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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新聞] 文化深山裏的野玫瑰 傳奇女書的瀕危與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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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麗明 發表於 2017-11-2 09:4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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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流互鑒』 胡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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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書流行地區示意圖 趙麗明/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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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的『雕母錢』實物拓片

女書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2017年5月13日,在『一帶一路』國際高峯論壇的前一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從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手中,接受了一份特殊的禮物——以女書書寫的『文明交流互鑒』(右圖)。

何為女書:

女性專用的音節文字

女書以漢字為基礎變形而成。其字符為斜體,呈『多』字形,流傳在我國湖南省永州市江永縣東北瀟水流域。當地有『一語二文』現象,即當地人說同樣的話,卻寫兩種文字:男人寫端莊的方塊漢字,女人寫秀美的斜體女書。

女書是一種音節文字,表達的是通行於江永縣上圩鎮一帶的方言音,其基本字只有390個左右,每個女書字符代表一個江永方言的音節,代表一組與該字符同音或近音的字。因此,女書字符雖少,但基本可以完整地記錄當地漢語方言。在現存女書作品裏,可見到洪水傳說的記載,或以此為載體,改寫的【孟姜女】【祝英台】等宏大的長篇敘事詩,也有以此來轉寫的唐詩、宋詞。

女書是江永當地婦女的生活方式,也是她們的精神家園,是中華文明歷史長河中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女書作品以韻文為主,主要形式為七言詩,可用江永當地的漢語方言來唱讀,被當地人稱作『讀紙讀扇』。女書的載體主要有布面紙本三朝書、摺扇、手帕、紙片、花帶等。可以說,以女書為載體的女歌、女紅等,構成了獨特的女書文化體系。

女書體現了女性的自我意識和群體意識。在男尊女卑的舊制度下,江永的女性通過創造、使用特屬於自己的文字,而擁有了話語權,她們既可以『我寫』,也可以『寫我』。當地女性用女書寫自傳述身世,寫下農事歌謠、鄉裏逸聞、民間故事,翻譯轉寫漢字詩文等,為研究當地語言文化留下了寶貴資料。

在客觀上,女書是漢字文化圈由『表意』到『表音』鏈條上的一個關鍵環節,甚至可以說,女書是漢字表音化的一個嘗試,這是女書在文字學上的貢獻和價值。而這樣的學術價值或許是最初的女書創造者沒有想到的。

2004年,季羨林先生在給世界記憶遺產的推薦函中寫道:『女書作為一種在舊制度下,被剝奪了學習文化的權利的民間普通勞動婦女,運用自己獨特的才識,創造來的女性專用文字,實在是中國人民偉大精神的表現,足以驚天地、泣鬼神。女書文獻以及相關的文化,具有語言文字學、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歷史學、文學等多學科價值,其社會功能,至今為現代文明所運用。』

女書溯源:

南北文化交融的精華

周有光先生曾說:『女書,是中國文化深山裏的一朵野玫瑰,它長期躲避了世俗眼光,直到它即將萎謝的最後時刻,才被文化探險者發現。這個發現,帶給學術界的不僅是一陣驚奇,而且是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

女書的出現,是中國歷史各方元素合力的產物,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精華,也是江永這片南嶺綠洲培育出的文化奇葩。

江永縣位於湖南、廣西、廣東三省交界處,中原儒家文化與南方少數民族文化長期接觸相融。女書的主要流行地上江圩鎮處於江永、道縣、江華瑤族自治縣三縣交界處,是漢瑤混居之地,擁有豐富的語言文化資源。

這裏是柳宗元教化嶺南學子十年的永州之野,古道州是大書法家何紹基的故鄉,周敦頤的濂溪故裏是女書流傳的邊緣;這裏交通閉塞,卻是歷史通道、教化之鄉,有秦漢遺蹟,唐宋舊治,更有保存完好的酷似徽州江浙的明清民居,窄巷天井,門楣雕窗;這裏有瑤族千家峒、四大民瑤。可以說,獨特的歷史、地理條件,孕育了女書這一獨特的文化景觀。

迄今為止,女書的起源年代不詳。根據人文歷史地理、族群遷徙來源、女書文字體系、作品內容、口碑傳說以及其所反映的江永方言特點等因素綜合考察,推斷女書的形成應是漢字楷書之後。

女書溯源之難,原因之一是女書為『草本植物』,使用者信奉『人死書亡』,即使用者去世時,其所書寫的女書作品都要焚燒陪葬,隨之而去。目前,史志文獻涉及女書的記錄僅見1931年【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中的『花山條』:『每歲五月各鄉婦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聲高唱,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似蒙古文,全縣男子能識此種字者,余未之見。』

今天能見到的最早的女書文獻實物,是在南京發現的太平天國(19世紀50年代上半葉)的『雕母錢』,尚未鑄成錢幣。經太平天國博物館、江蘇博物館、南京博物館等的專家鑑定,其大小體制同當時清咸豐錢『當五十』。當筆者第一次見到『雕母錢』的實物,既為其上『天下婦女、姊妹一家』的優雅女書字體所驚艷,更驚嘆於女書是如何跨越嶺南的大山深處,越過千山萬水才到了南京,並隨歷史浪潮登上政治舞台的。

令人驚喜的是,時隔160多年後女書再次亮相,竟是更大的國際舞台,彰顯了中國女性的智慧與創造力,彰顯了中華豐富多彩的文化魅力。

目前,女書溯源問題有待於從其記錄的江永方言所體現的語言特徵上尋得突破,即女書所反映的江永方言特徵形成的下限,即是女書出現時間的上限。

傳承保護:

規範應用讓女書『重生』

20世紀50年代,湖南省博物館李正光是第一個進入江永調查女書的學者,並撰寫了第一篇介紹研究女書的文章。1959年,【永明(江永)解放十年志】收錄了多篇女書作品,明確使用了『女書』這個稱謂。21世紀之交,最後一代女書自然傳承老人高銀仙(1902—1990)、義年華(1907—1991)相繼離世,會寫女書的只有陽煥宜(1909—2004)、何艷新(1940—),女書瀕危。

近年來,我國在加強語言立法、語言規劃的同時,加強了語言文字信息化、標準化建設,並進行語言資源的調查與保護,特別是2015年啟動的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已將以女書為代表的江永方言文化典藏列入2017年『語言文化調查』項目的在研課題之一,並嘗試以女書通行的區域——江永縣為試點,將其建設成為我國第一批方言文化生態區。

與此同時,隨着『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們越來越重視文化的保護傳承。2006年,女書列入首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並多次在聯合國『中國日』中擔任主角。在女書的眾多擁躉中,有的傾慕其清新秀美的書法,有的嗅到了敏感的商機並嘗試開發文創產品,有的以此為線索,期待傳播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在眾多熱切的目光下,筆者10年前擔心女書『失傳』,而現在更擔心的是女書『失真』。

女書是民間文字、方言文字,此前從未經過規範化,當下所見作品和女書傳承人都各具書寫風格,用字習慣也不完全相同,個性突出。為此,清華大學師生進行了【女書國際編碼】的研製工作,從22萬字女書原始文獻中窮盡性統計,運用字位理論,整理出使用頻率最高的基本字,最終於2015年經國際ISO組織確認,通過了396個女書字,還有一個重複號,一共397個字符,首次實現了女書規範化。

在多年研究女書的過程中,筆者深切地感到,只有在『科學保護』的指引下,通過準確的學術定位,對女書開展規範化的調查、保護、傳承、開發、應用,才能讓女書『重生』,才不會辜負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對保護傳承文化遺產的夙願。

期待女書的魅力重新綻放!

(作者:趙麗明,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女書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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