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拯救靈魂? 福柯牧領權力思想探析

莫偉民-【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

在福柯看來，近現代國家和社會之所以如凶神惡煞般使人恐懼，是因為其結合了兩種權力技術：古希臘的城邦和公民的遊戲；基督教會的牧人和羊群的遊戲。① 前一種權力技術是總體化的，治理的直接對象是作為整體的城邦，而後一種權力技術則是個體化的，治理的直接對象是個人。這也就易於理解近代國家為何一開始就既是個體化的又是總體化的原因。希臘城邦政制、基督教牧領權力機制與國家理由的治理術是西方政治理性史上的三個重要形態。顯然，如果我們不探討作為近代國家治理術來源甚至組成部分的基督教牧領權力，我們便不能真正認識近代國家權力機制的運作特徵和權力實施的限度。

基督教牧師因獻身於拯救個人的靈魂於來世這樣一項特殊事業，而不同於君王、執法官和教育家等人。福柯發現基督教牧師在服務他人時行使和傳播着一種特殊的權力關係。『牧領權力』指的是上帝如同牧羊人帶領其羊群那樣帶領民眾，上帝施加於世人的權力如同牧羊人施加於羊群那般起着帶引的作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一段時期君王治理臣民猶如牧羊人畜牧羊群。治理術堪比牧羊術。福柯甚至於感嘆：西方政治思想和實踐一度誕生於羊圈！像牧羊人畜牧羊群那樣來治理人，福柯闡發的這種牧領權力思想，是其政治哲學的重要內容之一。近代西方國家把一種誕生於基督教制度的牧領權力整合進新的政治形態之中而得以崛起。牧領權力制度開啟了近現代西方以國家名義為理由的截然不同的治理術，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佔據着重要地位。如果說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學把理性能力限定在現象世界的經驗範圍內，那麼，福柯的政治理性批判則試圖監視近代國家政治合理性之過度的權力。

政治如同牧羊

作為西方歷史的基本現象，國家的治理化（gouvernementalisation）是國家存在和續存的必要條件，而『基督教牧領』（pastorale chrétienne）、『外交軍事新技術』（nouvelle technique diplomatico-militaire）和『管治』（police）這三者是國家治理化得以產生的重大基石。② 相比於福柯所探討的國家治理化的另兩個主要維度（外交-軍事關係制度、國家內部的『管治』機制），基督教的牧領制度卻是一種源自於東方的權力運作模式。

無論是治家，還是治國，似乎治理術的對象最根本的還是治人，個體的人或集體的人。然而，福柯發現，無論是對人進行治理，還是人自身治理，這樣的思想卻並不來自西方政治思想的源頭古希臘。在古希臘羅馬重要的政治文獻中，很少見到國王統治臣民猶如牧人引導羊群這樣的隱喻。他認為在西方政治思想和實踐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牧領權力制度卻並不來自古希臘羅馬，而是來自東方：前基督教時期的東方和基督教時期的東方。福柯所說的古代社會的東方主要指地中海東部的埃及、亞述（Assyrie）、美索不達米亞（Mésopotamie），尤其是猶太社會。希伯來人明確把上帝耶和華視為牧人而強化了牧領主題。

為什麼說牧領制度不是西方的產物呢？牧羊人在草原上過着遷徙的生活，牧羊人的權力並不針對相對固定的領土、城邦、國家，而是針對移動中的羊群。而希臘人卻是對相對固定的城邦行使政治權力的。福柯比較了希臘神與猶太神的差異：希臘的神是城邦內的神、領土的神，保衛城邦的神，而東地中海的猶太的神是走動的、看護複雜羊群的神。『希臘的神從不會像一個牧人引領其羊群那樣引領民眾。』③ 牧羊人召集和引領羊群，若羊群散去，牧羊人也必將消失。而希臘立法者和執政官們通過治理領土上的城邦而建立了強大的城邦，治理的對象是作為整體的城邦，而不是城邦中的個體，或者說個體只是因為處於城邦之中而間接地被治理。神是人之最高的牧羊人，國王是僅次於神、接受和執行神的旨意的牧羊人。牧羊人照看、守護和拯救羊群是出於獻身精神，而古希臘執政者則是為了榮耀的義務而謀求整個城邦的利益。雖然某些希臘人在宗教團體、教育關係、治療身體等上面使用牧人話題，但從整體上看，除了畢達哥拉斯主義強調城邦執政官應為羊群的牧羊人，古希臘政治文獻鮮見牧羊人的比喻，希臘思想並不需要牧人模式來加強針對全城邦的政治權力。當然，福柯也注意到，柏拉圖在【政治家篇】、【法律篇】和【理想國】中系統地探討了在西方基督教中極其重要的牧人主題，但柏拉圖明確把政治家與牧人區別開來：前者的職責是把不同的要素聯繫和團結起來，關注的是城邦的建立和統一；後者則可以由醫生、農民、體育運動員和教育家來扮演，操心於每個人的生活和生命。柏拉圖恰恰要說明發佈命令的政治家並不是像照看羊群那樣細心呵護公民的牧人。柏拉圖不僅否認國王是牧人，還批判牧領主題。政治權力在作為統一體的法律框架之國家的內部實施，而牧領權力的作用則是『永久地照看所有人和每個人的生活，幫助他們，改善他們的命運』。④

那麼，源自於東方的牧領制度為何會在西方出現並成為西方政治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希臘和羅馬思想來說是完全陌生的，無論如何也是相當陌生的這個牧領權力的觀念，是通過基督教會的中轉而引入西方世界的。』⑤ 鑑於希伯來人的政治和社會體制內部並無牧羊人，而基督教思想改造希伯來人的牧領制度並使之變得豐富和複雜，從而成為一個巨大的、嚴密的、滲透於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制度性網絡。在人類社會歷史上，基督教社會最強調牧領。基督教會所做的中轉工作就是把牧領權力的這些論題凝固為明確的機制和確定的制度，在羅馬帝國內部和核心處組織並植入了特殊和自主的牧領權力。在西方世界，牧領作為治理人類日常生活的特殊權力類型只開始於基督教會之後。在被基督教會引入之前的牧領制度中，為了拯救羊群，牧羊人忍辱負重甚至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牧人對羊群的拯救充滿着一種『一貫的、個體化的和終極的仁慈』。⑥ 相較於古希臘羅馬思想中的權力除了善意還有征服、奪取等並非善意的特點，牧領權力無論從功能、目的還是合法性方面來看，都基本上是一種行善、向善的善意權力，獻身於看護、照看和引領他人。可是，原本善意的牧領權力經基督教會改造和運作之後卻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好戰、最傲慢、最嗜血、最暴力的權力形式之一。基督教社會發明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形式，發明了一種作為少數人的牧人來統治作為多數人的羊群這樣怪異的權力技術。

基督教牧領制度既不同於希伯來的牧羊人主題，也不同於希臘羅馬的執政官制度。有悖於希臘人初衷，基督教會使西方人上千年來都在學習把自己看作羊群中的一隻羊。福柯總結：西方牧領權力形成於羊圈，政治成了一種牧羊活動。圍繞牧領權力而展開的鬥爭此起彼伏，一直貫穿着從公元二三世紀直至18世紀的西方基督教會歷史。雖然牧領權力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變形，但從未遭遇過被驅趕出歷史舞台的深層革命，反而愈來愈變得精細、穩定和強大。從基督到修道院院長、主教，教會的整個組織都以牧領為職責，基督教權力就是牧領權力。基督教牧領制度和牧領論題製造了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無孔不入的、密不透風的、巨大的制度性網絡。『基督教中的牧領制度引發了引導、指引、帶領、率領、控制和操縱人的整個藝術，這個藝術緊跟在人的後面，一步一步推動人，這個藝術的功能是要對個人和集體的整個生活及其生存的每一步都負責。』⑦

牧領權力與生命共存，與真相相關，而具有其特殊性。牧領權力因奉獻於個體而不同於君權原則，因服務於個體而不同於法律權力。那麼，牧領權力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又如何呢？牧領權力與政治權力都是塵世的權力，都施加於基本上相一致的對象，這兩者之間存在着一系列的相互影響、相互交織、相互支撐和相互接替，但牧領權力旨在靈魂的拯救和治理，要持續干預的不僅僅是靈魂的日常行為，而且還有靈魂的財富、財產和物質生活，因而顯然不同於政治權力。至少直到18世紀，『在其形式、功能和內部技藝上，牧領權力一直完全是特殊的，不同於政治權力』。⑧ 這兩者的不同，總括說來，就是政治權力施加於法律主體，而牧領權力則施加於鮮活個體。福柯看到教會和國家有緊密聯繫，甚至有的國王還是主教，但福柯更明白牧領權力的神秘運行方式不同於君權以王國模式公開行使，堅信國王還是國王，牧人還是牧人。作為治理人的藝術，牧領制度既不與政治重疊，也不與教育法和修辭法重疊。福柯正是在基督教牧領制度中找到了西方近代治理術的源頭、形成、結晶和胚胎。

牧領制度及其危機

由於希伯來人只認上帝這位牧羊人，希伯來人並無真正的牧領制度。作為施加於人之上的特殊權力類型，牧領真正的歷史始於基督教會以在來世拯救全人類之名來治理人的日常生活。基督教牧領制度始於2-3世紀，一直延續到17-18世紀末，甚至於更晚。不僅基督，而且修道院院長、主教等神職人員都成了牧羊人，他們針對個人靈魂行使其牧領權力，因而不同於施加於法律公民身上的政治權力，儘管這兩種權力有相互影響，但福柯確信『牧領權力的特殊性依然是基督教西方完全特有的一個特徵』。⑨ 封建政治權力經受過多次革命，而牧領權力卻並未遭遇過任何徹底的深刻的革命。被格列高裏（Grégoire de Nazianze）最早定義為對人的靈魂進行治理的『藝術之藝術』（technè technn）、知識之知識（epistemè epistemn）的牧領，在15個世紀中逐漸形成了有其法律、規則、技藝和程序的制度，宗教權力也隨之變成了牧領權力。源自東方且存在達15個世紀之久⑩ 的基督教牧領權力在西方不僅深深紮下了根，還為西方近現代治理術的誕生創造了理論契機，拉開了近現代西方治理術的序幕。促成西方治理思想史發生這場轉型的動力自然是牧領制度本身經受的重大危機。西方人並不甘心於自己成為牧羊人引領的羊群中的一隻羊而祈求於牧羊人來拯救自己。反對牧領權力在倫理、社會和宗教等方面實施的引導和統治始終伴隨着牧領制度，而15、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則使得由中世紀宗教和道德權力所塑造的主體性之經驗遭受了一次重大危機。危機過後，以國家名義為理由的治理術就崛起在西方政治舞台上了。從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起，政府的治理術開始承擔基督教牧領制度引導人們行為的很多功能，引導人也從宗教組織和特殊宗教人士開始轉變為政治機構。

福柯闡明了在古代基督教牧領權力技術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幾個重要方面。首先是責任。牧人對整個羊群和每隻羊的一切負責，牧人要保證所有人和每個人的拯救，牧人對羊群的一切遭遇都要感同身受，要與羊群同甘共苦，甚至為保護羊群獻出自己的生命。牧人的美德和自身的拯救取決於對羊群的照看、引領和對羊群的拯救。而在古希臘，執政官的職責是治理城邦，為民造福。執政官與公民之間的聯繫紐帶主要是法律上的，而非道德上的。其次是服從。整個羊群和每隻羊依賴於牧人這一個體，羊群的美德就是永遠全面、持續地聽從牧人的意志和指令，而且這樣的服從沒有目的。羊只服從於牧人，信徒徹底服從神職人員，而不是服從律法、秩序和理性原則。與此形成對照，在古希臘，公民為了自己的權利和義務而服從於城邦的法律，或者為了健康、美德和真相而服從於他人的命令和意志。如果說希臘式的『無欲』保證一個人對自身的掌控，那麼，基督教的『無欲』則是一個人自身意志和主動性的放棄，是一種純粹的被動性。即使牧人發佈命令，即使有人自己做主，那也是為了服務於羊群和信徒而被迫下命令、被迫做主。第三，牧師要對信徒進行言傳身教，指導其日常行為，引導其精神生活。牧人對每隻羊都具有個體化的認知，牧師結合信徒的苦行、懺悔、審查並輔之以良心引導等技術來掌控信徒們每個人的靈魂狀況。基督教的精神指導不是一個信徒自願接受的，也不是短期的偶然之舉，其目的就是為了更加依賴和服從牧師。而在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斯多葛學派、伊壁鳩魯學派那裏，自我審查作為個人趨善避惡的修行手段並不需要把自己的靈魂深處的秘密嚮導師完全敞開，而且古代的精神指引是出於自願以求得安慰的，指引期限也取決於具體的場景，尤其是一個人受指引的目的是為了使信徒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最後，『也許是最重要的轉變，就是審查、懺悔、良心引導、服從這些基督教技術都旨在引導個體們在現世實施其'苦修'（mortification）』。(11) 苦修是指一個人對現世和自身的棄絕，以期在來世重生。如果說古希臘公民的獻身是為了城邦，那麼基督徒的苦修則是為了自身。

在福柯看來，雖然與其他任何權力形式一樣，基督教牧領權力也以拯救之名制定律法，講授真相，但基督教牧領權力『並不是簡單地運用拯救、律法和真相的原則，而是在拯救、律法和真相之下建立了其他關係』，(12) 基督教牧領的特殊性和本質在於它是通過功德和罪孽的經濟學、絕對和全面的服從機制、隱秘的靈魂的真相之生產這些環節來運轉的。福柯的結論是，牧領勾勒和構建了將於16世紀發展起來的治理術的前奏。一種全新的權力形式隨着基督教牧領制度而得以誕生，受到基督教牧領權力保證的人的個體化（individualisation）也隨着該制度而得以確定。這種個體化是分解性身份的個體化，是通過臣服（assujettissement）來排除自我中心的個體化，是生產內部隱秘真相的個體化。福柯把這種與基督教牧領密切相關的個體化進程，稱作sujet的歷史。西方人的個體化（individualisation）也就是屈從化（subjectivation），西方人全面而絕對地屈服於權力的連續網絡，西方人被迫以說出真相的方式而屈從。

按照福柯對權力關係的分析，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宗教牧領制度是一種引導人舉止行為的特殊權力形式，但從一開始就伴隨有針對該引導權力的反引導（contre-conduite）舉動，引導與反引導呈現出對峙、敵對、交戰的關係。如果說引導是一種秩序，那麼，反引導就是無序。福柯著作所集中關注的違法者、癲狂者和病人都是反引導大家族中的代表人物。福柯特別指出這種反引導行為因不同於對君主政治權力的反抗、對經濟權力剝削的反抗而具有特殊性，儘管這些權力行為與其遭受的反抗具有密切關係。路德宗教改革對引導的反抗被看成是基督教所經歷的最大的反抗。反引導圍繞着『誰是牧羊人？』這個問題而展開，針對的是神職人員在經濟領域、世俗世界、精神世界和聖事上所享有的管理羊羔靈魂的特權。福柯概述了在中世紀發展起來的五種反引導的形式：苦行操持、社團成員平等、神秘主義的自身審視、回到【聖經】、丟棄牧師的末世學信仰。(13) 這五個反引導的主題旨在擺脫神職人員的引導，注重自身修行，自身頓悟，追求自主平等，回到【聖經】直接傾聽上帝的話語，拒絕神學權威，拋開牧師的指引而把上帝直接看作牧羊人。

由於受制於城市區域、文化背景、社會政治結構等因素，基督教牧領制度在中世紀並未成功地成為一種有效的對人進行治理的實踐。福柯強調應從反抗、對抗牧領制度這個大背景下來考察西方權力從靈魂的牧師神學過渡到對人的政治治理。宗教改革和反改革、政治革命、社會鬥爭、新的政治關係變化以及羅馬帝國和教會的解體，都是這個反引導大背景的組成部分。其實，16世紀並沒有發生國家功能完全替代教會的牧師功能，反而經過宗教改革和反改革運動，牧領制度在精神和世俗層面都得到了強化，只不過在教會權力之外，出現了另一種非宗教性的權力形式，即有關引導問題的哲學思考和政治思考。引導及其技術問題得到了強化、增大和增加。『人們在16世紀跨入了引導的時代、指引的時代、治理的時代。』(14) 福柯認為16世紀末出現的治理公共事務，既不是上帝對自然施加神權，也不是君主對臣民實施君權，也不是牧師對信徒行使牧領制度。相比於其他權力策略形式，這是一種要做更多事情的治理藝術，這就是以國家名義的理由進行的治理。

其實，福柯在強調基督教牧領制度的東方源頭時，並未忽視古希臘羅馬的呵護自身的技術對牧領權力的影響。基督教對這種技術的許多要素作了整合、置換和再利用，以便在這樣的程度上讓它服務於牧領權力的實施，即『對自身的呵護（epimeleia heautou）本質上變成了對他人的呵護（epimeleia tn alln）』。(15) 從古典的對自身的培育（culture de soi）到對自身的關切再到基督教牧師的對他人的關切，這是在倫理層面上展現出來的思想和實踐上的傳承關係。當然，古典的自身呵護技術在被基督教整合時若不喪失其大部分自主權，就難以符合基督教牧領制度拯救他人靈魂這一目標。雖然牧師的獻身精神並無利己的初衷，但就牧師自身的拯救與每一個信徒的拯救休戚相關而言，對自身的關切與對他人的關切在牧師身上就得到了高度統一。

雖然福柯看到針對牧領權力的反引導鬥爭與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之間的鬥爭有關，與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之間的脫節有關，但他對牧領制度的研究所採用的方法仍然是譜系學方法，而非馬克思所通常運用的階級分析方法、經濟分析方法。他從牧領制度運作的場所來考察婦女地位、商業經濟發展、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的脫鈎、封建地租的高低、城市工薪族的地位、掃盲的範圍等現象，把牧領權力的引導機制及其反引導活動看作是16世紀歐洲經濟危機和宗教危機發生交織的場所，從戰術性要素和戰術的角度來審視社團或團體力量關係發生的轉變，以避免『意識形態的陳腐想法』。(16)

近代國家的崛起

福柯探討了西方近現代治理術如何能基於基督教牧領制度這種治理人的藝術而被闡發。『在16世紀末，在17、18世紀，這種治理術進入政治領域，這標誌着近代國家的開端。』(17) 福柯相信，近代國家誕生於治理術實際成為一個被精打細算和深思熟慮的政治實踐之時，而基督教牧領作為對人的治理技藝，自然也就是近代國家誕生的背景。

不同於基督教會以牧領藝術來對人進行治理，從16世紀末起西方出現了以國家名義的理由來對人進行治理，可以說是綜合了古希臘執政官制度的總體化治理和基督教牧領的個體化治理。福柯還在靈魂拯救、服從、真相這三個主題上來比較國家理由與基督教牧領藝術的差異。福柯舉政變這個事例來說明拯救問題。由於國家理由只有國家幸福這個唯一目的，因此，以拯救國家的名義，政變者既可守法，也可違法，只要能維持、拯救國家就行。必須拯救國家這一名義高於任何其他的名義，哪怕是法律的名義。政變者往往是違法者，這通常並不有悖於國家理性。因為『國家理由本身肯定並不與一個合法性或正當性體系協調一致』。(18) 政變也就處在國家理由的範圍之內，是『政變作為國家理由的肯定，作為國家的自動表現』。(19)『因而，政治不是某種應該處於一種合法性或法律體系之中的東西』，(20) 政治是某種與拯救國家這種必要性相關的東西，這種必要性凌駕於法律之上，政治可以把法律當作自己的工具來使用。『因此，並不是治理相關於合法性，而是國家理由相關於必要性。』(21) 國家理由以拯救國家的必要性名義發動政變往往實施暴力，犧牲一些人來保全其他人、保全國家。暴力是國家理由最純粹的形式。政變、暴力是國家理由壓倒合法性的突發性表現和斷定。公民的不服從與暴亂和騷動有關。好的治理應該儘可能減少暴亂和騷動的可能性，治理的對象主要是具有很大潛在危險性的民眾以及經濟和輿論這兩大現實要素。國家理由與真相的關係，主要在於治理者必備的知識不只是法律，更重要的是必須了解作為構成國家要素的統計學。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福柯認為國家的起源和長久不變的譜系始於一種旨在確立和維護經濟自由的經濟制度，一種比法律正當性更真實、具體和直接的政治共識。(22)

在基督教牧領制度基礎上崛起的近代國家這種『新牧師權力』有哪些不同於基督教牧領權力的特點呢？福柯指出了以下三點：(23) 首先，鑑於後者旨在個體的靈魂在來世得到拯救，前者則是確保人們在現世、健康、安全等方面獲得拯救。其次，新牧師權力的經營管理得到了加強，這種權力的施行者不僅有國家機器、管理機構，還有私人風險企業、福利社會、捐助者、慈善家等，不僅有家庭，還有醫院等。最後，隨着新牧師權力行使者的增多，人們發展了有關人口的綜合性知識和涉及個體的分析性知識。憑藉眾多機構的支撐，幾個世紀以來曾經與宗教制度密切相聯繫的牧師權力突然擴展到整個社會機體，並通過展開一種個體化戰術而轉變為家庭權力、醫學權力、精神病學權力、教育權力、僱主權力等。

福柯發現國家理由的治理在對外關係上制定有限目標，旨在確立和維持歐洲平衡，而在對內關係上則設計無限目標，旨在確立起國內秩序和國家富強。法律是國家理由的外部限制原則，而政治經濟學則是國家理由的內部限制原則。但無論如何，依據國家理由的原則進行治理，就是為了使國家變得富有、強大、穩固。

當然，個體和個體化這樣的紐帶還是把近代國家與基督教牧領制度維繫在一起了。基督教牧領權力實施的特殊性在於其個體化，它不僅照看個體的一生，還要拯救個體的靈魂於來世。福柯在國家中看到了『一個個體化的母體或牧領權力的新形式』。(24) 福柯思想的深刻就在於他透過維繫近代國家與基督教牧領這條個體化的紐帶而顛覆了傳統關於國家與個體之間關係的通常看法。福柯的見解是：近代國家並不是凌駕於個體之上、漠視個體的身份和存在而發展起來的，國家通過新的個體形式而整合了個體。

既然近代國家在基督教牧領制度基礎上崛起並且個體化權力充當了它們之間傳承關係的紐帶，那麼遍佈社會的種種權力關係與國家這個最重要的權力形式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呢？存在於教育、司法、經濟或家庭中的種種權力關係不僅並不源自於國家，而且還是國家權力行使的基礎和支撐。這些權力關係雖不來自於國家，卻又相關於國家，越來越受制於國家。按照福柯的話說，『權力關係逐漸被治理化了，即權力關係以國家機構的形式或在國家機構的保證下逐漸被設計、理性化和集中了』。(25)

個體與國家不僅並不對抗、衝突，反而任何個體化類型都與國家權力密切相關。如果啟蒙精神的精粹在於我們拒絕我們曾經的身份而去想像和確立我們可能的身份，那麼，只有拒斥幾個世紀以來由新老牧師權力強加在我們上面的個體化類型，我們才能推動主體性的種種新形式。『總之，我們可以說，當今向我們提出的一個政治、倫理、社會和哲學問題，並不是設法把個體從國家及其制度中解放出來，而是把我們（nous）從國家和與國家相聯繫的個體化類型中解放出來。』(26) 這裏的『我們』應理解為『人口』。早在18世紀末，活生生的人口就已成為西方國家出於自身目的而加以看管的對象。只要有益於國內的秩序和國家的富強，國家既可以關注人口的健康、出生率和死亡率、安全、財富等，也可以殺戮人口。於是，國家的政治既是生命政治，也是死亡政治。從身體到人口，國家的過度治理引發了民眾對國家的恐懼症。無論是基督教牧領制度，還是管理國家的治理術，所謂的『權力拯救靈魂』都只能是一個美麗的謊言。

結語

我們若要獲得解放就必須觸動政治理性的根基--權力濫用，而牧領權力和國家理由的治理術只是政治理性的兩個效果。不論是政治權力、法律權力，還是牧領權力，都不能拯救人的靈魂。靈魂得由一個人自己主導去拯救，每個人都有權確定自己的身份。雖然作為一個社會人，『不想被治理』的念頭不切實際。但我們對治理藝術可以進行質疑、制約和批判。我們，作為政治啟蒙的一部分，作為啟蒙者，作為現時代的人，該如何抵抗國家政治權力的濫用呢？國家治理怎麼樣才算得上是適度的呢？國家治理權力的界限在哪裏？我們如何對國家治理持一種批判態度？也就是福柯所說的我們如何不被如此這般地治理？如何可以不以某些原則的名義、不依照某些程序、不付出某些代價而被治理？

作為社會存在，人們的行為往往是相互作用的，權力關係無疑紮根於社會關係之中。人們行為相互之間作用的方式多種多樣、目的不盡相同，力量關係此消彼長，時而互損，時而雙贏。但無論如何，權力作為引領他人行為的行為模式，權力實施的必要條件就是我們作為權力施加於的對象必須是自由的，我們必須有抵抗的自由、拒絕屈從的自由。這說明權力關係雙方處於一種張力、戰鬥關係之中。而社會存在所固有的政治使命就是要分析、闡述和質疑權力關係以及權力關係與不可轉讓的自由之間發生的對抗。

福柯發現，以實證科學、完善技術體現出來的理性或合理化與現代社會統治權力之間存在着明顯關聯。國家作為理性和深層的歷史合理性之體現，運用經濟和社會合理化程序以及完善的科學技術進行治理。由於理性論證了國家的治理化，因此，理性要對國家治理化以及實施過度的權力負責。我們都是被治理者，因而休戚相關，我們『有權利、有義務奮起反對任何權力濫用，無論誰是其施加者，誰是其受害者』。(27) 我們作為社會人、政治人，作為國際公民唯有滿懷信心地從事政治理性批判，質疑權力的真相話語和真相的權力效應才能擺脫自己之屈從於過度權力的狀態，捍衛主體之自由和自主的原則。

鑑於理性與政治的關聯、合理化與權力狂熱的關聯顯而易見，福柯明確政治理性批判的使命就是斷然拒絕過度的權力，認為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已在上個世紀為我們提供了權力行使過度和狂熱的例證。福柯與馬克斯·韋伯一樣要求我們審視和質疑體現在西方近代思想、科學、社會關係、國家組織、經濟實踐、個體行為之中的合理化。鑑於康德把思想啟蒙理解成不受監護的理智自主，福柯則把政治啟蒙視為不受過度治理的意志成熟。鑑於我們是在知識和權力相互作用的層面上被構建為主體的，我們是否甘願讓最複雜的知識體系、最精妙的權力結構把我們塑造成現在這個樣子呢？在何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接受自己的屈從地位和身份？面對社會各個層面經常性的過度的權力治理，我們該如何從事政治理性批判？這些都是福柯牧領權力思想啟發我們提出和加以深思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