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主體民族拋棄政權現象及其警示

張啟功 · 發表於 2018-3-13 22:45

主體民眾拋棄政權現象及其警示[1]

文 / 梅新育

縱覽2016年全球政治發展，英國脫歐和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國大選中橫空出世，堪稱最引人矚目、最出人意料的『黑天鵝』現象，很可能給國際政治經濟走勢帶來深刻的長期影響。總結提煉這兩大『黑天鵝』現象，其最大共同點可以歸納為『主體民眾拋棄政權』。在英國脫歐案例中，遭到拋棄的『政權』是歐盟這個國家聯盟；在『特朗普現象』中，遭到美國傳統白人中產階級、最認同美國國家和傳統美國價值觀的少數族裔——亞裔（特別是華裔）大面積拋棄的是長期把持政治舞台的『建制派』，共和黨和民主黨皆然，而且在競選進程中，不少拋棄者的情緒有向否定整個美國政權體製發展之勢。與此類似，台灣當局馬英九領導下的國民黨各級政權被長期一直構成國民黨基本盤的藍營選民拋棄，以至於在這兩年的台灣地區各級選舉中全面崩盤，面臨奪取權力上台的民進黨『凌遲』。放眼更大歷史跨度考察，蘇聯解體和哈布斯堡王朝覆亡是更加典型的『主體民眾拋棄政權』現象，因為由此而解體覆滅的不僅僅是一個政黨、一個跨黨派政治精英集團，而是有數百年歷史的實實在在的國家實體。中國大陸同樣存在類似風險，總結國內外這一現象的經驗教訓，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1]編者註：如何理解梅先生該篇文章的主題思想，請參考【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4年8月下發表的【當前我國跨境人口流動的風險與挑戰】一文。

一、逆向歧視導致主體民眾拋棄政權

何謂『主體民眾』？對於一個國家（政治地區）而言，人口、經濟、文化占優勢的多數民族是其主體民眾，這樣一個多數民族通常是這個國家的創建者、主要建設者和保衛者；對於一個國家聯盟而言，其骨幹成員國國民構成其主體民眾；對於一個執政的黨派、運動等政治力量而言，在這個國家/地區不占少數且構成其傳統支持者的群體構成主體民眾。審視英國脫歐、蘇聯解體、哈布斯堡王朝滅亡、國民黨土崩瓦解面對『凌遲』，以及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異軍突起，不難發現，在這些案例中，失敗方和遭遇挑戰方都是因為遭到了主體民眾主動拋棄；而按常理來說，這些主體民眾本來應該是失敗方天然的、長期的支持者。

在當地時間2016年6月23日舉行的英國『脫歐』公投中，由於正反雙方都開展了充分的宣傳動員，通過脫歐表明這個歐盟支柱國家的主體民意拋棄了歐盟。分析投票情況，由於以下兩個因素更有利於留歐派，脫歐派在英國全民公投中的勝利優勢實際上大於統計數字所顯示的約4個百分點（52%對48%），因此，可以判斷，脫歐派在這次全民公投中比較充分地代表了英國、特別是英格蘭的優勢民意。

首先，公投前夕留歐派女議員遇刺身亡，給留歐派增加了不少同情票。

其次，公投當日英國各地普遍大雨滂沱，對脫歐派比對留歐派投票妨礙更大。因為留歐派多數集中在倫敦這樣的大城市，而脫歐派在鄉村、中小城市優勢更大，留歐派集中的地方人口和投票點密集，去投票更便利；脫歐派聚居的地方人口和投票點相對稀疏，去投票沒那麼便利，相對較低的收入也妨礙了一些脫歐派選民在雨天出門投票。

有鑑於此，此次英國全民公投通過脫歐，其意義不可低估，因為這是歐盟這個國家聯盟的第三支柱國家（德、法居前兩位）多數民意通過脫離聯盟，而且這個國家的主體民族英格蘭人贊成脫離聯盟的比例還高於整體比例；換言之，是歐盟第三支柱國家及其主體民族拋棄了歐盟。在英國脫歐派勝出後，荷蘭、法國、意大利等國舉行脫歐公投的呼聲頓時高漲，而這些國家本來都是歐共體-歐盟的骨幹國家，甚至還是當初歐洲共同市場的初始發起國，更讓人看到了本該是歐盟基本盤的民眾對歐盟已經何其離心離德。

與此相似，蘇聯解體，並非外力強行肢解，關鍵是作為30年統一俄羅斯-蘇聯國家創建者和支柱的俄羅斯民族主動拋棄了它，因此，蘇聯解體不可避免，也無法挽回。分析1991年3月17日蘇聯全民公決結果，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蘇聯被俄羅斯族拋棄的情況。

在這次全民公決中，面對是否保留聯盟國家的公決問題：『你認為有必要把蘇聯作為一個各共和國主權平等的新的聯盟加以保留嗎？』有9個共和國成功組織了全民公決投票，在本地社會歷史文化傳統、民族構成與俄羅斯-蘇聯主流社會相差最遠的中亞五共和國，無論參加投票人數比例還是投贊成票比例都是最高的，俄羅斯聯邦參加投票人數比例和投贊成票比例都遠遠低於中亞五共和國；在中亞五共和國中，贊成保留聯盟者比例最低的恰恰是俄羅斯族人口比例最高、本地居民俄羅斯化程度最深的哈薩克共和國：

（1）哈薩克共和國參加投票人數占有投票權總人數的89%，其中投贊成票者為94%，亦即其有投票權總人數的84%贊成保留聯盟。

（2）烏茲別克共和國參加投票人數占有投票權總人數的95%，其中投贊成票者為93.7%，亦即其有投票權總人數的89%贊成保留聯盟。

（3）吉爾吉斯共和國參加投票人數占有投票權總人數的92.9%，其中投贊成票者為94.5%，亦即其有投票權總人數的88%贊成保留聯盟。

（4）土庫曼共和國參加投票人數占有投票權總人數的97.7%，其中投贊成票者為98%，亦即其有投票權總人數的96%贊成保留聯盟。

（5）塔吉克共和國參加投票人數占有投票權總人數的94%，其中投贊成票者為96%，亦即其有投票權總人數的90%贊成保留聯盟。

（6）俄羅斯聯邦參加投票人數占有投票權總人數的75.4%，其中投贊成票者為71%，亦即其有投票權總人數的53.5%贊成保留聯盟。[1]

從上述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兩點：第一，俄羅斯聯邦參加投票人數比例和贊成保留聯盟比例都遠遠低於中亞各共和國，有投票權總人數中贊成保留聯盟者比例只是勉強過半，比中亞各共和國低30.5-42.5個百分點。

第二，在中亞各共和國中，有投票權總人數中贊成保留聯盟者比例最低的是俄羅斯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哈薩克共和國，該項指標比另外4個中亞共和國低4-12個百分點。俄羅斯族曾長期是哈薩克共和國第一大民族，直到1989年人口普查，哈薩克族人口比例（39.7%）才首次超越俄羅斯族人口比例（37.8%），考慮到在這次人口普查中，哈薩克共和國總人口中還有5.8%的德意志人、5.4%的烏克蘭人，以及部分白俄羅斯人，該共和國斯拉夫族人口占比超過43.2%，歐裔人口占比超過49%。相比之下，在同一次人口普查結果中，烏茲別克共和國總人口中俄羅斯族占8%，吉爾吉斯共和國總人口中俄羅斯族占21.5%，土庫曼共和國總人口中俄羅斯族占10%，塔吉克共和國總人口中俄羅斯族占7.6%。[2]

[1]根據丁篤本【中亞通史（現代卷）】中第九章『全面改革和蘇聯解體時期的中亞』數據計算整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丁篤本：【中亞通史（現代卷）】，第九章『全面改革和蘇聯解體時期的中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進一步上溯歷史，一個大國被創建這個國家的主體民族拋棄，在歷史上並非只有蘇聯這個孤例，統治奧地利帝國數百年的哈布斯堡王朝最終被德意志人拋棄，就是蘇聯之前的典型案例。哈布斯堡家族本身就是德意志封建統治家族，也從來以德意志族為其基礎。1282年，哈布斯堡家族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一世將奧地利分封給兒子阿爾布雷希特，奧地利由此成為哈布斯堡帝國的基幹。近600年間，德意志族曾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幟下一次次浴血奮戰，把奧斯曼帝國大軍進犯歐洲的狂潮擋在維也納城牆之下，最終啟動了歐洲人民的全面反攻；但到了導致哈布斯堡王朝最終覆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多年，原本創建、保衛、開拓、發展了奧地利國家的德意志族在心理觀念上就已經普遍拋棄了哈布斯堡王室，而是更加認同、尊崇德意志帝國皇帝和俾斯麥，以至於產生了公開反對哈布斯堡王朝基本綱領、主張與德意志帝國合併的泛日耳曼民族黨等政黨。『一戰』

結束第二天（1918年11月12日），新成立的維也納臨時大會就通過決議，主張與德國聯合，充分反映了原奧匈帝國境內德意志族人民的普遍意願。

而1919年4月3日奧地利共和國國民議會通過【哈布斯堡法】，沒收哈布斯堡家族財產，驅逐哈布斯堡王室成員，又體現了奧地利社會對哈布斯堡王朝的厭棄何其決絕。

冷戰失敗者蘇聯以解體而告終，冷戰勝利者美國今天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冷靜審視2016年美國大選以及此前數年美國政治生活變動，可以看出，美國傳統主體民眾同樣已經在類似蘇聯俄羅斯族、奧匈德意志族拋棄政權的道路上走出了不短的距離。

美國賴以立國的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和種族基礎，WASP（白種盎格魯-撒克遜基督徒）長期是美國社會當仁不讓的中堅，愛國主義精神一向濃烈。近幾十年來，有兩種關於美國特性的『政治正確』說法在美國社會、乃至美國國外頗為流行，第一種說法是聲稱美國是一個移民之國，第二種說法是說美國特性僅僅界定於一套政治原則，即『美國信念』。然而，正如塞繆爾·亨廷頓所指出的那樣，這兩種說法不過是不完全的真理，即只有一半符合真實情況的說法，雖然比完全的假話更能誤導他人，畢竟並非完全真實。在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多數美國人都不是對移民持友好態度，也不曾認為自己的國家是『移民之國』；美國不是一個移民之國，而是一個盎格魯-新教定居者建立的定居者社會，是定居者先創建了美國，然後移民才來到美國；[1]18世紀末美國的人口爆炸主要並非吸收移民所致，而是來自本土人口異常之高的出生率。[2]美國能夠順暢地吸收大量移民，關鍵在於它作為『熔爐』同化移民、使新移民接受WASP文化與價值觀的能力；而在所有非白人少數族裔中，總體上又以被稱作『模範少數族裔』的亞裔（特別是出身儒家文化背景的中日韓越裔）最認同美國國家和傳統美國價值觀。

早在2016年11月8日美國大選選舉投票之前，筆者就曾不止一次在【21世紀經濟報道】專欄等公開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本屬美國政界局外人，其政見言論幾乎全方位對抗近幾十年來日益擴張的『政治正確』觀念，但恰恰是這些『政治不正確』言論見解為他在美國傳統白人中產階級和亞裔中贏得了廣泛人氣，長期把持政治舞台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建制派』在美國傳統主體民眾中遭到大面積唾棄。無論特朗普在這場美國多年來最無底線選戰中最終勝敗如何，被他打破的眾多『政治正確』禁忌蓋子已經無法復原了。

不僅如此，美國傳統主體民眾拋棄『政治正確』的『建制派』趨勢並非始於特朗普現象，而是幾年前就開始了。2014年6月，美國國會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埃里克·坎托（EricCantor）在黨內初選中敗給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學教授大衛·布拉特（DavidBrat），震撼美國社會。

[1][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第34-50頁，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

[2][美]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第39-40頁，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

因為坎托的優勢實在非常突出：從1992年起就一直擔任弗吉尼亞州眾議員，2001年起一直擔任聯邦眾議員，在眾議院地位僅次於議長博納，社會各界普遍看好他將接替博納的眾議院議長職位，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猶太裔眾議院議長，那次競選經費多達150萬美元，布拉特投入的經費則只有8.4萬美元。而占盡優勢的坎托之所以失敗，關鍵原因就是他投票同意非法移民合法化的『夢想法案』，該法案規定，非法移民如果16歲以前進入美國，在美國連續居住至少5年，擁有高中或同等學力，在美國大學就讀或服兵役滿兩年，而且沒有犯罪記錄，就可以申請取得合法身份；布拉特猛烈抨擊這一法案等於向非法偷渡者頒布大赦令，從而贏得黨內選民多數支持而一舉掀翻政壇大佬坎托。無獨有偶，加強限制非法移民同樣是特朗普核心政見之一。從布拉特到特朗普，美國傳統主體民眾拋棄『建制派』的浪頭大幅度躍升；即使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最終敗選，也並不意味着未來不會較快地湧現出新的特朗普。[1]

到目前為止，就整體而言，構成特朗普支持者主力的美國傳統主體民眾尚未公開大面積否定美國現行政治體系，他們否定的是『政治正確』的『建制派』政客個人及其群體，期待的是在現行政治體系下換上符合自己期望的領導人。但向否定美國現行政治體系發展的苗頭已經出現，如果他們的期望沒有得到滿足，未來未嘗沒有可能如同哈布斯堡帝國德意志族、蘇聯末期俄羅斯族那樣走向拋棄整個現行政權體系。在競選進程中，特朗普支持者自發組建民兵，聲稱若特朗普競選失敗就將武裝奪權，就是上述苗頭的最突出體現。

[1]梅新育：【美國大選中的兩種治國理念】，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16年11月2日；【希拉里健康與國際經濟政治環境變化】，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16年9月15日。

與上述案例類似，台灣當局馬英九領導下的國民黨在近年台灣地區各級選舉中全面、徹底崩盤，關鍵是被長期一直構成國民黨基本盤的藍營選民拋棄。考慮到民進黨等綠營政治勢力一向強烈排斥、歧視藍營選民，藍營選民如此決絕地拋棄國民黨，就更令人深思了。

主體民眾本該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整治地區）、一個國家聯盟的基本盤，為何大面積拋棄他們創建和浴血保衛、開拓、發展的國家（政治地區）/國家聯盟？關鍵在於這個國家（政治地區）、這個國家聯盟的主導思想理念和政策走到了逆向選擇、逆向歧視的歧路，他們的主導思想理念和政策沒有鼓勵民眾『合眾為一』，沒有鼓勵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民眾在統一的規則下依靠個人奮鬥出人頭地，沒有鼓勵不同民族集團多勞多得、為這個國家（政治地區）/聯盟多作貢獻從而『做大蛋糕』，沒有鼓勵落後向先進看齊，而是走向了反面，強行讓先進被落後綁架，鼓勵『按鬧分配，多鬧多得』。在這種情況下，隨着主體民眾的不滿日益膨脹，越來越多的主體民眾精英也日益感到理論上的『最優』已經因為執政集團思想理念和政策偏差而無法達成，反而日益成為自己和本族集團的桎梏，不如退而求其次選擇更有保證的『次優』；在達到臨界點之後，這個國家（政治地區）、這個聯盟遭到主體民眾拋棄也就無可挽回了。而在遭到主體民眾拋棄之後，這個國家（政治地區）、這個聯盟的統治集團也必然垮台崩潰而不可能指望受惠於他們的其他族群鼎力支持，因為在他們政策下『多鬧多得』的族群只是把他們當作不勞而獲汲取不成比例政治經濟資源的工具，而無論個人還是群體，都不可能對自己能夠呼來喝去、用以不勞而獲攫取資源的工具產生任何忠誠，只可能用完之後棄若敝屣，而形形色色的優惠扶植政策只是增強了他們汲取的能力與胃口。

二、逆向歧視、逆向選擇導致解體案例之一：英國脫歐

在英國脫歐案例中，筆者在公投前發表的【英國脫歐：長痛還是短痛】

一文中，我提出，『脫歐』給英國經濟社會帶來的只是短期衝擊，無法掩蓋『留歐』的長期痛苦；倘若英國全民公投決定留在歐盟，那也就意味着英國將繼續承受一系列的不利，而這些不利因素損害的將是英國經濟社會的長期活力，甚至有可能關係到英國國家存亡：

作為歐盟公共財政的淨貢獻方繼續承受對外轉移支付的負擔。考慮到歐陸國家盛行的『白左』思維仍將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占據上風，歐盟公共財政仍將主要是作為轉移支付工具而非發展工具，歐盟不合理的對外負擔還很有可能進一步加重，英國的這部分負擔也將日益加重。

繼續被歐陸國家、特別是南歐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綁架而不得不違心地背離自己的自由貿易傾向。在歐盟現行決策機制下，英國這個經濟管理相對明智很多、經濟增長業績和活力要好很多的國家，不得不讓自己本來明智的決策管理能力屈從於歐豬國家低下的決策水平。繼續這樣下去，對英國未必是好事。

繼續被布魯塞爾歐盟監管機構的官僚主義束縛而抑制、乃至扼殺英國經濟的活力。歐盟監管規則堪稱全世界最繁瑣最低效，歐盟官僚機構辦事效率在主要發達國家中堪稱最低，而英國體制相對要有活力、高效得多。若能擺脫布魯塞爾官僚機構繁文縟節的束縛，有利於發揮英國經濟社會活力。

最重要的是，在現行歐盟自殺性移民政策下，與歐洲社會文化傳統格格不入且拒絕融入東道國社會、缺乏勞動積極性、只想分享歐洲福利的外國移民正在快速增長，不僅給歐洲各國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而且潛藏着對歐洲社會治安乃至文化傳統、國體的顛覆性威脅。倘若『退歐』，英國可望明顯降低此項威脅；如果『留歐』，英國面臨的這項威脅不會明顯降低。[1]

[1]此文參見中新網鏈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6-23/7915298.shtml。

不僅如此，在歐盟目前的政策理念下（這種理念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望根本改革），歐盟經濟社會一體化的深化意味着上述問題會進一步惡化。

本來在正常條件下，要改善歐元穩定性，就需要擴大共同財政；但在歐盟目前的政策理念下，擴大共同財政的結果只能是加大富裕發達、管理相對穩健的西歐國家對落後、管理混亂的南歐國家的轉移支付，加大對不認同歐洲社會文化傳統甚至包藏禍心的外來移民轉移支付，從而激勵落後、混亂成員國和外來移民的道德風險。倘若有理性堅強的領導，歐盟深化一體化無疑是其所有成員國的最優選擇；但在這種情況下，這種理論上的『最優』結果基本上已經無望實現。對於英國而言，脫離歐盟、退而求其次保住自己本土的天地，不失為更有保障的『次優』選擇。

三、逆向歧視、逆向選擇導致解體案例之二：蘇聯解體

在蘇聯解體案例中，俄羅斯聯邦、俄羅斯族長期承擔了對其他共和國的轉移支付負擔，卻在許多方面承受了逆向歧視待遇；天長日久，俄羅斯族對逆向歧視的不滿日積月累，從量變到質變，最終對這個他們創建、他們始終充當支柱骨幹、他們曾浴血保衛的政權喪失了認同，棄若敝屣。蘇聯末期俄羅斯反對派崛起，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依靠打着意識形態之爭旗號的民族矛盾。在俄羅斯聯邦發表主權宣言時，時任俄羅斯副總統魯茨科伊的話就是俄羅斯從此不再給別人充當『奶牛』，而蘇聯解體的命運也就不可避免了。由於非俄羅斯族官員在同等條件下有着更多的提拔晉升機會，必然逐步形成地方民族性權勢集團，進而不斷侵蝕蘇聯黨和國家中央權威的基礎，天長日久，早在蘇聯解體之前，蘇聯黨和國家中央就已經喪失對非俄羅斯共和國的實際控制權，也意味着蘇聯體制已經無法改弦易轍、扭轉對俄羅斯族的逆向歧視。

張啟功 · 發表於 2018-3-13 23:05

（四）暫時寄生性特權帶來長久歷史後果

在奧匈二元帝國體制下，匈牙利權勢集團成功地從哈布斯堡王室攫取了全方位的寄生性利益；但哈布斯堡王朝很大程度上因為他們的拖累而崩潰之後，匈牙利在凡爾賽和會上遭受了在各方面都比奧地利重得多的懲罰：

失地。匈牙利不僅喪失了克羅地亞、斯洛伐克、伏伊伏丁那等非馬扎爾人聚居地區，就連自11世紀以來八九百年間一直與匈牙利歷史緊密相連、占舊匈牙利王國幾乎一半版圖的特蘭西瓦尼亞也被割給羅馬尼亞。而且，和會將舊匈牙利王國邊緣的一片領土割讓給新生的奧地利，使得奧地利成為凡爾賽和會上唯一獲得領土的戰敗國[1]賠款。協約國的專家們原本計劃要求奧地利和匈牙利承擔帝國的大部分債務和賠款；但在賠款委員會承擔確定賠款金額任務後，他們兩年後對奧地利接受了這個說法——『如果一個人靠救濟生存，就不應該要求他還債』，承認奧地利沒有任何賠償能力。匈牙利則每年都必須用黃金和物資支付賠款。

面對如此嚴厲的懲罰方案，參加凡爾賽和會的匈牙利代表團企圖乞求寬大，其團長艾伯特·阿龐尼伯爵先後用完美的法語、英語和意大利語發表聲明，指出對匈牙利的懲罰比對其他任何戰敗國都嚴厲，失去了2/3的領土和人口，350萬匈牙利人（匈牙利總人口1000萬）將與母國分離；被切斷了市場和原材料來源；還要賠償巨額賠款；……他爭辯道，如果自決原則是公正的，就應該應用於匈牙利人，至少應該在將被分割出去的地區舉行公投。勞合·喬治認為這篇聲明是精彩之作，當面稱讚阿龐尼的雄辯，連『老虎總理』克雷孟梭也對他彬彬有禮，但這一切都不能挽回戰勝國嚴懲匈牙利的決定，阿龐尼的雄辯為匈牙利贏來的只不過是增加多瑙河巡邏船之類些微讓步。1920年6月4日，匈牙利簽署【特里亞儂條約】，接受割地、賠款等全部條件，匈牙利公共建築上的國旗為此全部降半旗致哀。

[1][英]瑪格麗特·麥克米蘭：【大國的博弈：改變世界的一百八十天】，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頁。

由於匈牙利各界沒有深刻反思本族的歷史錯誤，而是企圖推翻【特里亞儂條約】，恢復不是靠自身實力、而是靠哈布斯堡王室逆向歧視選擇才攫取得到的版圖與寄生性利益，匈牙利精英階層此種心態企圖尤甚，這個國家在20世紀數次把自己推向大國卒子地位和動盪深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匈牙利靠攏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依靠法西斯陣營之力，匈牙利在1938年【慕尼黑協定】之後成功地獲得一小塊斯洛伐克地區、整個魯塞尼亞地區；1940年，匈牙利從羅馬尼亞奪回特蘭西瓦尼亞2/5地區和南部巴納特的部分地區；1942年占領南斯拉夫；……[1]但隨着二戰失敗，這一切最終全部落空，匈牙利還由此留下了難以消除的歷史污點。

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舊匈牙利精英階層和受其影響的群體發動了血腥的內亂，一戰之後嚴厲懲罰匈牙利的西歐大國對此給予了支持。在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劇變中，匈牙利本國自不待言，在經歷了血腥政治更迭的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匈牙利族更是成為西方列強操縱挑起戰亂的卒子。但所有這一切都無助於匈牙利經濟社會的進步，只有卡達爾時期的匈牙利才實現了工業化。

五、逆向歧視、逆向選擇案例之四：特朗普現象

（一）奧巴馬執政實踐大大加劇美國社會分裂

2009年1月奧巴馬初次當選就職之前，我寫下【奧巴馬的美國夢是美夢還是噩夢？】一文，[2]明確提出這個問題——『奧巴馬當選是否會成為美國社會分裂的里程碑？』

[1][英]瑪格麗特·麥克米蘭：【大國的博弈：改變世界的一百八十天】，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頁。

[2]此文在網上流傳甚廣，【香港傳真】2009年第13期全文刊載，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崑崙策等網站再度發出這篇舊文。

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以下判斷：

一個黑人當選總統，對美國賴以立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和種族基礎而言，無論如何是一個巨大的衝擊。一個多民族國家，國家元首可以是少數民族，但他必須認同多數民族的主流文化，否則結果必然是動亂，乃至國家覆亡，社稷傾頹。從中國西晉到歐洲羅馬帝國，直到奧匈帝國、蘇聯和南斯拉夫，它們的命運無一例外表明，一國立國必須具備足夠堅實的文化和民族基礎；我們不要天真地幻想一個國家能夠僅僅建立在一種意識形態之上，而不需要種族和文化認同。信手掂來一頂『種族主義』的大帽子給人扣上，固然方便，卻無助於真正解決任何問題。

作為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作為一個初中便閱讀了全套線裝【史記】和【隋書】的老資格歷史愛好者，筆者深信華夏文明的優越和深厚潛力，在政治和文化領域都自覺而堅定地抵制美國的滲透，筆者也不止一次與美國人唇槍舌劍地交鋒；但筆者同樣確信，倘若美國當初賴以立國的不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以及與此相應的種族基礎，這塊目前（注意！我這裡說的是『目前』而不是『永遠』！）叫做『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絕無可能在世界上擁有當今的地位。

美國能夠順暢地吸收大量移民，關鍵在於它作為『熔爐』同化移民的能力；然而，一旦依靠部分真實構建起來的多元文化史觀和相應政治觀主宰社會，使得各少數族裔不是靠認同主流文化傳統而贏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認同不同於主流文化傳統的少數身份而更能贏得上升機會，美國社會的統一能力也就開始動搖了。

奧巴馬是依靠黑人資助從政壇起步的，在首次當選總統的最終投票中僅僅贏得了43%的白人選民，卻贏得了96%的黑人選民和2/3的拉丁裔選民。所有這些政治支持最終都會尋求物質或政治上的回報，而在投票支

持奧巴馬的那些非白人選民、特別是黑人選民中，大多數人想要的回報不容樂觀，因為在數十年來眾多黑人民權領袖們的帶動下，太多的黑人群眾已經習慣於指責他人的『不公』，習慣於給哪怕是善意指出自己族群缺點者扣上『種族主義』大帽，習慣於不斷索取『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之類的額外優惠待遇，卻不肯正視自己的缺點，[1]不肯依靠自我奮鬥改變自己的命運。既然奧巴馬最堅定的政治基礎是黑人，那麼，一旦美國種族矛盾激化迫使他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選擇自己最堅定的政治基礎，即使他內心對這個群體懷有負面看法。

奧巴馬的認同究竟如何？美國社會不同群體對他認同的期望是什麼？一旦他們發現奧巴馬的認同不符合自己的期望，他們會如何反應？美國社會在冒着巨大的風險去探索這些問題的答案。

在奧巴馬8年任期即將結束之際，縱覽他執政實踐結果，不能不說，他確實是大大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近幾十年來，隨着依靠部分真實構建起來的多元文化史觀和相應政治觀主宰美國社會，越來越多少數族裔不是靠認同主流文化傳統而贏得上升渠道，而是依靠認同不同於、甚至對抗主流文化傳統的少數身份而更能贏得上升機會和特惠；越來越多的人不是尋求統一規則下的平等競爭機會，而是尋求附着於某個少數種族、宗教身份的優先特惠，從而形成日益壯大的以少數種族、宗教身份標記的分利集團；在『反歧視』的旗號下，美國主體民眾遭到了越來越廣泛、深入的逆向歧視，奧巴馬上台以來越發嚴重。

[1]這種傾向由來已久，早在1960年代初，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PatrickMoynihan）就指出黑人窮人中非婚生子女人數有所增長，並對此發出警告，結果被指為種族主義（見奧巴馬：【無畏的希望】，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頁）。今日美國黑人社會非婚生子女泛濫成災，這種諱疾忌醫的做法至少要承擔部分責任。

（二）美國社會逆向歧視問題日益嚴重

毋庸諱言，美國有過種族歧視、特別是黑人備受欺壓的歷史，但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便判定公立學校必須消除種族隔離，實現種族混合；1955年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黑人反對當地公共汽車上的種族隔離制度，標誌着黑人民權運動全面爆發。1964年，美國通過【公民權利法案】；1965年通過【選舉權利法】，以立法形式正式結束施加於美國黑人的選舉權限制，以及各種公共設施方面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制度。在那之後，美國黑人在法律上已經獲得全部平等權利，並通過形形色色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Action）在入學、就業等社會生活各方面獲得了優於白人、亞裔等其他族裔的優惠待遇，延續至今，已近兩代人之久，曾經的『白人欺壓黑人』現象在大多數時候、大多數方面已經消除，在公開場合更是成為不可觸碰的禁忌。

二戰之前和戰後初期，美國人均收入曾經大幅度領先於其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更不在同一層次上；時至今日，昔日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已經湧現出一批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它們、其他發達國家與美國之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幅度已經不如二戰之前和戰後初期那麼巨大，甚至出現了一批人均收入高於美國的高收入國家，但美國仍然是對世界各國移民吸引力最大的國家，外國黑人、拉美人和穆斯林群眾對美國尤其趨之若鶩；僅此一點，就足以證明美國傳統主體民眾的種族歧視即使沒有從內心完全消除，也比世界多數國家要好得多，更沒有廣泛的外部存在表現。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種種原因，美國政治越來越多地將注意力投向少數群體而相對忽視多數群體，越來越重視非法移民利益而相對犧牲國民權益，『種族歧視』指控和『反歧視』旗號遭到日益廣泛的濫用，而且事實上成為美國傳統主體民眾——白人專享的罪名，一些對美國國家和美國傳統價值觀認同感相對薄弱的少數族裔藉此架空平等競爭，在福利救濟、教育、就業、乃至犯罪等各方面索取越來越多的優惠特權，而他們自己普遍存在的種族歧視、乃至反美傾向則得到包庇縱容，最認同美國國家和美國傳統價值觀、勤奮上進精神最強的少數族裔——亞裔也與白人一起遭受越來越嚴重的逆向歧視。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政治的這種逆向歧視傾向明顯提速。

在『反歧視』和『平權』的旗號下，黑人指責奧斯卡獎得主中黑人太少，指責硅谷高科技公司中黑人員工太少，指責監獄犯人中黑人比例太高，……給所有這些現象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但他們絕口不提籃球、田徑、歌手明星中黑人比例之高，不提黑人學生學業之糟糕，不提世界各國億萬觀眾對美國演員的評價取捨，不提黑人犯罪率之高。民權運動至今已有兩代人，黑人群體主流不是珍惜得來不易的平等、甚至優惠教育機會而發奮讀書，而是浪費教育機會，把精力用於索取更大的教育加分待遇，同時在教育體系內鬧事，要求降低課程難度（以至於有的美國大學為遷就黑人、西裔等學生而取消了數學課程），要求在教學內容中用對歷史進程影響甚微的黑人替代千百年來對人類文明和歷史進程影響巨大的白人思想家、文學家、歷史學家等巨匠，……而所有這一切與文明進步倒行逆施之舉，都得到了美國政界、特別是奧巴馬政府和民主黨的積極響應支持，他們正在積極推進立法，要求硅谷高科技企業招募員工時不再唯才是舉、而是按美國人口種族構成招募，有些人甚至主張監獄犯人構成也應當反映美國種族構成比例。

在這種逆向歧視環境下，黑人認同非洲而不是美國、白人與非亞裔少數族裔混血子女認同少數族裔而非白人已非罕見，甚至出現了白人冒充黑人等少數族裔、印裔冒充黑人以求更好教育和事業機會的現象，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斯波坎市（華盛頓州第二大城市）分會會長、著名黑人領袖瑞秋·多爾扎爾原系白人冒充黑人，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冒稱有印第安血統而享受了全方位優惠，……這些事件都曾轟動一時，特朗普也在2016年3月20日的競選演講中嚴厲抨擊伊麗莎白。[1]

（三）美國社會逆向歧視問題暴力化趨勢

特別突出的是，在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藉口反對『種族歧視』和『警察濫用暴力』發動的群體性事件持續升級，形成了席捲全美的一場又一場襲警暴亂和暴力色彩濃郁的『黑命貴』（BlackLivesMatter）運動，而且正日益向反美方向發展。

冷戰之後，美國國內黑人犯罪被先入為主地描繪成『白人歧視欺壓黑人』、進而被當作大規模抗議示威和暴亂的由頭，始於1992年洛杉磯種族騷亂。這場騷亂起因是法院陪審團判決毆打黑人羅德尼·金（King）的白人警察無罪，但當事人羅德尼·金本來就劣跡斑斑，前科不止一端，事發時又有相當嚴重的酒後駕車、超速行車、拒捕、調戲女警察、暴力襲警等情節，這在嚴禁酒駕的加州性質非常嚴重，因為加州法律將酒後駕車肇事傷人定為故意謀殺罪而非過失謀殺罪，酒後駕車拒捕者更是罪上加罪，更不用說公然調戲追捕他的女警察和暴力襲警了；毆打他的白人警察起初不僅是正當執法，更有正當防衛性質，因為在動用警棍之前已有4名刑警被異常強壯的羅德尼·金打倒。然而，在先入為主的『白人歧視欺壓黑人』偏見和極端思潮影響下，在缺乏社會責任感而盲目追求聳人聽聞獨家新聞的媒體剪輯報道灌輸下，這些事實都被選擇性無視，事實、邏輯和法律被扭曲和犧牲。在由此引發的暴亂中，不僅白人，無辜的亞裔社區也淪為黑人打砸搶燒的受害者。

[1]2015年6月中旬，『美國黑人領袖是個白人』成為全美媒體關注的熱點新聞。新聞當事者瑞秋·多爾扎爾系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斯波坎市（華盛頓州第二大城市）分會會長，是斯波坎市最著名的黑人領袖之一，在打着『反對白人警察對黑人民眾濫用武力』旗號的民眾運動中表現活躍，被當地市長任命為警察監督委員會主席。她原本是金髮藍眼的白人，親生父母均為白種人，但喬裝打扮成淺棕色皮膚和捲髮，冒充黑人。直到2015年11月2日，在福克斯新聞節目【真相】演播現場遭多名黑人主持人輪番質問後，她才最終鬆口，『我生來是白人，但我始終自認為是黑人。』隨後辯稱：『有時候我們的感覺如此強烈，以至於超越我們本來的樣子』，『黑色人種通常會讓人聯想到沉着、有教養，我認為如果你具備這些特質，就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云云。這番話在現場得到了掌聲，在網上遭到嚴厲責罵。——【美國黑人民權領袖承認自己是白人】，【環球時報】，2015年11月4日，第5版。

奧巴馬時期的襲警暴亂潮始於佛羅里達州桑福德市社區義務警衛喬治·齊默爾曼（George Zimmerman）擊斃黑人青年特雷翁·馬丁（Trayvon Martin）案，由於佛羅里達州陪審團2013年7月裁定齊默爾曼二級謀殺罪名不成立，美國數十座城市爆發示威，抗議齊默爾曼無罪釋放，『種族歧視』成為抨擊者們指責此案及其判決的理由，連身為美國總統的奧巴馬也罕見地直接為此案判決發表了其上任以來最大膽的種族問題講話，聲稱該判決讓人想到美國黑人經歷的種族歧視，馬丁可能就是35年前的奧巴馬自己，因為他個人作為一個美國黑人，也曾遭遇歧視。然而，只要冷靜客觀審視這起案件，就不難看到死者特雷翁並非媒體描繪的在種族主義暴虐警察面前瑟瑟發抖的純潔小兔，而是個吸毒、盜竊、打群架、購買黑槍等劣跡斑斑、五毒俱全的十足流氓，而且事發時主動從背後偷襲攻擊齊默爾曼；齊默爾曼是拉丁裔，並不屬於美國社會上所稱的『白人』，他不過是忠於職守且在生命安全遭受威脅時實施了正當防衛；而奧巴馬政府司法部、民權運動家、自由派媒體為了將這起案件塞進『白人歧視欺壓黑人』的套路框子，採取了眾多卑劣手段：誤導受眾；製造偽證；解除不肯配合的警察局長職務；非法扣留對齊默爾曼有利的全部證據；企圖把年滿17歲、身高超過1.8米、劣跡斑斑的特雷翁·馬丁列為『兒童』，以便給比他矮也比他瘦弱的齊默爾曼扣上『三級謀殺罪（虐待兒童致死）』的罪名；……無所不用其極。

而且，在爆炒齊默爾曼擊斃特雷翁案、發動操縱抗議示威活動的黑人民權運動家中，不少人此前就有過炮製虛假『白人歧視欺壓黑人』案件、煽動抗議示威、藉此牟取個人政治私利的前科，甚至不止一次，前科最惡劣者當數美國『國家行動網絡』組織及其首領、知名民權活動家阿爾·沙普頓（Al），他當初在民權活動界一舉成名，靠的就是1987年操弄一起黑人不良少女塔瓦娜（Tawana Brawley）撒謊製造的大案，逼得當事白人警察含冤自殺身亡，而這樣一個人又是奧巴馬的密友。

（四）美國社會逆向歧視運動日益指向顛覆、侵蝕國家認同

奧巴馬政府司法部、民權運動家、自由派媒體構陷齊默爾曼的圖謀雖然到頭來也未能得逞，但無視事實、花樣百出打着反對『種族歧視』和『警察濫用暴力』發動群體性事件的大勢已經由此形成，到2016年形成黑人暴力騷亂和武裝襲警的高潮，『黑命貴』（BlackLivesMatter）運動出現了越來越多指向顛覆、侵蝕美國國家認同的現象。

從美國國家的立場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從一開始就不乏極端勢力參與，黑人分離主義運動幾乎與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同步興起，在2013年寫作的【底特律破產與黑人民權運動的誤區】一文中，筆者初步梳理了黑人分離主義的一些表現與發展脈絡：號召建立『黑人民兵』；主張把美國劃分為黑白兩個國家並實施絕對的種族隔離；等等，他們將對種族歧視的鬥爭引向了對美國國家的仇恨，美國黑人伊斯蘭運動的文化和政治分離主義色彩更是相當濃郁。黑人伊斯蘭教運動打着『回歸祖先文化傳統』旗號興起，意在與基督教傳統的美國徹底劃清界限，卻絲毫不顧伊斯蘭教本是阿拉伯人征服者、奴隸主強加於黑人的，1000多年來建立捕捉、販賣黑奴國際性網絡的也不是歐洲白人，而是阿拉伯穆斯林；[1]而且在歐美廢奴並派遣海軍截擊運奴船後，阿拉伯人仍然繼續掠賣黑奴上百年；……等等。特別是最初的美國本土黑人伊斯蘭教組織『摩爾人科學聖殿』恰恰是在轉向分離主義主張之後才實現大發展，更給美國社會投下了一縷陰影。

[1]阿拉伯帝國興起之初就大量掠奪、買賣黑奴，使用黑奴人數之多、壓迫之殘酷，以至於阿拔斯王朝時期在兩河流域爆發了東非黑奴僧祗奴（Zanj）的大規模起義.在長達14年的僧祗奴起義（869-883年）中，阿拔斯王朝政府軍屢遭慘敗，奴隸軍一度發展到30萬人，占領了巴士拉等富庶大城市，威逼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達，最終哈里發穆耳台米德之弟穆瓦法格親自領軍作戰，方才將起義鎮壓下去。此外，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先驅威廉·杜波依斯（WilliamEdwardBurghardtDuBois，1868-1963）對歐洲人販賣的黑奴數量估計嚴重偏高，即使如此，他估計的販賣到美洲的黑奴數量為1000萬-1500萬人，而同期販賣到阿拉伯、波斯的黑奴數量則高達4000萬人。

因為德魯·阿里（DrewAli）創建『摩爾人科學聖殿』組織時，其標誌紅底綠星旗通常與美國國旗一起出現，表明德魯·阿里珍視、強調該組織成員的美國公民身份；但在繼承者瓦利·法爾德（WaliFardMuhammad）和伊萊賈·波爾（ElijiaPool）領導下，『摩爾人科學聖殿』改組『伊斯蘭國家』（NationofIslam），且伊萊賈主張黑人分離主義，要求在美國建立獨立的黑人國家，聲稱白人有義務割讓土地供黑人獨立建國，並連續賠款供養這個新的黑人國家數十年，直至該國家能夠經濟自立。雖然沃利斯1975年繼承伊萊賈職位之後走上溫和道路，不再強調建立『黑人國家』，也開始吸收白人入教，但這一轉變很快就導致該組織分裂，沃利斯一派創建的『西方伊斯蘭團』影響力遠遠不如路易斯·法拉汗（LouisFarrakhan）領導的堅持伊萊賈路線的『伊斯蘭國家』，正是法拉汗及其『伊斯蘭國家』組織，於1995年10月16日在華盛頓組織了黑人『百萬人大遊行』（MillionManMarch）。

在『伊斯蘭國家』之類組織數十年宣傳下，分離主義火種已經深深紮根在一部分黑人心中。911事件之後，美國軍隊在海外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血戰10年，伊斯蘭教卻在此期間成為美國發展最迅速的宗教，黑人歸信者尤其多，這一事實足以表明，美國穆斯林、特別是黑人穆斯林群體中存在着深刻、強烈的反美傾向，其中不乏準備和已經付諸行動者。

2009年10月28日在底特律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突襲擊斃的阿卜杜拉就是當地遜尼派穆斯林激進組織頭目，其手下多為土生土長的黑人，都是在犯罪監禁期間皈依。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調查，阿卜杜拉不斷號召其追隨者向美國發起暴力攻擊，在美國成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儘管黑豹黨和黑人分離主義至今未成氣候，但黑人民權運動至少在某些方面、某些局部已經形成了對美國國家認同根基的挑戰，其溢出效應甚至蔓延到了某些其他族裔。[1]

隨着『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興起，黑人伊斯蘭運動和分離主義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雖然某些勢力在華盛頓再次發動黑人『百萬人大遊行』（Million Man March）的圖謀未能得逞，但2016年7月7日達拉斯武裝襲警案標誌着黑人暴力反美運動在沉寂多年之後再度興起。在這起案件中，25歲的黑人槍手、退役美軍士兵、預備役軍人邁卡·約翰遜發動襲擊，5名警察身亡，9人受傷，其中治安部隊成員7名，成為911恐怖襲擊以來美國警方最嚴重的一次傷亡。從事後調查來看，這個發動達拉斯襲警的前美國陸軍士兵支持黑人極端主義，強烈敵視白人和美國國家而認同黑非洲，對此次針對美國國家強力部門人員的武裝襲擊蓄謀已久。

邁卡·約翰遜支持一個官方定性列入散播仇恨組織黑名單的黑人維權組織，在一張照片中身着黑非洲風格彩色外衣，掛出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中流行的紅黑綠三色泛非旗幟為背景，擺出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期間『黑人力量組織』的典型手勢——高舉右拳。在與警方對峙死亡之前，他對警察直言不諱，說自己就是想『殺死白人，尤其是白人警察』。警方調查人員在他住處發現了一批製造炸彈的材料，還有槍支、彈藥和一份個人戰術日誌。

而且，在黑人群體中，這起事件似乎非但沒有成為警示，反而成為眾人效仿的榜樣。根據美聯社2016年7月8日報道，達拉斯狙擊警察事件後，紐約、布法羅、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等一批城市的警方都遭到來自社交媒體和電話的威脅，其中北卡羅來納州費耶特維爾警方不到一天就收到60多起威脅。[2]也許是受到了達拉斯武裝襲警『榜樣』的激勵，前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士加文·朗（GavinLong）在2016年7月17日其29歲生日這一天，驅車數百公里從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市來到7月5日曾發生警察擊斃黑人小販案件的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市（BatonRouge），發動武裝襲警，造成3名警察死亡、數人受傷。

[1]梅新育：【底特律破產與黑人民權運動的誤區】，寫於2013年3月28日，【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13年第5期刊發版本刪節甚多，新浪等網站刊發全文，網上可搜。

[2]轉引自【參考消息】，2016年7月10日，第6版。

這種反美武裝襲擊者目前還是極少數，美國社會也還沒有人敢於公開支持他們；但多年來眾多黑人民眾、知名人士以『反對種族歧視』為名公開拒絕向美國國旗致敬和宣誓效忠，不但沒有受到有效懲罰，反而收穫越來越多支持，連奧巴馬也以總統身份公開表態支持，[1]這種行為卻是在潛移默化地從根本上侵蝕瓦解對美國的國家認同。

黑人如此，西裔、穆斯林等一些少數群體也如法炮製，西裔美國公民和非法移民在美國國土上打着墨西哥國旗支持墨西哥隊在體育比賽中擊敗美國隊，打着墨西哥國旗舉行遊行示威要求獲得美國國籍和更多福利，在競選活動中打起墨西哥國旗反對特朗普，……在這種情況下，遭受逆向歧視、擔憂國家性質根本顛覆的美國傳統主體民眾大批拋棄『政治正確』的『建制派』政客，轉而支持特朗普，實不足為奇。

六、逆向選擇、逆向歧視政策已在中國主體社會製造出了對黨和政府的三重離心傾向

逆向選擇、逆向歧視導致執政者喪失政權現象，在中國已經是台灣地區的現實。國民黨落到面臨『凌遲』的地步，關鍵就是馬英九執政時的逆向歧視政策消滅了自己的政治基本盤。

[1]至遲從1990年代起，美國就出現了黑人議員拒絕向美國國旗宣誓效忠現象。如田納西州民主黨議員亨利·布魯克斯，從1990年代至2001年的9年任期中，始終拒絕與同僚一樣向美國國旗宣誓效忠，而且得到了眾多黑人名流的公開支持。2016年8月26日，舊金山四十九人（SanFrancisco49ers）橄欖球隊黑人球員、『黑命貴』（BlackLivesMatter）分子科林·凱普尼克在球場演奏國歌時公開拒絕起立向國旗致敬，此後又數次如法炮製，得到了眾多同行、社會人士和奧巴馬的公開表態支持，其他多名黑人運動員也起而效仿。而且，凱普尼克少年時被黑人父母遺棄，由白人收養長大成人。

2014年12月3日，國民黨在台灣『九合一選舉』中全面潰敗之後，台灣【中時電子報】就以【全民總統，全面落空】為題刊發評論文章，抨擊國民黨領導層的兩大失策：第一，馬英九要做『全民總統』，甚至不考慮本黨人士及其支持者的利益，得罪一批國民黨歷來的鐵票。其次，國民黨明明在『立法院』是多數黨，可是在程序上甚至在表決上處處將就反對黨，造成國民黨員和支持者不滿，以至於當時台灣地區社會有人說『立法院』最大的反對黨是國民黨。

最令人憂慮的是，類似英國脫歐、奧匈帝國和蘇聯主體民族與溫和少數民族離心的問題，在中國大陸同樣存在；倘若不能有效扭轉，中國同樣有重蹈奧匈帝國、蘇聯覆轍的風險。由於對漢族的逆向歧視政策，特別是由於過度遷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和某些鬧事高發的群體，使得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養成了近似奧匈帝國馬扎爾人的心態。

同時，這樣的政策在中國主體社會中製造出了對黨和政府的三重離心傾向：首先是漢族群眾和非穆斯林少數民族群眾對黨和政府在這方面的不滿日益上升，漢民族主義思潮日益上升。在國內社會生活中，漢族群眾本來民族觀念不強，不會凡事拿民族、宗教說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漢族群眾之所以投向漢民族主義，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感受到來自少數民族和政府現行民族宗教政策對漢族、華夏文明和中國歷史的逆向歧視。

從廣西、寧夏等省級少數民族自治區，到延邊等少數民族自治州，再到眾多少數民族自治鄉鎮，許多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漢族人口占大多數；許多『戶口本少數民族』實際上是漢族；新疆北疆廣大地區即使在漢、唐、清等朝都是實行與內地相同的郡縣制，乾隆平定新疆之前的『纏回』原本聚居南疆西部一隅，人口20餘萬，[1]之後方才發展成為今天居住新疆各地、人口逾千萬的規模。

[1]歷史上維吾爾族人口數據，童玉芬【中國新疆的人口與環境】稱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為262078人；林恩顯【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稱1770年代為200277人，1840年代為282619人。——轉引自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24頁。

以此為切入點，一些人全盤否定黨和政府的歷史、意識形態。不少被扣上『大漢族主義』帽子的人，本來真誠信奉現行民族政策的某些說教，其中不乏支持黨和政府的『自乾五』，[1]之所以發生思想轉變，是因為一再親身感受到來自某些少數民族極端分子的極端敵視和暴力圍攻威脅，或是因為批評『三股勢力』分子而被警方以『破壞民族團結』罪名懲罰。而且，這類思想轉變的人倡導漢族民族主義，通常比原來就不信奉現行民族政策某些說教的人更為堅決，甚至走向極端，因為他們存在強烈的被背叛感而後者並不具備這種感覺，即使有也相當淡漠；以前對現行民族政策某些說教遵守越自覺，被背叛感就越強烈，轉變後倡導漢族民族主義也就越堅決。就這樣，民族宗教政策的失誤正在把越來越多黨和政府本來的自覺支持者推向對立面，其長期潛在後果令人不寒而慄。

其次是一些宗教色彩淡漠、少有群體性事件的溫和少數民族感到遭受其他少數民族壓迫，卻被政府拋棄而無從指望支持。如西部一些少數民族中不少人更願意學習漢語，卻不得不在維語學校上學，參加維語高考。在草原保護、牛羊肉等土特產被壓價收購等許多事情上，藏族、蒙古族群眾與個別民族的矛盾也在滋長。與此類似，奧匈帝國皇帝當初為了安撫匈牙利這個『問題民族』，把奧地利帝國改造成奧地利、匈牙利並列組成的二元帝國，把克羅地亞等民族劃歸匈牙利統治，本來對奧地利帝國忠心耿耿的克羅地亞人對此非常不滿，多次請願要求改歸中央政府直轄無果而終，對奧匈帝國的離心傾向由此迅速膨脹。

最後是我國維族、回民等少數民族內部期待世俗、進步、統一的人因此而往往孤立無援，而他們才是我們更應支持扶植的力量，才是中華大家庭中這些兄弟民族進步的希望。

[1]『自乾五』即『自帶乾糧的五毛』之意。在中國網絡論戰中，支持黨和政府的一方被反對方污稱為『五毛』，意思是說他們都是官方僱傭的網絡水軍，每發一個帖子5毛錢。這個原本的貶義稱呼被接過去成為支持黨和政府或抨擊『公知』網民的戲謔自稱，其中那些體制外網民和不在宣傳系統任職的機關事業單位網民自稱為『自帶乾糧的五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主體社會的信心流失、認同轉移趨勢已經不可忽視。在漢族人民、非穆斯林少數民族群眾、穆斯林少數民族群眾中的愛國者中，越來越多的人因為逆向選擇、逆向歧視問題而對黨和政府喪失信心，轉而期望其他政治力量。

縱覽百年世界歷史，經歷過一段時間經濟社會『起飛』的後發國家很多，能夠修成正果魚躍成龍者微乎其微，大多數後發國家在短暫的起飛之後要麼陷入長期的發展停滯（拉美化），要麼經濟社會矛盾爆發陷入動亂、乃至戰爭，導致起飛夭折。在【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一書中，筆者對此作過分析研究。當今中國潛在的起飛夭折風險，可能性最大的突破口就是民族宗教問題，特別是某些宗教勢力從後門進入、甚至在腹心引爆『顏色革命』的風險。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宗教勢力『顏色革命』的直接打擊尚無法全面顛覆黨和政府，但由於宗教勢力擴張而引起的主體社會信心流失、認同轉移，倘若不能扭轉，卻足以給黨和政府帶來無法挽回的毀滅性損害。也許，這就是英國脫歐、蘇聯解體、哈布斯堡王朝覆滅、特朗普現象、我國台灣地區國民黨面臨『凌遲』給黨和政府以及全國各族人民帶來的最大警示。中華民族的大團結需要各兄弟民族共同維護，但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更需要正視，並採取措施加以解決。

（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延章 · 發表於 2018-3-13 22:52

（一）蘇聯體制下中亞幹部的『本地民族化』

在蘇聯解體的進程中，中亞各共和國本地民族在全民公決中壓倒多數贊成保留聯盟，並不意味着當時中亞本地民族統治精英群體更忠於蘇聯黨和國家，更忠於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而是因為當地的全部統治權力此前就已經成為他們獨占的禁臠，保留無權剝奪他們權力的聯盟外衣，他們就可以繼續從聯盟汲取經濟支持，個人還有希望兼任聯盟高官，從而收穫『小國之君世界性大國高官』的雙重好處。相比之下，俄羅斯族精英則沒有這種好處，不少精英因而沒有興趣盡力保留聯盟。實際上，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中亞恰恰是全蘇民族衝突最頻繁最激烈的地區，中亞本地民族統治精英們也充分利用了這一形勢為自己攫奪權力，排擠聯盟再中亞地區的權力。正因為如此，『八一九』事件之後，聯盟外衣已經不能給中亞本地民族統治精英帶來上述好處，在幾個月前還壓倒多數支持保留聯盟的中亞各共和國就迅即『變臉』，掌握着政權的共產黨紛紛改名，國名迅速全部抹掉『社會主義』稱號，『去俄羅斯化』高潮迭起，並在蘇聯解體之後全面深化。相比之下，俄羅斯共產黨遭到的打擊最沉重，但其幹部、普通黨員隊伍依然保持了共產黨的名號和意識形態。

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早期黨、政、軍高級領導人中非俄羅斯族甚多，以至於反蘇勢力時常就此大做文章；但在十月革命後初期的中亞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層中，出身穆斯林家庭者很少，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沙皇時期接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穆斯林微乎其微。1919年10月8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聯合成立突厥斯坦事務委員會，主席是格魯吉亞族埃利亞瓦，委員有俄羅斯族古比雪夫、羅馬尼亞族伏龍芝等人，無一穆斯林家庭出身。後來，中亞當地民族幹部在中亞諸共和國黨政領導層中分量日益加大。到赫魯曉夫時期，除哈薩克共和國之外，中亞另外4國領導層民族構成與斯大林時期相同，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均由當地民族幹部擔任，但這些人、尤其是黨中央第一書記權力比斯大林時期明顯增強，政治地位提升，如烏茲別克共產黨中央兩任第一書記都是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他們的副手是俄羅斯人。1958年，俄羅斯族和其他斯拉夫民族在中亞各共和國幹部中所占比例如下：

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中占比：占哈薩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在烏茲別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占31%，在吉爾吉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占34%，在土庫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占38.5%，在塔吉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占25.3%。

在地方和基層黨組織中，當地民族幹部占比明顯高一些。如年間的哈薩克共和國，州、市、區委書記半數是哈薩克族，但哈薩克族僅占黨員總數的36%，人口總數的30%。[1]再考慮到哈薩克族知識文化水平、業務能力、乃至工作作風等方面與當時占哈薩克共和國人口多數的俄羅斯族等歐系民族客觀差距顯著，形成這樣的幹部結構，表明共和國命名民族各級領導幹部充分利用了權力和體制提供的一切機會優先選拔培養本族幹部，甚至任人唯親，命名民族幹部隊伍及其權力不斷擴張的循環已經形成；與此對應，蘇聯黨和國家中央制衡能力的根基遭受侵蝕而趨向削弱的循環逐漸成型。

哈薩克共和國北部歷史上長期就是俄羅斯色彩濃厚而哈薩克色彩微乎其微，基本上是俄羅斯、烏克蘭、德意志等歐系民族開發出來的，歐系民族人口一直占壓倒多數，俄羅斯人因此普遍稱之為『南西伯利亞』。俄羅斯征服中亞之後，隨着社會秩序和生產方式變遷和引進近代技術，當地哈薩克族人口開始增長；蘇維埃政權站穩腳跟之後，大規模的工業化、社會改造、社會福利、現代醫療技術推動當地哈薩克族人口增長進一步提速；

[1]丁篤本：【中亞通史（現代卷）】，第七章『1945-1964年的中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同時，今哈薩克斯坦地區1920年成立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1925年更名哈薩克自治共和國，1936年改為哈薩克加盟共和國，哈薩克族在今哈薩克斯坦地區的政治地位和人口占比日益提升。然而，直到1962年，即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成立42年、哈薩克加盟共和國成立26年後，在哈薩克墾荒區切利諾格勒邊疆區（今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所在地）的300萬居民中，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占比仍有60%，德意志人占12%，哈薩克人僅占19%。[1]但就是在這樣哈薩克族人口比例很低的地區，到1970年代初，許多地方和部門就已經是幾乎清一色的哈薩克族幹部。

雷光漢1970年逃亡蘇聯，1972年3月至1975年10月流放在哈薩克共和國北部（他稱之為『南西伯利亞』）柯吉達夫[2]的農場勞動，據他所作自傳【蘇聯逃亡記：一個中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第三章『在KGB監獄和南西伯利亞流放地』所述，在柯吉達夫，KGB、警察局、區政府到流放地農場的管理機關，所有的官員，直到最高層的農場公安特派員、管理區主任和生產隊長，幾乎全是哈薩克人，他當時的感覺是『好像是到了另一個國家』。[3]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據他所述，是因為1960年代後當地遷入了大批哈薩克族牧民，1961年上任的第一個哈薩克族哈共中央第一書記丁穆罕默德·庫納耶夫（書中稱作『古拉夫』）藉機往管理層中塞進了大批哈族人員。[4]在他所在的農場，哈薩克族場長不僅作威作福猶如土皇帝，而且把下屬所有大小領導全部換成自己的兄弟、親戚和同部落人。

勃列日涅夫時期實行穩定幹部隊伍政策，中亞更是實現了超穩定幹部結構，從他上台的1964年10月至去世的1985年3月，擔任過中亞五共和國3個最高職位（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領導人共有36人，其中任職20年（包括在上述3個職位累計任職時間）以上者有7人，任職10年以上者11人。由此導致長期任職的本地民族主官成為名副其實的一把手，傳統上擔任監督者的俄羅斯族第二書記等副職則因調動頻繁而難以有效掌握當地權力。由於中亞各共和國部長一級幹部中本地民族幹部明顯多於俄羅斯族幹部，本地民族第一書記的實權進一步放大。

[1]丁篤本：【中亞通史（現代卷）】，第七章『1945-1964年的中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此地國內通行譯名應為『科克切塔夫（Kokchetav）』，哈薩克斯坦遷都後更名為哈薩克化地名『科克舍套（Kokchetau）』。

[3]雷光漢：【蘇聯逃亡記：一個中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內部書稿。

[4]雷光漢：【蘇聯逃亡記：一個中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內部書稿。

而且，勃列日涅夫上台當年年末就安排與自己私交甚篤的庫納耶夫重新當選為哈薩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中亞五共和國共產黨第一書記從此清一色為命名民族，中亞各共和國社會由此加快潛移默化形成默認的去俄羅斯化『政治規矩』，即共和國三個最高職位均須由本地命名民族人士擔任。

勃列日涅夫因私交而不斷抬舉庫納耶夫，使之在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成為第一個進入蘇共中央政治局的哈薩克共產黨領導人，而且是唯一3次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的共和國領導人，由此也進一步加重了中亞本地民族政治集團的權威。

（二）中亞幹部『本地民族化』導致蘇共和聯盟中央權力旁落

在這種趨勢發展下，中亞本地民族政治集團尾大不掉、蘇共和聯盟中央實際喪失陟罰臧否中亞共和國領導人的權柄已成必然結果。從蘇維埃政權初期突厥斯坦事務委員會清理整頓中亞黨組織和各級政府，到1923年6月俄共（布）中央第四次會議『米爾·蘇丹加列夫事件』，再到1950年末【真理報】刊發哈薩克族史學碩士邵英巴耶夫長文【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地闡明哈薩克斯坦的歷史問題而鬥爭】而啟動中亞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布爾什維克黨和聯盟中央一直能夠自如地懲處犯下了地方民族主義或其他錯誤的中亞共和國領導人；即使在赫魯曉夫時期，中央也牢固掌握着這一權力，而且只要感到必要就會毫不猶豫動用：

1958年，土庫曼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巴巴耶夫因主張土庫曼共和國所有重要職務首先應由土庫曼人擔任而被免職，他和他的一批擁護者最後被開除出黨。

1961年5月，吉爾吉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拉扎科夫因地方民族主義錯誤而被免職，他主張在吉爾吉斯的俄語學校中把吉爾吉斯語定為必修課，在高等學校為吉爾吉斯族學生保留一定名額。

1962年12月，蘇共中央以維吾爾人伊·尤蘇波夫替換擔任哈薩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僅僅一年的庫納耶夫；……在安德羅波夫時期，調查『烏茲別克案件』的壓力依然能夠嚇得擔任烏茲別克共產黨第一書記近25年的沙拉夫·拉希多夫自殺身亡（1983年10月）；而到了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蘇共中央罷免了庫納耶夫、以俄羅斯族人科爾賓取而代之，就引爆了震撼國內外的反俄地方民族主義、分離主義騷亂『阿拉木圖事件』（1986年12月），時任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納扎爾巴耶夫帶頭上街遊行示威，公然挑戰蘇共和聯盟中央權威，卻非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在兩年多之後的1989年5月接任哈薩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表明蘇共和聯盟中央決定中亞領導層人事的權柄威信已經徹底旁落。

到1991年全民公決之前，中亞各共和國的權力格局是所有共和國都已於1990年發表了主權宣言，都實行了總統制，除吉爾吉斯共和國之外所有共和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都當上了總統；在1986年12月反俄地方民族主義、分離主義騷亂『阿拉木圖事件』中，納扎爾巴耶夫以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身份帶頭上街遊行示威，在這一年還給『阿拉木圖事件』完成了平反；……無論是在組織上還是意識形態上，中亞五共和國總統都控制了當地一切權力且已經不可能被莫斯科替換，因此保留聯盟影響不了他們在本地事實上的權力，而且能夠給予他們參與世界性大國政治的機會，包括五個共和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全部進入蘇共中央政治局，納扎爾巴耶夫擔任聯盟新內閣總理等。

在經濟上，由於以下原因，中亞本地民族統治精英也願意至少暫時保留聯盟外衣：首先，中亞各共和國經濟比較落後，長期依賴俄羅斯等共和國的轉移支付。其次，蘇聯長期推行地區經濟專業化分工，中亞形成以生產原料和初加工為主的產業結構，其現代產業部門高度依賴聯盟和其他加盟共和國。哈薩克共和國1990年代初工業規模在全聯盟中已經僅次於俄羅斯、烏克蘭，但納扎爾巴耶夫在其【探索之路】一書中描述了該共和國產業結構的特點及其對聯盟的依賴：採礦工業規模巨大，加工業和機械製造業占比卻低於全蘇指標的一半。該共和國開採的1.42億噸煤炭、萬噸石油、80億-90億立方米天然氣、生產生絲的70%、生產原棉的72%都運往共和國境外加工。[1]倘若蘇聯解體，原有經濟聯繫遭到破壞，中亞各共和國遭受的衝擊將遠遠大於其他相對發達的共和國。最後，當時正處於初級產品熊市，本來就高度依賴初級產品產業的中亞地區更依賴於聯盟的轉移支付。

四、逆向歧視、逆向選擇導致解體案例之三：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特權

哈布斯堡王朝覆滅，關鍵在於哈布斯堡王室通過1867年【奧匈協定】賦予了百年來叛服無常的匈牙利及其統治集團巨大的寄生性特權，導致本來是哈布斯堡王朝基本盤、奧地利帝國骨幹的德意志族遭到逆向歧視，本來一向忠於哈布斯堡王室的克羅地亞等民族也被納入匈牙利王國而遭到匈牙利人赤裸裸的全方位民族壓迫，導致其被自己的基本盤拋棄。

[1][哈薩克斯坦]努·阿·納扎爾巴耶夫：【探索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93頁。

（一）匈牙利特權決定哈布斯堡王朝覆滅命運

匈牙利曾受土耳其鐵蹄蹂躪近150年，主要是由奧地利軍隊浴血奮戰而解放的，並通過1699年奧地利等國與土耳其簽署的【卡羅維茲和約】而確認奧地利對匈牙利本土、特蘭西瓦尼亞等地的主權；1741年，哈布斯堡王室瑪麗亞·特蕾西亞女王加冕為匈牙利國王。但100多年間，匈牙利始終叛服無常。奧地利在1866年普奧戰爭中失敗後，匈牙利精英藉機進行政治勒索，通過1867年【奧匈協定】把原本單一的奧地利帝國改造成了奧匈二元國家，匈牙利人本來在人口、經濟實力等各方面都不具備任何優勢，卻由此攫取了優於哈布斯堡王朝境內其他民族的全面優惠特權：

第一，除匈牙利本土外，還把特蘭西瓦尼亞、一向忠於哈布斯堡王室的克羅地亞人和其他南部斯拉夫民族劃入匈牙利王國統治，甚至連上百年來奧地利軍隊浴血抗擊土耳其侵略者而亦兵亦農開發、管理的軍屯區也劃歸匈牙利，於是奧地利通過割肉造就了一個歷史上疆域最為廣大的新匈牙利王國。

第二，在奧匈二元帝國議會中，占全國總人口2/5的匈牙利投票權與擁有全國3/5人口的帝國其他部分相同。

第三，在奧匈二元帝國共同財政中，匈牙利只承擔30%的共同開支，享受權利卻與承擔70%開支的帝國其他部分相同。換言之，在共同財政中，匈牙利所得比其付出多將近7成。

第四，製造了一個不平衡的奧匈帝國二元體制，匈牙利王國的政治結構高度一元化，馬扎爾人掌握一切權力，在境內強力推行全方位馬扎爾化，成為一個意志統一、行動有力的政治單元；帝國非匈牙利部分則保留了帝國原有的幾乎全部民族矛盾，實施多元化政治，意志渙散，行動軟弱無力，因此在帝國內部政治經濟資源爭奪戰中始終無力與匈牙利抗衡，只能被動地充當『出血』角色。

第五，匈牙利政治精英攫取了不對稱的掌權機會。除了哈布斯堡君主享有名義上的匈牙利王權之外，德意志族政治精英不能出任匈牙利公務員，匈牙利高官土霸王們則可出任奧匈帝國高官。奧匈二元帝國體制下新匈牙利王國第一任首相兼國防部長安德拉西伯爵後來就曾出任奧匈帝國外交大臣。到奧匈帝國晚期，匈牙利甚至要求建立自己的軍隊。

在這樣的逆向歧視制度之下，匈牙利貴族地主階級源源不斷地汲取德意志等民族血汗無償轉移支付供養而鞏固、壯大其統治，直至20世紀初他們竟然還對麾下的『子民』享有類似初夜權的野蠻特權；遭受逆向歧視的奧地利帝國主體民族德意志族不可避免地在心理認同上集體拋棄了哈布斯堡王室；原本一向忠於哈布斯堡王室的克羅地亞人掀起了南斯拉夫運動，主張從奧匈帝國分離，與塞爾維亞王國共同組建南斯拉夫國家；捷克政治精英則企圖效仿馬扎爾人榜樣，從帝國非匈牙利部分如法炮製分出一塊自己的特權天地，而波希米亞本來近千年間一直是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個重要王國，波希米亞國王自從1356年起就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7大選帝侯之一；……哈布斯堡王室由此不再擁有可靠的基本盤，其最終覆滅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逆向歧視催生反馬克思主義的奧地利學派

作為共產黨人，值得關注的是，馬克思主義誕生於德意志民族，但國際共運未能率先在德意志民族中奪取政權，奧匈帝國德意志族中還誕生了反馬克思主義最狂熱、最極端的經濟學奧地利學派。之所以如此，通過探究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成長的歷程與思想，筆者認為，部分原因是在奧匈帝國體制下，政府財政很大程度上成為汲取德意志族勞動成果供養匈牙利的工具，成為民族集團之間轉移支付的工具，在奧匈帝國德意志族人民中激起了對政府干預、政府管理的極端反感，不可避免直接間接地給奧地利學派的理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哈耶克本人出生於1867年【奧匈協定】簽署後32年，生長於已不復擁有主體民族、民族混居且矛盾錯綜複雜的哈布斯堡王朝晚期，此時不僅匈牙利人依託政府體系攫取了優於哈布斯堡王朝境內其他民族的全面優惠特權，隨着工業化而興起的人口流動更讓各種民族矛盾在帝國境內四處開花。這樣的生長環境，不能不對哈耶克的思想觀念產生深刻影響。這種影響，潛移默化地表現於他的經濟理念，更明顯地表現在他的一些與當今西方流行『文化多元主義』理念格格不入的關於移民、社群問題的見解之中。

（三）匈牙利特權體制鞏固匈牙利落後經濟社會體制

放在較長歷史背景上考察，就總體而言，匈牙利族大眾同樣是匈牙利特權和逆向歧視德意志族的受損者。理論上，他們有可能分享一點不勞而獲轉移支付的餘瀝，代價卻是喪失了與先進文化、經濟社會體制接軌而跟上時代潮流的機會；通過匈牙利特權，匈牙利權貴階層鞏固了自己把持一切權力的落後經濟社會體制，把匈牙利大眾更加牢固地鎖死在被壓迫、被剝削、被侮辱的地位上。

廢除匈牙利農奴制的並不是二元帝國體制下擁有特權的匈牙利王國，而是簽署【奧匈協定】之前19年（1848年）的奧地利帝國；由於貴族和教會在廢除農奴制後依然掌握了絕大多數土地，奧地利帝國又變成匈牙利擁有特權（換言之即匈牙利貴族和教會擁有特權）的奧匈二元帝國，進一步的土地改革徹底中斷，貴族大地主的壓迫性統治得到鞏固。匈牙利最有權勢的埃斯特哈齊家族（Esterhazy）擁有的地產歷史上曾高達700萬英畝（約合283.3萬公頃），到1914年仍有23萬公頃之多；邁克·卡洛利伯爵在一戰後的混亂中接管政權出任總理，後來被庫恩·貝拉革命推翻，他擁有2.5萬英畝土地、一座玻璃廠、一個煤礦、一處豪華鄉村別墅、布達佩斯一套公寓、幾處打獵小屋。在20世紀初的中歐，這些匈牙利貴族大地主及其賓客們甚至仍然對農民妻女享有類似初夜權的權利，在他們的射擊社交聚會中，有項慣例就是向每人提供一個農家女作為床伴，邁克·卡洛利正是有一次在這樣的活動中拒絕和提供給他的農家女上床後懷疑起了自己的性能力。[1]在如此落後的體制下，奧匈帝國非匈牙利部分已經躍居世界工業化前列，寄生的匈牙利王國總體上則依然停滯在農業社會；一戰後，一旦喪失從奧匈帝國非匈牙利部分攫取的轉移支付，1000萬人口的匈牙利立刻淪為『三百萬乞丐之國』，實屬必然。

對匈牙利王國體制的寄生壓迫性質，一戰戰勝國也十分了解，非常厭惡。1918年11月，卡洛利率匈牙利代表團到貝爾格萊德投降，企圖討好法軍路易·弗朗謝·德斯佩雷將軍，卻自討沒趣，對方態度冷淡地回答：『我了解你們的歷史，你們壓迫非馬扎爾人。現在又把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和南斯拉夫人看作敵人；這些人都在我的手心裡；只消一個手勢，你們就完了。』[2]

1919年，時任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聽到庫恩·貝拉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奪取了匈牙利政權之後，對主導凡爾賽和會的美、英、法、意4大國同僚說：『常常有人談到要鎮壓匈牙利革命，我不知道為何要那樣做，很少有匈牙利這麼需要革命的國家了。就在今天，我和一個去過匈牙利並十分了解這個國家的人聊天，他告訴我匈牙利的土地所有制是歐洲最落後的。

農民所受的壓迫如同在中世紀，而且莊園制依然存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