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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知識] 中國古代衙門竟如此『寒酸』·官員修辦公室需自掏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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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啟功 發表於 2017-5-22 14:0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如果我們有機會到宋代的城市逛逛,恐怕很難找到一座豪華的衙門,倒是破爛的衙門,在許多地方都可以見到,甚至有些州縣的官衙居然成了危房。

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盡北宋開封城的繁華,用非常細膩的筆觸描繪了京師大內、御街、酒樓、茶館、商鋪、食肆、大相國寺、瓦舍勾欄的熱鬧景象,惟獨對開封府衙的描述一筆帶過:浚儀橋之西,即開封府。御街一直南去,過州橋,兩邊皆居民,街東車家炭、張家酒店,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孟元老只點出開封府衙的地理位置(在浚儀橋之西),筆觸立即便轉入對市井繁榮的記錄。開封府衙淹沒在櫛比鱗次的商民建築中,毫不起眼。如果開封府衙很氣派,【東京夢華錄】不可能沒有記載。

著名的北宋城市風情畫長卷【清明上河圖】畫了一百餘棟樓宇房屋,包括酒店、商店、茶坊、旅店、寺院、醫館、民宅等等,最氣派的建築非孫羊正店莫屬,這麼多建築物中,也找不到一棟可以確認為官署的豪華建設,畫中城門口有一個三開間的平房,算是【清明上河圖】長卷唯一畫到的一處政府機關稅務所,但這個稅務所看起來也很簡樸,跟普遍平居差不多,比起臨街的酒樓商鋪來,遜色多了。

即使是汴京的皇宮,也遠遠不如漢唐長安宮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寬闊。這是因為趙宋皇室對修建皇宮比較克制。北宋雍熙二年(985年),楚王宮失火,宋太宗下了決心欲廣宮城,便叫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等人經度之,即編訂建設規劃、測繪圖紙。不久圖紙畫了出來,按規劃要拆遷不少民居。太宗叫官員去找拆遷徵地範圍內的居民徵詢意見,結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願意搬走。宋太宗沒有搞強拆的膽魄,只好說,內城褊隘,誠合開展。拆動居人,朕又不忍。下詔叫停了擴修宮城的計劃。所以北宋皇室居住的宮城,是歷代統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站在汴梁的酒樓豐樂樓上,就可以俯視宮禁。

甚至皇宮之內,也不如京師市井之熱鬧。有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便問道:此何處作樂?宮人說:此民間酒樓作樂。相比之民間酒樓的喧鬧,皇宮的夜晚顯得冷冷清清,所以宮人都有些羨慕起市井生活來:官家(指皇帝)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說道: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說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皇室所代表的公權力甘受冷落,社會才有繁華發展的自由空間。

後來成為南宋都城的杭州,州衙更是破敗不堪,實在不像是官府辦公的地方。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蘇軾到杭州擔任通判(相當於副市長),發現州衙的屋宇例皆傾斜,日有覆壓之懼。杭州曾是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的首府,其時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但入宋之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頹毀。地方官只好在這頹毀的州衙內辦公、生活。蘇軾當了三年杭州通判,任期滿另遷他州,期間未能修繕州衙。

十幾年後,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蘇軾又到杭州當知州(市長),發現州衙仍未整修,更加破爛。他在打給朝廷的報告上說: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栗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堂堂州政府辦公大樓,破落到這個地步,確實有點匪夷所思。蘇軾問他的同僚,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皆雲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

這一年六月,杭州州衙有一處房屋倒塌,壓傷了衙門內兩名書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樓也倒了,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自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這衙門再不修繕,實在是不能夠辦公、居住了。所以元祐四年九月,蘇軾不得不上奏朝廷,請求撥款修繕衙門準確地說,是請求朝廷撥給杭州二百道度牒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獲官方頒發的度牒認證,而度牒是要收費的,官方常常通過出售度牒來彌補財政之不足。蘇軾調查、計算了一下,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處皆系大段隳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而要籌集四萬貫錢,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

蘇軾在給朝廷的報告上說: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然而,州衙弊漏之極,不即修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到時再大修,就不是四萬餘貫錢所能解決的了。所以,蘇軾伏望聖慈(垂簾聽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但朝廷沒有同意撥款,可能是因為這次修衙的預算數目太浩大了,四萬貫錢,折成人民幣,少說也有一兩千萬元。

次年,杭州發生水災,又次生饑荒。蘇軾再次向朝廷申請劃撥二百道度牒。按照蘇軾的打算,這二百道度牒賣成錢,可以購得二萬五千石大米,再減價糶米,可得錢一萬五千貫,用這筆錢來修繕衙門,雖然無法徹底翻修,不過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這樣,朝廷只要撥給杭州度牒,既可賑災,也可修衙,一舉兩得,一物兩利。蘇軾還特別說明了救飢的重要性:設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饑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為過。而況救飢、修屋兩用而並濟乎?

這一回,宋廷才同意分配度牒給杭州,不過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資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我猜測杭州官衙最後應該是草草修繕了事。不過,蘇軾在元祐五年主持修建的一處公共工程,則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蘇堤。

現在的問題是,蘇軾可不可以自作主張、挪用公款、大興土木,將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不行。因為宋朝不允許地方官擅自修建官衙。宋代之前,地方官還有自主修衙的權力,如唐代的李聽當邠寧節度使時,發現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葺修,以至隳環,李聽不管三七二十一,命葺之,卒無變異。但到了宋朝,地方官要修建衙門,就必須經中央政府審核、批准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已詔令地方無得擅修廨舍。蘇軾自己也明白: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即十貫錢)以上,不許擅支。

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則將受到彈劾、處分。恰好宋朝的台諫監察系統具有獨立而強大的力量,官員對待修衙之事,就不能不比較審慎了。來看兩個例子

還是在杭州,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知州薛映被人告發部內女口,鬻鉛器多取其直,廣市綾羅不輸稅,占留州胥,在司擅增修廨宇,意思是說,薛映的親屬經商牟取暴利,又逃稅漏稅,還占用公職人員,而薛映本人又擅自修建官衙。朝廷馬上派遣御史調查,一查,果然如此,經大理寺議罪,薛知州被貶為連州文學,一個小地方的閒職。

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汝州知州李壽朋在春荒時節令郡人獻材木,修廨宇亭榭,重為勞擾,也被御史彈劾,受到降職處分。

因為朝廷對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嚴,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慣例,這一慣例延續至後來的明清時期。如明朝萬曆年間,順天府宛平縣有個叫沈榜的知縣,寫了一部【宛署雜記】,據這部筆記的描述,宛平縣雖然是京畿首縣,但縣廨卻非常簡陋:廨僅一所,與民間比屋,曲直不齊,各佐領衙與市民聯牆,聲音可通。吏大半無廨地,僦借民居。顧不知創自何時,何所遷就,而因陋就簡,粗備如此也。

宛平縣自永樂帝遷都北京、成為京畿首縣,迄至萬曆年間,已接近兩百年,這麼長的時間,居然一直未能將縣廨修建得象樣一點。因為縣廨實在太粗陋了,跟天下第一縣的身份極不相稱,沈榜只好在萬曆十八年重修了衙門的儀門,但想擴建,縣財政卻拿不出一兩銀子來。

清代中葉,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欹側欲傾,破爛不堪;兩縣以下之各官署,或荒涼如僧廬,或朽蝕如陋室,雖列省會地面,而蕭條僻陋之氣,愴然滿目。為什麼會這樣?原因便是地方政府無款培修,而且地方官也缺乏修繕的動力,因官任久暫無定,誰也不樂意自己辛辛苦苦種樹,讓後來者白白乘涼。

當然也不能說從宋朝開始,所有的官衙都不修繕。修衙之事,還是見諸史志。但總的來說,宋代官員對修衙極不熱心,即便是非要修衙,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再三強調原來的官廨破敗不堪,非修不可,又申明在修建過程中並無擾民之事。也有地方官為了修衙,將自己的俸祿或財產捐獻出來,作為經費,或者接受民間富民、士紳的個人捐助。這倒是政策允許的。事實上,古代不少地方官都有捐出薪水修整官廨的記錄,蘇軾修繕杭州州衙,便捐出自己的公使錢五百貫。公使錢,是宋朝財政撥給地方長官的特別費,由地方長官自主支配,主要用於公務接待。

那古代王朝為什麼要嚴格限制地方官府修繕官廨呢?首先是因為,傳統社會的政府一直是一個小政府,財政規模非常有限,通常不設專門的修衙經費。蘇軾想修整杭州衙門,只能一次次向朝廷申請撥款。清代則規定,地方官想修建衙署,一概由官員自掏腰包,從他們的養廉銀中分期扣款,這種情況下,哪個官員願意吃飽撐的去修官衙?

其次,舊時修衙,難免要勞民傷財,招募或徵調民力。在宋代,科配民力,政府是需要按照市場人力價格支付工資的,但地方政府因為缺乏足夠的資金,又免不了會出現有司失職,往往不給價直的情況,給地方百姓造成沉重負擔,也埋下社會隱患,而這,又是與恤民的傳統執政理念相違背的,也是開明的執政者所不樂見的。

最後一點更值得特別指出來,在舊時朝廷的工程立項與預算日程表中,修衙通常被列為不急之務,遠遠排在其他公共工程的後面。如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宋廷詔京城內外除修造倉場、庫務、店務、課利舍屋外,自宮殿、園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觀等,並權停。過七年取旨。即暫停京城一切官廨的修建,七年後再說,因為政府要優先建設倉場(貯存糧食的倉庫)、庫務(國庫)、店務(公租房)、課利舍屋(稅所)等公共項目。

還有學者從民國時匯編的【明代建築大事年表】中統計出,明朝開國之後,洪武期間三十一年,各地新建和重修學校674所,而同一時期才修衙26所;到了宣德朝,官廨才大規模興建,但也只是修了55所,而同期各地興建或重修學校則有159所。

舊時官不修衙的慣例雖有種種弊端,比如可能導致地方官產生因循苟且、得過且過的習氣,像杭州官衙那樣破敗到時刻有倒塌的危險,更是不正常。但官不修衙背後那種體恤民財、民力,以及將教育預算排在修衙項目之前的傳統執政理念,毫無疑問屬於永不過時的普遍價值。還是來重溫一遍宋仁宗的那句話吧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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