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個時代難出書法大師？

用水妙法

啟功之後，『書法大師』這個稱號似乎成了一個絕響，這不能不說是當下中國書法的一個巨大的尷尬。繁榮的熱浪背後是平庸，篩遍全國書法名家，百年西泠印社竟找不出一個能壓眾的掌門人，這難道僅僅只是一個偶然嗎？我們不難看出當下的書法家似乎都存在這樣那樣的薄弱之處，都有着這樣那樣的軟肋

缺乏廣度和深度的筆墨功夫錘鍊

當下是一個浮躁的泛文化時代，面對滾滾而來的商潮，很難有人能靜下心來，書法家也不例外。更不要說在書法、篆刻、國畫等三個領域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的潛心研究了。許多書法家成名後，就不臨帖了，由着性子重複個人的書寫習慣了。有的書家可能認為，臨帖是初學者的事情，其實這種觀念是錯誤的。臨帖不光是學古人的筆法，還有比筆法更重要的深層次東西在裏面。好多書法家臨帖僅僅停留在技法層面，深入不到精神層面去，這是個非常嚴峻的問題。技法是一個重要方面，但不是臨帖的全部。

一個經典法帖它之所以在歷史的長河中能夠流傳下來，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技法只是打開精神大門的鑰匙而已，它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殊不知，連王鐸那樣的大師都是一日臨帖，一日應酬呢？王鐸之所以如此看重臨帖，恐怕他對臨帖的理解已經超出了技法層面吧。精神層面的東西比技法要複雜得多，它需要慢慢的浸潤，一點一點的沉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任何藝術走到一定的程度就必須從其他藝術門類汲取營養，才能有所創新，有所突破，否則就會走向僵化。歷史上的大師幾乎都是不斷地從姊妹藝術中汲取營養，尋找外師造化的路子，他們的書法地位也是靠其他門類的藝術積澱共同來支撐的。一代書聖王羲之，更是一位具有很高文學造詣的散文大師，他的【蘭亭序】每每被歷代文人所鍾情。曠世奇才蘇軾，不但是舉世公認的大文豪，也是歷史上有名的書法大師，他的行書【黃州寒食詩】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不僅大師如此，名家更是如此。

我們回首一下以『研究印學、保存金石、兼及書畫』為宗旨，以篆刻書畫創作的卓越成就和豐富的藝術收藏享譽海內外，被譽為『印學研究中心』、『天下第一名社』的百年滄桑，別的不說，就吳昌碩、馬恆、張宗祥、沙孟海、趙朴初、啟功六位歷屆社長的綜合藝術能力暫且不論，會員中的大師級人物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李叔同、黃賓虹、豐子愷、傅抱石、潘天壽、沈尹默、吳作人、李苦禪、黃胄等等。我們不妨來看看，他們中那一個不是在多個藝術領域有着廣泛的涉獵和深入研究的大師級人物呢？他們的筆墨功夫經過了漫長的人生歷練，是個人綜合藝術修養的厚積薄發，展現出了濃郁的個人藝術風貌，就其廣度和深度而言，當下很難找出與其比肩者。筆墨功夫看似簡單，實則複雜，沒有廣博的藝術積澱和藝術修養，沒有漫長的人生閱歷滲入其中，是很難有大的突破的。這裏面既要有個人的藝術風貌，又要有個人對人生的感悟和生命的體驗。

缺乏開闊的胸襟和曠達的胸懷

這個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到了一定程度，它直接決定了一個藝術家的藝術水準有無突破的可能。藝術和哲學的距離最近，它最容易接近哲學的層面。胸襟和胸懷的開闊與否，在某種程度上嚴重的制約了一個藝術家的發展。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藝術家要打開胸襟，就必須採取非常態的辦法。

古往今來，這種例子很多，草聖張芝為了達到藝術的巔峯，達到了癲狂的痴迷的程度，引起了趙壹的抨擊和時人的非議，當然張芝這種情況已經不是趙壹和時人能夠理解的了。癲狂其實就是一種非常態的個性超越，我們試想，自我所籠罩的苦悶已經嚴重的阻礙了張芝的藝術突破，在這種情況下，癲狂無疑就是一種最好的釋放。他要超越自我，在常態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這種苦悶積聚到一定程度就要爆發，就要到達癲狂痴迷的狀態，也許這就是一種藝術上的自由。這就不能用常人的眼光來審視了。張旭也是。每到恣肆狂放處，以頭蘸墨疾書，絕叫不已。懷素更是一位狂者，他的草書有着極為嚴格的法度，能做到狂放而不失法度，到了『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的境界後世有『張顛素狂』的美譽。

米芾的書法走的是集古成家的路子，刻意做作過甚，打不開胸襟，同樣他也選擇了癲這樣一個非常態的宣洩。楊凝式又是一個最典型的瘋子，黃庭堅有詩讚曰：『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瘋子，下筆便到烏絲欄。』他的瘋，一半可以理解為遁世的智慧，另一半則是藝術上的自我突破。當然，後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相比之下，徐渭更典型一些。他被交織在一起的生活的苦悶和藝術的苦悶煎熬着，最後作出了殘人和自殘的極端行為。其實，其他藝術領域裏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子。比如，畫家梵高、詩人顧城等等。

舉了這麼多例子，其實就是為了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藝術家的胸襟和胸懷問題。因為書法這種藝術門類似乎稍微特殊了一些，說到底，也就是書法家本人的自我精神寫照。書法家要取得藝術上的突破，最關鍵的就是實現自我的覺醒和自我的突破。因為筆墨只是一個工具而已，法帖也只不過是一個橋樑而已，最重要的是書法家要實現一個發現自我，表達自我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個人的胸襟問題就顯得至關重要了。毛澤東的草書達到了空前絕後的一個境界，如果拋開筆墨功夫而外，其中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他的個人胸襟和胸懷，我們都知道，毛是一個歷史的巨人，他是一個有着廣博的國學知識、哲學知識和歷史知識的聖者，他的胸懷和氣度也不是一般的藝術家能夠企及的。就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毛的草書才達到了一個質的飛躍。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為，他比我們都站得高。這個例子也最能說明問題。一代草書大師于右任也是一個例子，由於他的政治地位開闊了他的藝術胸襟和胸懷，從而奠定了他的藝術突破。

我們都知道，王羲之、顏真卿、柳公權、蘇軾、黃庭堅、米芾、趙孟頫等，一方面他們是優等的士人，另一方面是他們獨特的政治胸襟開闊了他們的藝術視野。從而導致他們能在歷史的大浪淘沙中能夠熠熠生輝。我們可以這樣說，胸襟和胸懷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書法家的藝術成就的高低。氣息問題，說到底也就是胸襟和胸懷問題的衍生。我們還可以回味一下林散之教導黃賓虹的那一番話，『行萬裏路，讀萬卷書』無非是為了長見識，開胸襟。當然黃賓虹後來的成功也就應驗了這句話。

缺乏足夠的人文素養和國學根基

現在一提到這個問題，一些書法家就急啦，他們認為，這個問題似乎是批評家和社會對書法家的詰難，甚至認為和書法創作關係不大，更有一些書法家，為了博得一個學者書法家的美名寫一些半通不通的打油詩附庸風雅。大家都知道，書法，中國書法，是以漢字的發展、演變為基礎的，它裏面有深層次的文化體驗，而且書法是隨着中國文化的產生、發展、繁榮而產生、發展、繁榮的，它行進的每一步都離不開一個強大的中國文化背景。我們搞書法，如果不清楚這一點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書法家。

中國書法是傳統的中國文人的必備技能，它的發展經過了幾千年歷史滄桑，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不能簡單的割裂理解。中國書法之所以能成為世界藝術大家庭的一個重要成員，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委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正是由於這種獨特的人文情懷和精神內涵的支撐才決定了它的藝術地位，為全世界人民所推崇。如果脫離了這個精髓，中國書法恐怕也和其他國家的語言文字一樣，僅僅只會流落成一種文字符號而已，不會成為一門獨特的藝術門類。歷史上的書法家，他們首先是文人，是學而優的仕（其實仕從廣義上來說也是文人），他們憑着滿腹的錦繡文章和一筆好寫（書法）一步一步考出來的，有着堅實的國學基礎和獨特的人文情懷。至於書法，似乎只是他們治國平天下的副產品。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現代的書法家和古人相比，和先賢相比，是多麼的單薄啊。尤其是人文素養這一塊，和古人簡直沒法相比。

自啟功那個時代終結以後，中國書法就淪為一個沒有文化的境地了。傳統文化斷裂了，國學大師若鳳毛菱角。就書法教育這一塊而言，我們現在的高等教育把書法專業開在了美術系，好多導師招不來學生，勉勉強湊合幾個吧，質量也是令人唏噓。許多能寫字的不會寫文章，能寫文章的不會寫字，還有一些學子把選擇書法作為過高考獨木橋的終南捷徑了，當然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和教育問題。我們再看一看我們高校培養出來的書法人才，許多是只會玩弄筆墨技巧而沒有藝術思想的泛泛之輩，大多數隻盯着時風做文章，撈一點虛名薄利，靜不下心來深入的鑽研經典，正兒八經的做學問。浙美當年招第一個書法班的時候，這個班是設在中文系的，學生也是從全國選出來的，後來這些學生大多都成了全國的書法中堅。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好好思考一下，它可以給我們高等書法教育許多啟示。

人文素養和國學基礎這兩個方面，在過去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最根本的立身條件，是一個書法家必備的基礎，現在由於西學的衝擊和現代教育的發展，已經不是那麼回事了。雖然書法申遺已經成功了，但是中國書法要被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和人民認可和接受，要取得藝術上的振興和繁榮，中國書法家就必須補上這一課，從而才能彰顯中國書法的獨特文化地位和藝術地位，才能不被別的藝術門類所同化，所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