者陳熾所說：『天下設卡數百（按：實際不止此數），置官數千，增役數萬，猛如虎，貪如狼，磨牙而咀，擇肥而噬。小民椎心飮泣，膏血已枯。……』⑦

由於官吏的竭力搜刮，厘金收入迅速增加，1902年前全國年收不過1,600餘萬兩，1903年後增至1,700－1，800萬兩，到1907、1908年增至1,900餘萬兩或2,000餘萬兩⑧。實際人民在厘金方面所受的災害，遠不能用這個數字來說明。因為，不僅地方局卡官吏將厘金視為利藪，他們『抽厘十文，國家不過二三，余則半飽私囊，半歸浮費』⑨，而且各項貨物經沿途局卡一再翻視查驗，質量大受損失，農民肩挑背負，也被一一勒索,造成害商病民，阻礙貨物流通和影響農工生產的惡果，

①【東華錄】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丙戌上諭。

②上述材料主要根據【東華錄】、【徐文】和【光緒財政通纂】等書文。

③上引材料見【東華錄】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丙戌上諭，【光緒政要】二十九年十一月逾各省整頓押收煙酒稅事宜，【德宗實錄】卷五百三十八第12頁及卷五百二十九第7頁。

④羅玉東【中國厘金史】上冊，第65頁。

⑤鄭覌應【厘捐】。見【光緒財政通纂】卷四，第18頁。

⑥轉引自羅玉東：【中國厘金史】上冊，第61頁腳註。

⑦陳熾，【厘金】。見【光緒財政通纂】卷三，第21頁。

⑧參考羅玉東【中國厘金史】上冊，第188頁。

⑨鄭觀應【稅捐】。見【光緒財政通纂】卷四，【稅厘】第17－18頁。

(四）各種雜捐

淸政府因籌還庚子賠款而進行的苛捐攤派極其繁雜。其中有淸廷統一下令舉辦的，如糧捐、房捐等，有省府州縣各自舉辦的，還有各級地方官吏巧立名目而暗地舉辦的。因限於篇幅，這裏只能略述其一部分。

在各種雜項捐稅中，徵收較久的是契稅、當稅和牙稅。賠款的攤派，使上述三稅激劇增加，原來沒有的省分麼先後開辦。1902年，江蘇規定每戶稅契納銀一兩（這對田產微薄的中下農民來說是一個很重的負擔），寧屬每年認繳當稅銀40萬兩，蘇屬牙稅於1906年增加90%。浙江於1902年舉辦當捐，以價本大小分為數等繳納，又於1903年起加征牙稅，規定上則每年納銀十兩，中則七兩，下則五兩。福建牙稅於1904年起，迭次加征，以致增加十倍或數十倍。直隸牙稅於1903年分別增加到百兩、五十兩、三十兩、二十兩、十兩和五兩不等。山東當鋪每家每年繳銀四百多兩。其他各省的當契稅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①。

此外，當時全國性的捐項還有糧捐、房捐、鋪捐、賠款捐、膏款、彩票捐、酒捐、典捐和百貨統捐等項，至於個別省分攤派的雜捐，如賭博捐、肉擔捐、牛捐、馬捐、魚捐、牲畜捐、娼妓捐、戲園捐、火車捐、船捐、人頭捐、效報捐、柴把捐、米谷出口捐、煙燈捐、窯捐、煤炭捐、車輛捐、錢業捐、斗捐等等，真是多如牛毛。『民間之物，向之無捐者，官家從而添設之，官家未經議及者，土人出而包辦之。彼捐米豆則此捐菜果；彼捐魚蝦則此捐豬羊；彼捐木石則此捐柴草；彼捐房屋則此捐車馬』②，各地方統治者在搜刮人民的勾當中互相仿效，互相競賽，大顯其身手。

各地捐稅，有些是收額巨大的，如湖北的賠款捐年收70-80萬兩，廣東賭博捐歲額40多萬兩，廣西賭博捐歲額30萬兩。一般則是苛擾不堪，致使人民無法生存。如房捐的徵收一般在房租的10%以上，江蘇1901年甚至加征租金的15%。河南房租、鋪捐，因人民『多以土室茅廬，露居野處』③，無法徵收，乃將房產契稅加倍，以足其數。還有畝捐，凡『田畝所生之米豆蔬菜瓜果等物，亦復有捐』，沿海漁民則『按魚船之大小捐之，得魚之後，又按斤稱捐之，幷向販魚之小貿捐之，運至各集鎮，又按銷場稅捐之，甚至肩挑負販，貨換不出一鄉，乃轉一人便上一捐；……尤可駭者，鹽已知價，魚蝦業已上捐，醃成鹹魚蝦醬，輒又捐之』④。這樣的重迭搜刮，造成某些貨物的捐派甚至要超過其本身價値的好幾倍。

攤派是淸政府拼湊庚子賠款和解決一切財政困難的手段，也是地方官吏向人民進行勒索的重要門路。攤派制度的發展，不只是造成了地方財政的極端混亂，還促成了豪紳階級對人民的勒索和迫害。地方豪紳包攬稅捐，迎上欺下，魚肉鄉裏。『對上憲則曰商民樂從，幷非苛派，對商民則曰奉官開辦，誰敢抗違』⑤。他們利用包收稅捐的名義，可以對攜帶物品的客商進行攔路抽捐，也可以闖入百姓家中強收捐項。包稅的『稅棍』和催征押繳的差役到處橫行，他們手持征冊，隨帶鎖煉，握有對一般老百姓生殺之大權。

①上述材料主要根據【東華錄】、【德宗實錄】和【徐文】等書文。

②【東華錄】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甲辰王金鎔奏。

③【光緒財政通纂】卷五十一，第19頁。

④⑤同②。

庚子賠款使淸政府的財政完全陷於山窮水盡的地步，『中央』每年入不敷出，負倆累累。各省地方財政更因『中央』的屢次攤派而陷於枯竭，即極力捜刮，還是東挪西補，顧此失彼，虧空巨大。湖南省舉辦宣統蘭年預算時，統計該省先後負債達500多萬兩之多。貴州財政崩潰，1908年甚至要求撥還已經上征的稅款。

各省地方政府在財政枯竭的情況下，除稅捐搜刮外，又利用銅錢漲價的機會，紛紛趕鋳銅元，從中牟取高利。1905年，全國十七省新鑄銅元，設局二十二處。結果『錢出日伙，錢價日低』①，戶工兩部所鑄當十大錢，僅抵制錢兩文。淸政府卻從中大獲餘利。

江蘇銅元餘利竟達35－40%，該省1904年認籌軍費，萁中指定銅元餘利達270萬兩②。人民則不但因銅元貶値而大受其苦，甚至因官府突然禁止使用和納稅拒收銅元而使手中極其微薄的一點錢匝幾乎化為烏有。

在人民災難加深之中，統治者卻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那拉氏自西安逃難回京後，日用四萬金，大修頤和園，又大量收購中外珍貴物品。既然皇室如此，官吏的貪污作惡也就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更為嚴重了。戶部銀庫郎中『一缺任滿，輒挾資數十萬』③；知縣經辦一屆漕所，立成巨富。從地方到『中央』，繳納捐款層層索取規費。各地官吏貪污事件，已經無人查究。

在淸朝統治者的長期壓榨下，加上各種自然災害的侵襲，農民被迫仰乞於高利貸，或者出賣僅有的一點土地。結果，絕大部分農民陷於破產。工人和手工業者，也因各物的重稅苛征促成物價高漲，即使『歲入與前相等者，今則資用效力不及一半』④。稅捐對當時手工業和民族工商業的阻礙和破壞，又更是造成大部分人民失業飢娥的重要原因之。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用屠殺的手段所搶得的巨額庚子賠款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多麼嚴重的惡果。中國人民是不會任憑中外反動統治者來奴役和宰割的。事實上，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各地人民的反抗鬥爭，此伏彼起，從未停止，鬥爭形式則有逃避捐稅或直接進行武裝反抗，或反對賠款攤派和各種苛捐雜稅，或反對洋敎徒和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各種鬥爭都給帝國主義和淸統治者以直接打擊，同時也支持了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促使其不斷發展壯大，終於在1911年爆發了辛亥革命。

〔本文是在武漢大學歷史系彭雨新敎授指導下寫成，特志謝忱。〕

①【東華錄】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乙未周馥奏。

②參考彭雨新【淸末中央與各省財政關係】。載【社會科學雜誌】民國三十六年六月第一期。

③【東華錄】光緒二十八年四月甲辰戶部奏。

④滄江【論中國國民生計之危機】。見宣統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國風報】。

真是開眼界，什麼亂七八糟的稅都有！

糧捐、房捐、鋪捐、賠款捐、膏款、彩票捐、酒捐、典捐和百貨統捐等項，至於個別省分攤派的雜捐，如賭博捐、肉擔捐、牛捐、馬捐、魚捐、牲畜捐、娼妓捐、戲園捐、火車捐、船捐、人頭捐、效報捐、柴把捐、米谷出口捐、煙燈捐、窯捐、煤炭捐、車輛捐、錢業捐、斗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