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希腊民主”的起源——18世纪中期开始的“托古建制”
虚构“名著”：《查尔斯?汤普森绅士的旅行：他对法国、意大利、欧洲的土耳其、圣地、阿拉伯、埃及以及其他地方的考察……》，以虚构“名著”为依据，进一步据虚构新的作品，重重无尽……依此来进行“托古建制”。
“托古建制”集大成：雅典是“国际大学堂”，传授“自由和民主”
“古希腊民主”托古建制的集大成者，还是这位虚构人物——汤普森。“汤普森还用了长达15页的篇幅、全面总结了自创建之日起到迄今为止的雅典的历史。而这样的细心的铺垫，完全是为了勾勒古代雅典居民的特征——‘对自由的热爱’是他们的最大渴望，而民主政治则是最受公众爱戴的统治形式。
在结束对雅典的描述前，汤普森没有忘记以其独特的表述方式、总体评价了雅典以及它对世界历史以及当代世界的意义：
‘简而言之，在某种意义上，雅典就是一座国际大学堂；甚至罗马都应将其艺术和学问归功于它。时至今日，它所传授的课程依然培养着我们的品位，为我们的头脑不断注入大无畏的高尚情操。’”[ 《查尔斯?汤普森绅士的旅行：他对法国、意大利、欧洲的土耳其、圣地、阿拉伯、埃及以及其他地方的考察……》，A卷，第349页；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86-287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古代的雅典”培养了“现代的欧洲”
“多么熟悉和亲切的描述：雅典的世界使命（世界作用），随之而来的是罗马与雅典的收益关系，最后是雅典对新欧洲人的影响（‘我们的品位’、‘我们的头脑’）。
在雅典与罗马的关系上，汤普森为以往的习惯性表达又增添了一丝新意。他引用了一句贺拉斯[ （古罗马抒情诗人。---译者）]的格言、并同时用拉丁文和英文两种文字来形容罗马对雅典的精神负债，‘被占领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占领者，将艺术传授给了万耕火种的拉丁民族’。我想，这句名言也许是第一次被用于游记作品吧。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强调，这里又一次出现了主观臆想。甚至对于这样一位有节制的作者而言——的确，这位英国出版商的作品风格纯朴，信息充实，丝毫不追求感动或抒情效应，他在描述雅典时也无法完全摆脱个人道德意识的纠缠。在此，‘雅典与我们’演变成了表现方法上的内容特征；通过这一方法，欧洲的观察家被巧妙地置于了雅典这座活着的古城对面。在这里，雅典被誉为世界的学堂，它所传授的课程（艺术、教育及情感）培养并造就了今天的欧洲人。正是在这样一些新鲜词汇背后，隐约露出了某种与曾经将新词‘文明’推向前台的必要努力相似的东西。
可是，在18世纪中期，汤普森有关雅典意义的道德结论，却增添了某种新的成分。这一新的成分并不能说明它在以往我们审视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而是它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某些新忧虑。那么，汤普森想要补充说明什么呢？
‘我仅想补充说，雅典人的特征、即对自由的眷恋，似乎时常将他们引入恣情纵欲；他们的伟大优点往往与他们的明显缺点混为一团；此类东西，当然是源自某种嫉妒膨胀和情绪骚动的心态，源自某种反复无常、波动剧烈的性情’。
于是，对雅典人的颂扬，就这样转换成了对雅典历史及其相关政治内涵、即对‘自由’的执拗和倔强所持的保留态度。针对过度欲望和绝对自由所酝酿的危险，雅典似乎在向世人敲响警钟。一个巨大的问题——‘政治及民主的雅典’，就这样小心翼翼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的确，先前对雅典的重要定义，还从未涉及到历史上的这一面；有种观点认为，雅典赢得的新威望得益于某种均衡；乍一听来，这种观点似乎没错：只要雅典藏而不露，不去承担世界使命，那么，就没有必要调动千军万马、来抗衡雅典对自由的狂热。然而，在18世纪中期，自由及执政方式早已成为热门话题。在此，我们无法详细分析与雅典有关的这一新政治思想的敏感话题；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如同汤普森所强调的那样，有意并间接拉大与雅典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的距离，并不是某种创新行为或新生事物。雅典的政治生活，作为‘动荡’的同义词，在历史上早就臭名昭著。从古代时期（公元前5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传统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一传统尤其敌视雅典民主，编造出民主始于忒修斯的谬论、进而完全抹煞了它的政治意义。”[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86-288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欧美各国的“托古建制”
“最后，学者们经世致用的精神，给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著作，都在自己的序言中宣称，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具有重要的鉴戒价值，古代共和国的衰亡，则成为近代英国和法国应当警戒的镜子。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不过是最受欢迎和引人瞩目的‘衰亡史’罢了。其中的不少著作，例如罗林等人的著述，曾经受到美国建国一代的高度重视。麦迪逊、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等人，无论是在制宪会议上，还是在后来批准宪法的过程中，都广泛参照过古代历史。法国革命中的不少革命家，也都熟知并在实际政治中运用古代历史的知识。英国的思想家们，从17世纪初的国王詹姆斯一世到18世纪末的激进派如威廉·葛德文等，无论是支持共和政体，还是为当时英国的制度辩护，也都不同程度地搬用古代历史。18世纪对希腊民主与共和政治的关注，罗马史中共和国史，特别是共和国向帝国过渡的历史的一枝独秀，深刻地反映了欧洲人的历史兴趣。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乃是古代历史研究对实际政治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时代。”[ 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册第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从19世纪开始，“古代雅典政体”成为西方“民主传统”之基础
“汤普森有关雅典政治缺陷的提示，给了我们一次机会来证实18世纪所传承的雅典到底是怎样。如同汤普森所说，雅典是一所‘世界的学堂’、即一个拥有精神力量和艺术完美的雅典。
然而，从某一方面讲，欧洲人所高谈阔论的雅典公民自由，实际上构成了这座城市鲜明的积极特征；与此密切相关的，则是它的精神及艺术成就，甚至连气候（雅典的海风）都成了解释其古代辉煌的原因。可是，一谈到它的政治体制结构，原有的热情顿时就荡然无存了。当然，我们也应当从中看到，作为一个问题，雅典的政治意义开始引起欧洲人的关注和思考；尽管如此，雅典民主并未构成18世纪现代欧洲的政体典范；而古代雅典的政治内涵也没有在这个世纪里、起码在该世纪最后20年间的欧洲与雅典的关系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是如何走进19世纪爱好自由的雅典的？也就是说，古代雅典政体是如何为新的民主传统打下基础的？对于新的历史写作发展以及新的政治思想进程来说，这无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研究课题。如今，在某些方面，这一课题似乎已有所澄清。对于现代人来说，尤其在美国及法国革命之后，雅典民主成为了一个主要来自革命对立面的研究对象。在大革命后的欧洲所形成的新的历史及政治坐标中，民主的雅典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政治博弈。而作为民主的诞生地，雅典被适时推出，这充分证实了它在当时迎合了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也符合新编古希腊历史的成熟发展。”[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88-29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9世纪新造古希腊历史的代表作
“在此方面，乔治·格雷特[ （George Grote，《希腊历史》，伦敦，1846-1856）]以及维克多·杜鲁伊[ （Victor Duruy，《古希腊历史》，巴黎，1851）]无愧是这座古希腊城市新编历史传统的开山鼻祖；而重新认识雅典的权威性，正是源自他们所树立的历史写作的可信度。
很久以后我们才确信，随着雅典被誉为民主的摇篮、与雅典的新的内在关联开始得到深化和完善；我们还确信，后来有关这座城市的历史写作大都围绕它的政治制度演变而展开；尽管如此，我们仍要表明，虽然我们没有意识到，但这一内在关联具有广泛的前提。如同维塔尔-纳凯以及劳莱克斯在1979年就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只要对此问题略作修正，我们就能够摸清自18世纪中期起的运行轨迹，以及这一轨迹如何将我们引向19世纪中期的事物发展、即格罗特（或杜鲁伊）的雅典。[ （维塔尔-纳凯&尼克·劳莱克斯：《雅典市民阶层的形成：史学评论1750-1850》，选自《希腊民主》，巴黎，1990年[1999年希腊文版；1979年法文首版]）]在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大胆求证雅典在1789年之前作为现代—城市象征的内在因素、抑或它与一个进步历史的内在关联——据我所知，这是一段颇具争议、却丰富多产的历史，只不过还未结出应有的硕果。”[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9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以假充真，欧洲的研究者对如实描述或定论深感为难，都不愿挑明18世纪雅典及其政治讨论背后的动机
“有关启蒙运动在政治倾向上的思想表现，斯巴达是一个关键因素并占据了首要地位；而在热衷简短表达的卢梭或马布利（Mably）那里，雅典却与其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年轻的杜尔哥（Turgot）在该世纪中期尝试用新式语言赞颂雅典，但他也明确表示了对雅典民主政体的厌恶（参考罗森，同上，第231页及257页）。而基特罗米里蒂斯则在他的一篇研究文章中、从政治思想历史的角度出发，承认了古代传统势力的根深蒂固——‘一种始终以敌视的目光看待民主的传统’；而在提及近代时，他则提出了一种新的形态或模式；借助这一形态，他试图将雅典纳入新的政治思想的历史轨迹中；而做出这一设想的前提，就是雅典民主思想在17世纪英国政治空想主义环境中、尤其是在该时代激进思想中抬头（约翰?弥尔顿以及詹姆斯?哈林顿），再就是雅典的民主思想开始进入时代的政治议题以及孟德斯鸠的著作里。[ 参阅基特罗米里蒂斯的《后古典时期作为政治理想的雅典民主典范》，选自《民主与古典教育》，雅典---文化首都展（国家考古博物馆，1985，6，21-10，20）目录第15-26页。]相反，丹麦学者摩尔根?赫尔曼?汉森（Mogens Herman Hansen）在他撰写的《雅典民主的传统，1750-1900》一文中[ （选自期刊《希腊与罗马》第39卷，第1期，1992年4月，第14-30页）]，则建议将1750年确定为雅典自由思想被积极引入新政治观念的年份，同时也是废除西方世界从1250年至1750年所沿袭的、古代传统敌视雅典民主的年份；所不同的是，这里的主角换成了温克尔曼，而不再是那些法国的哲学家[ （汉森，同上，第19页）]。根据上述论述，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相关讨论似乎故意都是敞开式的，而所有的研究也似乎对如实描述或定论深感为难，都不愿去主动挑明18世纪那场困扰雅典及其政治的讨论背后到底隐藏了哪些因素和动机。”[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89页脚注，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百年“雅典游记”的收官之作：1776年钱德勒《希腊之旅》发表
“倘若说夏尔蒙的证实造成一种希腊之旅告一段落的印象，那么，里德泽尔对雅典的描述，则证据确凿地加深了这一印象。然而，不管上述文字是何时写下的，夏尔蒙却有幸读到另一部描述希腊的重要游记作品。这就是理查德·钱德勒于1776年发表的《希腊之旅》，它较里德泽尔的作品晚出版了几年。当时，夏尔蒙正出任爱艺社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他已委派钱德勒前往希腊和爱奥尼亚。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出版、更准确地判断第一波旅行终结的时间；或许在这位终结者身上，完美且综合体现了文物收藏家与艺术爱好者的不同优点、即希腊之旅在其艰苦起步时孕育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流派。
钱德勒有关希腊的作品，可以被视为由雅各布·斯蓬‘以收藏文物为动机’所开创的第一波希腊之旅收获期的终结。斯蓬有关希腊的作品发表于1676年，较钱德勒的作品整整早了一百年。从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从斯蓬开创某个传统的作品、到钱德勒的这一传统的代表性作品，我们看到了一条发展轨迹的全过程，目睹了欧洲人在与希腊地域自觉建立系统关系的第一个世纪里、所从事的所有工作的缩影。
还是先说点简单的吧：《希腊之旅》是当时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专门论述希腊的作品。正像早已被近代欧洲旅行所肯定的那样，它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独立的经典希腊地域指南：雅典、德尔斐、帕尔那索斯、科林斯、麦锡尼、帕特雷、基克拉林群岛，还有新近发现的奥林匹亚。当然，正如人们所料，其中的主干线是雅典地区。”[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47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有偿受聘的”旅行家/作家：重赏之下、何愁“学者”
“钱德勒的作品算不上创新，它的价值并不体现在通过旅行对新地区的发现上（对奥林匹亚的踏访或许令人扫兴。后来的考古挖掘才提升了它的名气）；也就是说，它的影响并非源自它对地域及其历史的创新眼光。钱德勒作品的最大优点，体现在一个旅行家－作家的全面性和‘职业性’上（的确，钱德勒应该算是第一个‘有偿受聘的’旅行家-作家。早在牛津读书时，他就在接受访问希腊任务之前出版了一本关于牛津大学阿伦德尔文物收藏的作品《古代大理石》[伦敦，176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是在充分履行协议、获得了任务规定的所有资料基础上创作完成的；而该任务的主要内容就是实地研究爱奥尼亚地区的古代遗址（如同我们所见，这部作品构成了斯图尔特及里维特的雅典古代遗址研究的后续），并最终出版一本大开本图册《爱奥尼亚的古代遗址》——其中的第一卷仍然是有关希腊本土的。
钱德勒非常善于摘录和引用。这无疑构成了他在描述上的一大长处；然而，这却是一种新型的旁征博引：一项非常懂得发挥‘图书目录’价值的综合工作。他与安坐在办公室、简单修补或缝合文章的编辑完全不同；恰恰相反，他以现场目击者的严格和挑剔、在他的作品中仔细综合前人的信息资料和表述：在钱德勒的创作中，你甚至可以看到，就在他所引用的帕夫萨尼阿斯言论旁、即古代旅行者身旁，近代旅行家轻易就靠了上去并找到了合适位置，而首当其冲且表现最佳的正是维勒（换句话说，就是斯蓬作品的英文版）。
钱德勒对早期近代旅行家的求助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对已有信息的整体性需求，另一方面明示了整个前期工作的集体性特征以及希腊之旅打造的传统真实性。钱德勒的作品推高了原有水平；他以批评的眼光将先前的描述融会贯通，同时力求在全面性和整体性上超越前者：在很多事例中，他以自己的实地观察及全新信息补充说明了帕夫萨尼阿斯的不足，并且始终不忘突出自己的这一独特优势。”[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47-348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法国大使出面——百余年“发现雅典”过程一直有法国官方的影子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雅典之旅在其发展中又显现出了新的特征。18世纪80年代，舒瓦瑟尔-古菲耶（Choiseul-Gouffier）创作了一部在多重意义上十分重要的插图作品《希腊如画之旅》。从当时这部声名鹊起的作品所表现的‘希腊奇遇’中，我们只想采撷一个极其微小、却不可忽视的细节——此人与雅典的关系。1784年，古菲耶以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特殊身份、并在一个精干科学小组的陪同下再次前往东方。在他以官方身份前往君士坦丁堡递交国书并正式起马上任之前，这位新大使心血来潮，决定在雅典停留几日，再好好看看这座城市。在此，值得仔细揣摩一番一个欧洲国家的大使在雅典正式停留的瞬间。作为一个普通旅行者，他曾经访问过这座城市——当然，这样一次停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而此次停留则意义深刻；在对待这个奥斯曼统治区域的态度上，它让人明显感觉到西方人在方法上的极大转变，以及该区域被赋予的显著地位——至少从正在静候大使驾到的君士坦丁堡的角度上看、或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这座欧洲省份其貌不扬的城市角度上看，上述变化都是始料不及的。法国大使及其大批随从在雅典的逗留，也许与他心中涉及希腊及其古代遗产的新的系统研究计划有关；无论如何，仅就此行的官方性而言，也算得上说是一次变革了。从象征意义上讲，这一瞬间标志着雅典成为‘世俗’朝圣地的起点，预示了雅典‘旅行’稳步发展的广阔前景。”[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48-34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向卫城祈祷》，雅典——新的朝圣地
“四年之后，我们又捕捉到了一个新的证据。它丝毫不让人怀疑此次访问该城的新意。而这一回轮到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英国人、托马斯·沃特金斯（Thomas Watkins）。此人于1788年抵达比雷埃夫斯港。正像他后来表白的那样，他一走出船舱，就立刻弯腰亲吻了这块土地[ （托马斯·沃特金斯《旅行穿越瑞士、意大利、西西里、希腊诸岛直至君士坦丁堡》，选自沃特金斯书信集[1787、1788及1789]，两卷本，伦敦，1792年，第280页）]。欧洲人与雅典的新一轮关系由此展开，它随即将我们引向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及政治家。---译者）]和拜伦，并最终在其迅猛发展中诞生了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名篇《向卫城祈祷》；总之，新的一轮雅典之旅卷入了无数知名和无闻的‘文明朝圣者’。”[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49-35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的”
——‘发现’雅典是撬动‘欧洲’崛起的杠杆
“我们将不再追踪这新一轮的旅行足迹——毫无疑问，它的迅猛发展包含了雅典、这一希腊民族革命缔造的、新的欧洲国家的首都。假如我们能够在其形成中辨认某种成熟浪漫主义的痕迹、或在其组成因素中悟到某个强大的欧洲中心思想，那么，将建都于雅典视为里程碑的意义，也就只好退居次要了。
千真万确的是，雅典与欧洲的内在关系早已打造得坚如磐石。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即从18世纪80年代至1821年希腊革命前夕，希腊旅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且被称为‘旅行的巅峰’。旅行产生的变化，以及欧洲旅行家观察条件上的变化，进一步引发了其他范畴的变化；而这些才是我们审视的对象；在政治范畴上，随着法国大革命及各类战争的爆发——俄土战争或拿破仑战争，一阵阵狂风骤雨正在狂扫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从本书研究范围角度看，最为重要的是1670年起所发生的一切；而从对希腊国家的认识看，‘成群结队’前往希腊旅行的欧洲人和各式各样的政治及军事冲突，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对于欧洲来说（从巴黎、伦敦、柏林乃至彼得堡），在仍处在亚洲统治下的欧洲东南端，希腊国家、希腊大地已经尽显尊荣。如今，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了这样一个简单道理、即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它的确浸透了历史，而‘发现’雅典正是撬动历史性崛起的杠杆。”[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50-351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雅典成了一座人类所有一切始发的城市
“早在百年之前，默默无闻的雅典，就已作为一个充满活力且不可小觑的城市闯入了欧洲人的眼帘。从那时起，人们就赋予了它‘文明世界’价值的象征城市的桂冠；也正是这座城市，向全世界奉献了文明史上第一场宏伟壮观、并时常被认为是不可超越的大戏。于是，类似诞生地和典范的赞美之词不绝于耳，雅典俨然成了一座所有一切始发的城市，一个所有一切全力效仿的理想典范。”[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50-351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二、18世纪20年代、大批 “伪希腊铭文”出世
大批所谓“希腊铭文”是如何出笼的
“18世纪20年代刚过，仅仅为了收集手稿的目的，法国宫廷就向奥斯曼帝国随意派遣了两位古典文献学院委员、西维因教士（Abbé Sevin）和富尔蒙教士（Abbé Fourmont）。其中只有后者实现了希腊之行（先后过到雅典、伯罗奔尼萨和一些岛屿）。在上述地方，富尔蒙教士打破手稿收集的传统界限，全身心地投入到文物的收藏研究之中。之后，他回到巴黎（随身携带的行李中装满了近三千册誊写的铭文），随即（1731年4月3日）就向学院汇报了研究结果，还在院刊纪要上发表了《富尔蒙教士受国王之命于1729年至1730年间在雷旺达所写游记的简要汇报》（注）。他在文中写道：如今的雅典‘比当年斯蓬和维勒先生去的时候显得更加庞大，人居也更密集’，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取之不尽、刻满铭文的大理石矿’。”[ “注：参阅丛书《古典文献学院史》，第7卷，第344-358页。奥蒙后来再版了这篇文章，参阅他的《法国考古团……》，亨利·奥蒙用于他的作品《法国考古团17、18世纪在东方的考古报告---出版书稿》，巴黎，1902年，B卷，第1085-1095页”；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74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这位法国富尔蒙教士作为一个外国人，到了土耳其统治下的“欧洲土耳其”（希腊在当时的名称），在短暂的旅行中，一次誊写所得就是“三千册铭文”。
别人去了为何见不到那些时刻铭文呢？富尔蒙教士说他将一些铭文“亲手毁坏”了。[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75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此事还有见证人，就是富尔蒙教士“的侄子、即此次旅行的旅伴”，名叫“克洛德-路易·富尔蒙”。
富尔蒙教士的这位侄子这样评价他叔叔的作品：“我敢保证，从文学复兴起，整个欧洲还从未产生过这样内容丰富的有趣的集锦……”[ 选自克洛德-路易的另一篇手稿《对富尔蒙老爷的回忆》，发表在奥蒙的上述论著中，《法国考古团……》，B卷，第1151页；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75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如此评价：整个欧洲以此为最！
誊写铭文来自石刻，石刻的规模不啻于一座大理石矿，有法国人誊写回来一小部分，就是三千册，那铭文的原刻石呢？誊写者见过吗？说是见过，誊写者还“亲手毁坏部分铭文”。原刻石被毁坏了、其他人自然无从核对，只能相信他是真的。
富尔蒙教士的“行为足以证实，18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对希腊国家现状的研究，已经酿成风气，并且使得大批文人墨客为之铤而走险，或不惜名誉，或刚愎自用。”[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7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肆无忌惮、大张旗鼓的“造伪古希腊运动”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种铭文：“有口皆碑”——鲜活的铭文
“图内福尔对恢复地域的希腊身份所作的贡献,体现在他将早在东方之旅中就已闻名遐迩的岛屿、纳入了这个新国家的版图；集中表现了这些岛屿的古代历史、地形、遗址及其现状。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对希腊地域的系统探索，又在自然历史或博物学方面得到了深入挖掘。在此，还是原有的那些古代史料[ （这回轮到塞奥弗拉斯多斯和狄奥斯库里蒂斯发言了。‘前者是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哲学家及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人；后者是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按照与发现及确认古代遗址相类似的方式、被充分利用来研究植物群以及获取有关古人的信息。所不同的是，古代与现代世界的内在关联，这一回是通过大自然而得到验证的。
当然，手段还不仅于此。图内福尔没有以考证铭文为手段；取而代之的是，在植物比对和鉴别中，他更多地依赖由他一一确认的、至今仍流传于当地居民口中的植物名称。对于这位法国植物学家来讲，希腊人和他们的语言就是一部‘鲜活的铭文’，一种对文物收藏权威所做出的轻松解释，一种源自信息检验及日常口语新价值评估的具体体现：
我端详着这些贫穷希腊人的脑袋。它们仿佛就是鲜活的铭文；这些铭文世代流传，一直沿用至今，将所有那些塞奥弗拉斯多斯和狄奥斯库里蒂斯曾经提到过的名称传承给我们。虽然它们也会变异，却肯定比那些坚硬的大理石更经久耐用。因为，它们每天都在更新，而那些大理石终将毁灭。因此，这种活的铭文，将珍藏起那些植物的名称并将它们流传百世。想当初，那些生活在睿智且幸福年代里的希腊伟人，是多么熟知这些名称啊。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学会了日常口语中的约500个名称。鉴于这些口传名称与古代名称的内在关系，它们在比对和确认最早由植物学家起名的植物中、时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77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三、雅典“巴台农神庙”之来历
雅典卫城中的‘巴台农神庙’作为“古希腊”最为经典的古建筑杰作闻名遐迩。然而，孰知该庙宇本来只是一座奥斯曼的无名神庙，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巴台农神庙’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建筑”。
“雅典卫城”是一座普通的古城堡
著名的雅典卫城“实际上到1831年，它才不再被当做堡垒使用，三年后，希腊国王奥托（Otho）坐在帕特农神庙的一个饰有橄榄枝、爱神木和桂枝的宝座上，正式为卫城的重建举行了开工典礼。”[ [英]保罗?卡特里奇《剑桥插图古希腊史》中译本第25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2007年10月2刷]
千年之后基里阿库斯，将‘雅典城堡’改称为‘卫城’。
“被后人公认为早期（西方）到过古希腊城市、尤其是雅典城邦的第一人，正是安柯纳人基里阿库斯。这位伟大的先行者，也是在千年之后‘第一个挺身而出、将‘雅典城堡’改称为‘卫城’的拉丁语作家，并使得该词在拉丁语文学中首次得到正式采用’。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城堡’一词（castrum）依旧存在于欧洲近代语言中；直至17世纪，它才在旅行家们的高谈阔论中被‘雅典卫城’完全替代。”[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99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基里阿库斯（1391-1452），一位在雷旺达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的商贾后代，他自幼经商，闲时酷爱文物收藏，收集了不少意大利的珍贵文物。……1436年和1444年，基里阿库斯曾两次短暂停留雅典。当时，佛罗伦萨人正统治这座城市。于是，他被盛情邀请下榻于政府所在地的城堡中。”[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99-100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雅典卫城”的所谓‘巴台农神庙’，本来名称是‘米纳瓦庙’
在18世纪中期一部伪书、托名汤普森的游记作品中，“汤普森补充说：‘这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至于古代遗址，他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卫城’一词，从而替代了原有的‘城堡’；在他心目中，卫城无愧是这座城市的最古老部分；在其中的一个脚注中，他还在原有的旧名称‘米纳瓦庙’旁注明了希腊名称‘巴台农’”[ （尽管出现了拼写错误---注：‘巴台农’一词的拼写错误同样出现在狄德罗的《大百科全书》有关雅典的词条中，第3卷，巴黎，1781年再版本）。[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8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黑格尔的名言：“密涅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起会飞。”[ 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第13-14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密涅发”是“米纳瓦”的不同译文。
在17世纪70年代前的古代传说中，巴台农神庙并不存在，“巴台农神庙”遗址是透过新游记作品而进入西方视线的。[ 参见上节：“百年游历、八重虚构”相关内容]
巴台农神庙由哈德良改建说
“在并未到过雅典的情况下，凯吕斯伯爵于1749年坚定地认为，忒修斯神殿[ （又称火神殿，建于公元前450-440年，多立克风格。---译者）]是现有古代建筑中的最高典范；它不仅远胜于西西里的神殿（他认为这些神殿代表了‘希腊建筑最高形式的简洁’），甚至超越了巴台农神庙。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他听信了斯蓬有关巴台农神庙是由哈德良改建的讲法[ （Publius Aelius Hadrianus,公元76-138年，罗马帝王，崇尚雅典。---译者）]，而不是因为它在最近一次轰炸中遭到了严重损毁。凯吕斯的证词具有两个兴趣点，它一方面表明了雅典的古代遗址由于误导而在欧洲艺术爱好者中占据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对巴台农神庙在轰炸之后的确切遭遇提出了质疑。”[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98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现存“巴台农神庙”多次重建
所谓“雅典娜神庙”在土耳其人统治之前是一座基督教堂。“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雅典曾经沦为受教皇司法保护的‘西方’领地（法兰西人、加泰隆人和佛洛伦萨人）；而巴台农神庙则被改变成为因珍藏圣骨而闻名于世的舍廷内斯圣玛丽亚大教堂。”[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31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在1453年之后被土耳其人改造成一座清真寺兼堡垒，后来于17世纪遭到威尼斯人的炮击。当1834年9月由巴伐利亚建筑师利奥?冯?克兰茨率领一支国际文物研究者团队试图恢复所谓“雅典卫城”的荣光时，城上的神庙已经面目全非，破损不堪了。
17世纪时，除了卫城之外、雅典古代纪念碑已不存在
“我们从阿克敏纳图斯[ （阿克敏纳图斯[Acominatus,c1140-1220]，拜占庭作家，他的演说、诗歌、书信提供了大量有关中世纪雅典的信息）]那里知道，除了雅典卫城之外，雅典古代的纪念碑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毁灭了，当人们于17世纪开始探险雅典时，人们已经遗忘了雅典的古代传统。”[ [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1版第9-10页，三联书店2008年6月]
“巴台农神庙”1688年毁于战火
“法国大使诺因特侯爵，由于他的官方身份，他和一位名为雅克?凯利的艺术家在1674年获得了参观雅典和卫城的权利。他们此行是幸运的，因为仅仅13年后，奥斯曼帝国和威尼斯之间战云又起，一颗炮弹落到了巴台农神庙上，引爆了土耳其人储存在那里的弹药，把菲狄亚的多件雕塑都炸上了天。凯利的铅笔素描成了被炸掉作品的惟一留存下来的记录。”[ [美]戴尔?布朗主编《失落的文明---希腊庙宇、陵墓和珍宝》中译本第13页，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829年雅典卫城弹药库又爆炸一次
“1859年，维多利亚时代的游客们在厄瑞克修姆庙薄壳屋顶的废墟周围参观游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这座有2300年历史的庙宇的某些最严重的破坏发生在仅仅30年前——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土耳其人储存在北廊的弹药爆炸了。”[ [美]戴尔?布朗主编《失落的文明---希腊庙宇、陵墓和珍宝》中译本第39页插图说明，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巴台农神庙”‘无名神像’被运往英国
“埃尔金（Elgin）（1766-1841）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他发现希腊雕像被破坏严重，得到允许后把巴台农神庙（供奉雅典娜神的）前的雕像运回英国。1821年法国大使秘书马艾律（marellus）买到维纳斯像，存放在罗浮宫。”[ 杨建华《外国考古学史》第26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今日所见“雅典卫城”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建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世纪之交一位名叫尼克劳?巴勒诺的希腊土木工程师重建了雅典卫城，从此雅典卫城才呈现出今天为世人所熟悉的面貌。由于巴勒诺的努力，到1933年巴台农神庙已经在当时的条件所能允许的情况下被修复到据认为是大约250年前的样子。
巴勒诺在进行重建时，的确是哪块石头近在手边就用哪块，有时根本不在意每块大理石最初位于什么地方。更糟糕的是，如果一块石头的形状不太方便使用，他就将其重新砍削以便能放到他想放的地方。造成最大损害的是，他本打算用来将石块固定在一起的铁钉后来氧化、拉长了，结果反倒使得那些石块断裂。……[ 参看[美]戴尔?布朗主编《失落的文明---希腊庙宇、陵墓和珍宝》中译本第122-129页，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四、抬高“古希腊”，打压“古罗马”
先造“古罗马帝国”的伟大，说“罗马城”是“永恒之都”；当需要再造“古希腊文明”的辉煌时、又打压罗马，说罗马是“刀耕火种”的“野蛮人”。
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是“崇拜罗马”的时期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世纪的罗马朝圣（这又是13世纪教皇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得到了文艺复兴运动文人及艺术家所掀起的旅行时尚的推波助澜，并在16世纪晚期乃至整个17世纪、达到了有史以来组织规模和波及范围上的最大程度。当然，这首先要归功于每二十五年举办一次的命名纪念日的盛大公众朝圣。菲利普·德·罗西（Filippo de Rossi）、这位曾经分别著书描写古罗马和新罗马的作家，在17世纪中叶形象地指出，两个罗马如此紧密相连，与其说是长相酷似的孪生姊妹，不如说是两个年龄段的同一张面孔。
在长期世俗化的改良进程中，罗马人被反复利用，且利用的理由不同，因而具有了某种双关性；起初，这一双关性并未产生破坏效用，相反，它还加强了罗马概念的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育、大学、急剧壮大的学者及文人队伍、大众文言和印刷业，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声势浩大的文明大军；它们高举着拉丁语大旗，并将古典拉丁语作家捧为最高典范。先前我们在回顾文艺复兴运动时，曾强调过希腊人的二流地位；而现在我们还要炫耀一下罗马人的强势表现。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强大地位，我们才能彻底领会后来罗马人所领教的羞辱程度以及罗马的衰落规模——尽管这一宝座坚不可摧。”[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61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对罗马传统的“战斗宣言”
“温克尔曼作品的爆炸性力量，不仅源自他在阐释个别作品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及文学天赋，同样也得益于他根据民族传统并按照历史顺序、将古代民族的艺术创作分门别类的娴熟技巧。他的作品是一种全新的投入（专心于希腊艺术创作），是对其他古代传统、如埃及和罗马传统的战斗宣言。他的有关希腊艺术至高无上的观念、他的根据艺术特征判断希腊作品优于罗马作品的实践能力、他以艺术标准将罗马艺术置于‘模仿者’的卑微地位的果敢行为，所有这一切都曾在斯图尔特的‘建议’文章中崭露头角，此时此刻，却在温克尔曼那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96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罗马是“刀耕火种”的“野蛮人”
“在雅典与罗马的关系上，汤普森为以往的习惯性表达又增添了一丝新意。他引用了一句贺拉斯[ （古罗马抒情诗人。---译者）]的格言、并同时用拉丁文和英文两种文字来形容罗马对雅典的精神负债，‘被占领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占领者，将艺术传授给了刀耕火种的拉丁民族’（汤普森将此名言归于奥维德）。”[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287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8世纪、古罗马的地位沦落为“模仿者”
“对于18世纪的欧洲人来讲，‘罗马人’早已不能包罗万象了；更确切地说，一种坚决摆脱罗马人的愿望开始初露端倪。而这里所说的摆脱，无异于放弃对罗马投下的历史赌注，无异于将罗马排斥在这个旧世界里新（欧洲）身份的核心之外。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领及心脏的罗马，早已大势已去，沦为了欧洲人弃之身后的过往岁月。正像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后来所发生的象征性变化，只不过是缩短了早已规划好的行进路线而已。
从此，罗马的历史贡献有了新的角色。历经漫长岁月的风吹雨打，它终于找到了一个温和、明智且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将其降格为世界遗产的一支，或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模仿。罗马人依旧存续着，他们的宝座也依然得以保留，只不过附加了相应的条件：模仿的载体或‘借光者’；正像人们谈及罗马人所常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先师，无法超越原创者，无法超越希腊人。而按照18世纪对“文明”定义的理解，唯独希腊人被公认为是不可超越的原创典范。当然，现代人也在以自身的行为、努力成为未来的原创典范。”[ 注：有关该书前言最后的引用部分对希腊人与罗马人的比较，我们无需多费口舌。更有意义的是，让我们在上述比较的启示下再次聆听这段话：“希腊人在科学及艺术的各个领域所达到的崇高地位，使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所有其他民族的榜样……罗马人---希腊人的直接继承者，几乎在所在方面模仿了希腊人的优点，同时也实践了他们的缺点”。此话引自彼得·盖伊的游记作品《希腊的文学之旅》，1773年英文版前言，第26页；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71-172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荷马与维吉尔地位的变化：扬此抑彼
“从两位伟大古代诗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转变的全过程。它一方面赋予荷马新的基本含义，另一方面则降低了维吉尔先前具有的象征性及历史性分量；我们还看到，这一转变在偏好及价值标准上的一个实质性内涵，恰好体现在艺术原创上；为了表达这一新的理念，18世纪也重新定义了‘天赋’的内涵。然而，假如说在认识荷马上的这一转变，是由‘自然形态的’新宠（人类学、历史写作及哲学）所造成的，那么，同样的新宠并不适用于其他艺术的偏好转移。”[ [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172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8世纪末的“罗马”成了一片废墟
“对于越来越多的欧洲旅行者来说，18世纪的罗马正在脱去它神圣的外衣，只保留下了昔日文明的威望，并渐渐转变为一座昔日的城市——古代的罗马、一座正在衰落的城市，从此不再体现为那座永恒之城了。从1720年起，欧洲北方的旅行者拥入这里，‘只是为了透过这座城市仰慕它的过去，同时漠视它的今天。’
18世纪末对罗马的负面看法愈演愈烈。查尔斯·杜帕斯（Charles Dupatu）1785年访问罗马时这样感叹道：‘怎么了？这就是罗马！到底怎么了？我们曾在亚洲边缘感受到的罗马，如今成了一片废墟，成了到处宣扬它的尼禄[ （Nero Claudius Caesar，古罗马皇帝。---译者）]的葬身之地。不，眼前的这座城市决不是罗马；他只剩下一个躯壳。往日延绵不绝的田园，如今成了一片片坟地；在它的体内越聚越多的残渣，竟然成了蠕虫的美食’。诚然，罗马乃至整个意大利，在人们的心目中演变成了两次衰败的地方。萨多维里安诺斯在1803年这样写道：‘罗马静静的躺在它的废墟上。十八个世纪之前这里发生了什么？而此时此刻又如何变成了这副模样？不仅古代的意大利一去不复返了，甚至连中世纪的意大利也难觅踪影。’”[ 伊夫·埃尔森[Yves Hersant]主编的《意大利---18及19世纪法国旅行家文选》第65页、93页；转引自[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第313-314页，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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