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旧论·论中国先秦儒家之起源

何新旧论：

论中国先秦儒家之起源

　　《本文选自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

1、儒家的流变

　　记者：儒家是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您对儒家思想评价如何？

　　何新：汉武帝、董仲舒以后，儒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先秦的孔学阶段，（2）汉唐的经学阶段，（3）宋明的理学阶段，（4）清代的复古主义即“汉学”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儒家在学术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关注的问题不同，并且都呼应着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及心理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儒家学术中，以政治和伦理的思想为强，以经济和哲学的思想为弱。儒家不长于哲学思考，虽然宋以后的张载、周敦颐、二程、陈亮、朱熹以及明代王阳明等援佛释儒，引入了佛教的某些本体观念以充实和改造儒家的本体论，但这种改造很难认为是成功的。

　　记者：所谓儒家，为何称作“儒”？胡适说，儒是“懦”即柔弱的关连语，儒家以软弱为自名。他的论点能否成立？

　　何新：当然不成立。总体来说，我对胡适学问的评价甚低。此人只是个“白话文”先生而已。此人的名声是西化派炒起来的，是名不符实的典型。胡适早年在美国学了些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只是皮毛。他对中国传统学术功力下得不足，涉猎虽广而浅尝则止。功力比不上同时代的章太炎、钱玄同、沈兼士、傅斯年、汤用彤、陈寅恪，聪明比不过梁启超，勇气和锐悍又比不过鲁迅，徒有些小聪明而已。他关于儒名的这种皮相之谈，就是其学术浅薄的一个例子。

2、儒名的由来

　　记者：那么您如何理解“儒”？儒家儒家，讲了几千年，却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个名称的由来。

　　何新：这个问题我在1984年已经考证过。（见《诸神的起源·附录》，三联书店，1985）儒字在《说文》中没有确切解释。但“儒”这个字肯定不是儒家之“儒”的本字、本义。与先秦西汉经典中许多名字的语用意义一样，这是一个假借之字。因此，要理解儒家之名的由来，必须探寻它的本字及本义。 从字源考虑，儒字从人从需。古音读如需。关于“需”字的语源，《说文》认为是濡，即润湿之义，字形从雨、从而。但考察金文“需”字，字形从而从大，而是胡须，需实际是“须”的异文、同源字。找到需的这个同源字，则“需”以及儒名的由来就容易解释了。

　　记者：请继续讲，我在记录。

　　何新：郭沫若考证金文“须”字时曾指出，须的本义是巫师，也就是巫觋之觋的本字。需、须、觋，与“兄”字的本义相同。这是深刻之论。需、须、兄实际都是声部相同可通转的同源语。在古代风俗中，长须飘拂是一种特殊的形象，显示一种特殊的身份，即长老。《国语·楚语》记有约当前515-489年间，楚昭王与观射父关于宗教问题的一段重要对话。观射父答楚王问曰：（1）“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2）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 禋洁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为之祝。（3）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在这一篇中，观射父为楚王详细解释了“巫/觋”作为中国上古神道教的祭司和礼官的由来与功能。需要如此详细地从头解释，可知神道教及其祭主，祭典到战国时已经浇薄而鲜为人知。这种作为宗教大司祭的“须”（女巫上古本也称须，如《楚辞》中的女须）。其实也就是《周礼》中的诸“胥”（大胥、小胥、乐胥等），以及班固所言作为社宫司祭的“需/儒”，这正是先秦“儒”家的起源。我认为，所谓“巫觋”，起源于《尚书·尧典》中所说主持四季太阳神之祭祀的“羲和”之官。（和字在古籍中又记作俄、娥，本义是歌舞（吟哦），巫本义也是舞师。）（日本民族自称为“大和”，实际是自命为羲和之后人。日本古称扶桑，扶桑是中国神话中的太阳之树。扶桑的衍语有扶苏、扶胥、扶摇等，扶摇也是大风暴之名，也是火山之名。实际上，扶桑就是今日日本的神山富士山。日本古文化，不折不扣是中国文化的衍生次文化。）

3、“儒”的功能

　　记者：您上面引的《国语》那段话的确不好懂，您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何新：这段话中有几个难解的词（前人不能解释），先解释一下。“携贰”，就是“携偶”，也就是结偶/结婚的意思。“齐肃”，齐，戒也。戒肃，就是敬肃、肃敬、诚敬的意思。这段话大意如下：（1）在上古人民与神灵不相混杂。在百姓中（“民”，即庶民，即诸民，也就是百姓），只有那种精明（“精爽”/精相/精细）而不结婚，肃敬公正（“衷正”/中正），具有智慧而能晓喻天地（“上下比义”），具有才识而能光照远方，其目光明照，其听觉微彻，这种人，太阳神（“明神”）就会降临于他/她身上，是男人就叫“觋”（羲、胥、需/儒、兄），是女人就叫“巫”（和/娥/娅）。（2）他/她们的职责是：排列神灵的处置和主次，为神灵准备献牲、礼器和四时的祭服。从而使上古的英雄（“先圣”）光烈流传于后世，了解山河命名（“山川之号”）的由来，远古祖先的神主所在，以及宗庙祭祀的内容，男性祖先与女性祖先的匹配（“昭穆之世”），保持斋戒献敬的礼数、威仪、容貌、忠诚和信义，以及焚烟及沐浴的典礼。他/她们在敬奉神明时担任“颂祝”。他/她们承继大族的后裔谱牒（“名姓之后”），了解四季的生态，了解献奉神灵的百物、玉帛的作用，以及穿戴的彩服（“采服之仪”），礼器的大小，位置的主、副（“次主之度”）与显隐（“屏摄之位”），祭坛的场所，天上地下的神灵及其后氏的由来，而牢记古老的典章，所以称为“宗师”。

　　记者：这是关于中国上古典章制度以及巫觋职能的一段极重要记载。

　　何新：这段话曾在许多书中被许多次地引用，但从所见到的解说看，真正读得通这段话的人并不多。观射父在这里所说的巫觋，即主持宗教、典礼、制度、谱牒、礼乐者，其身份既是祭司，又是颂祝，又是宗人——这些功能，也就是“儒”的功能，也就是作为宗庙之守官的功能（见《汉书·艺文志》）；实际就是“儒”的起源。近代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只有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即道教。实际上，儒教是比道教更古老的本土宗教。以礼乐祭仪敬祖事天，就是这种宗教的内容。儒/颂/巫觋就是司祭的巫士。

4、孔子为何伟大？

　　记者：您解释了儒家的起源。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找到解答。就是孔子一生著述并不多，好像只有一部语录体的《论语》。但为什么孔子后来竟有那样大的名望呢？

　　何新：（笑）你这个问题，可以考倒很多大学者，包括胡适那种食洋、食古两不化的大人物。孔子之所以伟大，并非由于他自己的著述（他说自己只是“述而不作”）。但是，孔子生当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经济、政治、社会正在发生激烈变迁，导致华夏上古以来流传有序的宗教、文物、典章、制度即文化传统，在社会动乱和战乱中，面临崩溃和毁灭。而孔子则是自觉和自为地承担起继承和挽救这一伟大文化传统的使命。所谓自觉，是因为没有人让他去担当这一使命。孔子本来是个没落贵族家庭的后裔，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他本人更是好学不倦。他生活中本来可以有别的选择，例如担任公卿而身泰名遂，寻求俗世的荣显（他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位列于三公）。但是为了他所选择的文化责任，他宁肯放弃这一切。商周时代，学术本来是国家及贵族的专利。但是经历东周的变乱，春秋的战乱，官学废弛，典章毁坏，图书流散。孔子自觉地担当起挽救学术传统的工作，这就是他的“克己复礼”。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教诲弟子。对弟子的选择，他主张唯才是教，“有教无类”。所谓“类”，既是指种族、氏族、族姓，也是指阶级、等级。这在当时那种贵族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包括文化资源）的时代，是非常伟大的创举。孔子本身著述虽不多，但他搞通了古代的礼乐制度及经典文献。因此他能够将中国上古以来的天文、地理、典章、制度以及经典著作，通过他的讲授而传承于门徒，这些门徒中的杰出者，后来一代一代地将它们流传下去，这就是“儒家”。儒家与儒教并不相同。儒家是私学，不是主流文化。是学术，而不是宗教。儒教则是宗教，也是官学。既是国家的宗教（以神道设教），也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教有两个发展阶段，在夏商周，是敬祖事天的原始儒教。在汉武帝以后，是敬祖事天尊孔的国家宗教。在这种国家宗教中，孔子由一位学者、思想家而被教主化、神圣化了。这也不是真正的孔子了。

5、孔子以“述”为“作”

　　记者：为什么孔子述而不作呢？

　　何新：因为孔子的“述”，就是作。孔子的最大功绩在于整理和保存了上古的五大经典：易经、尚书、礼乐、诗经、春秋。这五大经典代表了上古学术的五大传统：“易经”是天道阴阳之学、“尚书”是政治典章，“礼”书是礼乐制度，“诗经”是文学艺术，“春秋”是历史。这些书在孔子的时代，其意义已经暗昧。孔子为搞通它们不羞上问（如问天道于老子），也不耻下问。他的苦学使他自我修养成为当时列国中最博学的人。孔子把中国古代的礼乐典章，通过这五部典籍的讲述解说而传授于弟子，而他的弟子又一代一代地传习下去，甚至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样的政治大举动，都不能使这一学术的传承系统中断。所以太史公说：“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可谓圣矣！”到汉武帝时正式立儒家为儒教，为正统，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与儒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可能保持夏商周以下5000年一而贯之的伟大传统，保持一种举世无双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6、“仁”与“耻”

　　记者：那么，您如何评价儒家？许多人认为儒家是封建文化的集大成，否定的意义多于可以肯定的东西。

　　何新：说儒家是封建学术，犹如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学是奴隶主学术一样可笑。这种“阶级性”的标签是斯大林主义的遗留特征，早应该丢弃了！我认为，评价一种学术只应该考虑学问的内容，而不应该以学者的身份、出身、阶级作为是非标准。“真理的标准就是真理自身。”其他一切外在的东西都不是标准。一般来说，文化的最精华部分总是保存在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精英之中的，虽然其创造者是全社会。

　　记者：你认为在儒家中，最重要的价值观点是什么？

　　何新：我认为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两点，一是“仁”，二是“耻”。前者是肯定，是追求，后者是否定，是摒斥。

　　记者：儒家的核心价值，人们都知道是“仁”。但究竟什么是“仁”呢？

　　何新：“仁”字的字形是“二”与“人”的合文。甲、金文中无此字，但简帛书中有此字。其实，“仁”也就是怀孕之“妊”的会意字，所以其字记作“二人”（孕妇古字则记作“身”，即“娠”）。理解“仁”字的字源，也就明白其语义。母子二人相连为“仁”（阮元所谓“相人偶”），母子之情亦为“仁”，所以“仁”的引申义就是爱心。

　　记者：那么，什么是耻呢？

　　何新：“耻，羞也。”“耻，辱也。”（《说文》）耻在儒家的人格主义中，也是一个极重要的价值观。所谓“知耻近乎勇”。所谓“行已有耻”。（孔子）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耻，就是负面的价值，知耻则不承其辱。知耻则不受嗟来之食。耻就是是非，就是自尊。一百年多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动荡不已的变迁中，导致社会的价值观念分崩离析，是非标准晦昧不明。培养出一种无耻的文化。特别在士大夫（即所谓知识精英）中，育成一种无耻的人格。没有恒定的是非观，没有尊严感，没有自尊感，没有恪守之道，只有私己的好恶，与时浮沉，及时行乐，眼前利益，取巧投机。“为机变之巧者”多，而有耻有格，敢于执着地恒守一种价值者少。例如最近听说有人在互联网上造出一个新词，叫“爱国贼”，这是小人无耻的又一标本。有人就是要搅乱一切是非标准，使无耻的文化可以登堂入室。

　　记者：你认为，儒家价值观仍具有现实意义。

　　何新：五四以后，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批儒批孔。既然孔子被当作神尊了两千年，那么五四以后被当作鬼打了一百年，这也不算不公平。但作为神的孔子和作为鬼的孔子，都不是真正的孔子。在孔子的儒学中，包涵着华夏人文传统的若干根本价值，“仁”与“耻”二义尤为具有现实性。孔子认为君子之道的核心是“仁”，这实际是一种人道主义。儒家把“仁”的概念作为其政治主张的根本，也就是主张君主、统治者对待百姓要有母亲那样宽厚博大的爱心。这就是所谓“仁政”。中国古代的君主政体，虽然也是专制政体，但除了秦始皇、隋炀帝以及元代蒙古皇帝等少数特殊的时代，中国的君主政体都主张以“仁政”为施政之本，绝不是魏特夫所描绘的那种“极权（暴政）制度”。

　　中国式的君主政体中涵摄有相当多的民主机制和色彩。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国家崇尚儒教，而在孔孟之道中，既包涵有反对专制和暴政的思想（所谓“非上无礼”，正是秦始皇灭儒的原因），也包含亲民爱民的“仁政”以及“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然而“五四”以来，胡适一类激进的西化派鼓吹极端的反传统主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中国的传统政治宗教道德文化抹成一片漆黑。这种涂抹特别得到以“庚子赔款”回输于中国的西方殖民学术的支持。所谓灭其族先诛其心。这种西化主义，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帮闲。新一辈学人，应当敢于摆脱对于传统文化那些轻薄浅妄的解说，应当有勇气寻求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

　　《注：本文标题为编者增加。》

《内容提要》

　　●儒家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先秦的孔学阶段

　　（2）汉唐的经学阶段

　　（3）宋明的理学阶段

　　（4）清代的复古主义即“汉学”阶段

　　●儒家学术以政治和伦理的思想为强，以经济和哲学的思想为弱。

　　●胡适认为儒是“懦”即柔弱的关连语，是学术浅薄的皮相之谈。

　　●儒家之“儒”是先秦西汉经典的假借之字。

　　●理解儒家之名的由来，必须探寻本字及本义。

　　●从字源考虑，儒字从人从需。古音读如需。

　　●金文“需”字，字形从而从大，而是胡须

　　●需实际是“须”的异文、同源字。

　　●“须”的本义是巫师。也就是巫觋之觋的本字。

　　●需、须、觋，与“兄”字的本义相同。

　　●需、须、兄实际都是声部相同可通转的同源语。

　　●在古代长须飘拂是一种特殊的形象，显示一种特殊的身份，即长老。

　　●《国语?楚语》记载了楚昭王与观射父关于宗教问题的一段重要对话。

　　●它详细解释了“巫/觋”作为中国上古神道教的祭司和礼官的由来与功能。

　　●女巫上古本也称须，如《楚辞》中的女须。

　　●作为宗教大司祭的“须”其实就是诸“胥”（大胥、小胥、乐胥等）。

　　●以及班固所言作为社宫司祭的“需/儒”，这正是先秦“儒”家的起源。

　　●所谓“巫觋”，起源于上古主持四季太阳神之祭祀的“羲和”之官。

　　●和字在古籍中又记作俄、娥，本义是歌舞（吟哦），巫本义也是舞师。

　　●日本民族自称为“大和”，实际是自命为羲和之后人。

　　●日本古称扶桑，扶桑是中国神话中的太阳之树。

　　●扶桑的衍语有扶苏、扶胥、扶摇等。

　　●扶摇也是大风暴之名，也是火山之名。

　　●扶桑就是今日日本的神山富士山。

　　●日本古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衍生次文化。

　　●这个对话是关于中国上古典章制度以及巫觋职能的一段极重要记载。

　　●观射父这里所说的巫觋，即主持宗教、典礼、制度、谱牒、礼乐者。

　　●巫觋之身份既是祭司，又是颂祝，又是宗人。

　　●这些功能，也就是“儒”的功能，即是作为宗庙之守官的功能。

　　●在中国古代，儒教是比道教更古老的本土宗教。

　　●以礼乐祭仪敬祖事天，就是这种宗教的内容。

　　●孔子之所以伟大，并非由于他自己的著述（“述而不作”）。

　　●而是自觉和自为地承担起继承和挽救这一伟大文化传统的使命。

　　●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教诲弟子。主张唯才是教，“有教无类”。

　　●这在当时贵族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的时代，是非常伟大的创举。

　　●孔子本身著述虽不多，但他搞通了古代的礼乐制度及经典文献。

　　●儒家与儒教并不相同。儒家是私学，不是主流文化。

　　●儒家是学术，而不是宗教。儒教则是宗教，也是官学。

　　●儒教既是国家的宗教（以神道设教），也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儒教有两个发展阶段，在夏商周，是敬祖事天的原始儒教。

　　●在汉武帝以后，是敬祖事天尊孔的国家宗教。

　　●在这种国家宗教中，孔子由一位学者、思想家而被教主化、神圣化了。

　　●为什么孔子述而不作呢？因为孔子的“述”，就是作。

　　●孔子的最大功绩在于整理和保存了上古的五大经典。

　　●这五大经典代表了上古学术的五大传统：

　　——“易经”是天道阴阳之学

　　——“尚书”是政治典章

　　——“礼”书是礼乐制度

　　——“诗经”是文学艺术

　　——“春秋”是历史。

　　●孔子把中国古代的礼乐典章，通过这五部典籍的讲述解说而传授于弟子，

　　●甚至焚书坑儒这样的政治大举动都不能使这一学术的传承系统中断。

　　●没有孔子与儒家，中国文化不可能保持千年一而贯之的伟大传统。

　　●评价一种学术不应该以学者的身份、出身、阶级作为是非标准。

　　●“真理的标准就是真理自身。”其他一切外在的东西都不是标准。

　　●文化的最精华部分总是保存在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精英之中。

　　●儒家最重要的的核心价值是两点：“仁”“耻”。

　　●前者是肯定，是追求，后者是否定，是摒斥。

　　●“仁”字的字形是“二”与“人”的合文。

　　●“仁”也就是怀孕之“妊”的会意字。

　　●孕妇古字则记作“身”，即“娠”。

　　●母子二人相连为“仁”（阮元所谓“相人偶”）。

　　●母子之情亦为“仁”，所以“仁”的引申义就是爱心。

　　●“耻，羞也。”“耻，辱也。”（《说文》）

　　●耻在儒家的人格主义中是一个极重要的价值观。

　　●所谓“知耻近乎勇”。所谓“行已有耻”。（孔子）

　　●耻，就是负面的价值。

　　●知耻则不承其辱。知耻则不受嗟来之食。

　　●耻就是是非，就是自尊。

　　●一百年多来中国社会动荡导致值观念分崩离析，是非标准晦昧不明。

　　●特别在士大夫（即所谓知识精英）中，育成一种无耻的人格。

　　●没有恒定的是非观，没有尊严感，没有自尊感，没有恪守之道。

　　●只有私己的好恶，与时浮沉，及时行乐，眼前利益，取巧投机。

　　●“为机变之巧者”多，而有耻有格，敢于执着地恒守一种价值者少。

　　●儒家价值观仍具有现实意义。

　　●但作为神的孔子和作为鬼的孔子，都不是真正的孔子。

　　●在孔子的儒学中，包涵着华夏人文传统的若干根本价值。

　　●孔子认为君子之道的核心是“仁”，这实际是一种人道主义。

　　●儒家把“仁”的概念作为其政治主张的根本，这就是所谓“仁政”。

　　●中国古代君主政体除少数特殊时代，皆主张以“仁政”为施政之本。

　　●因此中国古代君主政体绝不是魏特夫所描绘的“极权（暴政）制度”。

　　●中国式的君主政体中涵摄有相当多的民主机制和色彩。

　　●儒教既包涵有反对专制和暴政的思想，也包含亲民爱民的民主思想。

　　●“五四”以来西化派鼓吹极端的反传统主义本质上是西方殖民学术。

　　●所谓灭其族先诛其心。这种西化主义，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帮闲。

　　●中国新一辈学人，应当敢于摆脱对于传统文化那些轻薄浅妄的解说。

　　（注：本提要由编者根据文章内容归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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