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的詮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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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傳】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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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高像 資料圖片

【公羊傳】是詮釋【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經典註疏之作中顯現了獨特的詮釋特色。它的解經模式不僅帶領公羊學家在思想創新上不斷前進，也影響了歷代為關注現實需求而重新詮釋經典的思想家們。【公羊傳】對【春秋】的詮釋無疑是極為成功的，這使它從儒家經典中第一個脫穎而出，對西漢的政治和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公羊傳】與同是詮釋【春秋】的【左傳】結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傳】努力豐富【春秋】記述極為簡略的史事，帶給人們一部文字生動、敘事翔實的史學作品。而【公羊傳】大力闡發【春秋】簡約文字下所蘊含的義理，帶給人們一部講述禮義、道德和政治觀念的哲學作品。同一部典籍，詮釋者的詮釋目的不同，對典籍性質的認識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詮釋出來的成果也就會存在根本差異。

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徵表現為一部編年史，記錄了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這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史事。而【公羊傳】要把【春秋】看成是一部哲學著作，說孔子是借魯國的史事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觀念和社會理想。這樣，【春秋】的文本性質就由史學轉向了經學。文本性質轉換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詮釋導向的轉化，詮釋者將沿着新的方向去詮釋文本，所以【公羊傳】就不再關心【春秋》裡大大小小的歷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義為職志。而【春秋】所記載的歷史也喪失了原有的具體屬性，被抽象化為一種符號，成為可以盛裝義理的容器。更為重要的是，文本性質的轉換帶來了詮釋空間的驟然膨脹，這樣一來，【公羊傳】對【春秋】的詮釋就擺脫了文本的束縛，有效地突破了原先文本性質所限定的詮釋範圍，進入了一個廣闊的新天地。

【公羊傳】對【春秋】文本性質的轉換之所以可能實現，實際上是預設了一個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着『微言大義』。所謂『微言』，就是隱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實際意義無法從文字表面獲得；『大義』，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蘊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如果【春秋】沒有大義，其文本屬性將往何處轉？如果不是通過微言來寄寓大義，【春秋】的文本性質也就根本沒有理由被轉換。

【公羊傳】對【春秋】文本性質的轉換以【春秋】存在微言大義為前提，同時也以揭示【春秋】微言大義為目的。文本性質轉換以後，【春秋】其文、其事在詮釋者看來就只是寄寓大義的載體、探詢大義的線索而已。如隱公三年『癸未，葬宋繆公』，【公羊傳】敘述了宋宣公不遵循傳位於子的正道而傳位於弟，最終導致宋國禍亂的故事，並提出了對後世影響很大的『大居正』說。【公羊傳】闡發的『大居正』說顯然與『葬宋繆公』這一歷史事件沒有直接關係，『葬宋繆公』在這裡只是提供了一個藉以展開論述的線索。

【春秋】其文、其事既然只是線索，那顯然【春秋】的文本在【公羊傳】看來就不對歷史真相負責，有可能不是真實的記述，都是為背後隱藏的大義服務的。董仲舒即言：『【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春秋繁露·玉英】）因而，【公羊傳】雖然也經常補充一些史料，甚至有時還提供一些記載翔實的獨家史料，但總體來說【公羊傳】對史實不是那麼關注，它完全是以揭示【春秋】微言大義為職志而展開對【春秋】的詮釋，有時候它必須隨着【春秋】的『委曲』，不惜扭曲史實來成全義理的傳達。

隱公十一年『公薨』，【左傳】的解釋是『不書葬，不成喪也』，認為【春秋】不書葬，是由於沒有按國君的規格為隱公正式舉行喪禮。【左傳】可能敘述了一個史實，但【公羊傳】卻認為隱公不書葬是因為隱公被弒，魯國臣子未能為君復仇，由此揭示出一條『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仇非子』的【春秋】大義，即以復君父之仇為臣子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

成公元年『王師敗績於貿戎』，周王的軍隊吃了敗仗，【公羊傳】判斷是『蓋晉敗之』，但【春秋】為什麼『不言晉敗之』？因為『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所以要記成『使王自敗於貿戎』（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的樣子。而據【左傳】載，晉國是去調節貿戎（茅戎）和周天子的衝突，周的軍隊確實是被貿戎的一支徐吾氏打敗的。可見，為了闡發尊王大義，凸顯王於天下至尊的地位，【公羊傳】做出了不合史實的詮釋。

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說『疾始滅也』，然後又說『托始焉爾』，非常直白地用了一個『托』字。滅國並不始於展無駭，但【公羊傳】硬是『托』給展無駭，以借他滅極之事來批評所有的滅國之舉。可見，『托』字強調的就是一種借事明義，正如皮錫瑞所指出的，『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不合，備與不備，本所不計』（【經學通論】）。【公羊傳】解經很多時候是義理在先的，也就是先有一個要表達的義理，然後再在文本中去尋找可能的線索。這對後世那些關注現實需求而在經典中尋找資源的思想家們有着極大的啟發意義。

【公羊傳】還有一種『實與而文不與』的提法。僖公二年『城楚丘』，【公羊傳】指出這是齊桓公為衛國復國築城，【春秋】『不言桓公城之』，是因為『不與諸侯專封』。但【公羊傳】認為【春秋】這裡是『實與而文不與』，封國雖然為天子之事，但當時天子微弱，沒有能力做，齊桓公作為諸侯霸主出面攘除夷狄，挽救諸侯，恢復秩序，【春秋】實際上是默許的。『實與而文不與』在【公羊傳】中多次出現。『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社會處於一種無序狀態之中，【公羊傳】呼喊『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僖公元年）、『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宣公十一年），希望依靠現實中可能的力量來維繫和恢復社會秩序。然而【春秋】經文至多只能蘊有『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或『諸侯之義不得專討』的意韻，於是【公羊傳】藉助『實與而文不與』，表達出了維護統一安定這一更為核心的大義。我們看到，『實與而文不與』實際上賦予了詮釋者極大的詮釋自由度，詮釋者可以藉此詮釋出經文字面本無甚至與經文字面相反的大義。

董仲舒說：『辭不能及，皆在於指……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以適道矣。』（【春秋繁露·竹林】）這就是對【公羊傳】解經模式的一個精練總結，即以『指』（大義）為先，突破文字表達的局限性，不拘泥於文字的表面意義，才可以獲得文字表面以外的深層義理。

【公羊傳】的解經模式賦予經典詮釋以開闊的空間，使經典的詮釋不會因拘泥於經文而窒息。【公羊傳】主張突破文字的限制，甚至有的時候似乎已經失去了對經典應有的尊重，實際上，這正是經典持續生命力之所在。經典能超脫時間的限制，可以不斷地因應新時代的挑戰，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詮釋者的這種創造性的詮釋。也正是藉助於此，公羊學的理論既可以在漢武帝時推動『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現，又可以在晚清容納西方思想，成為變法維新的理論依據，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思想面貌和政治進程。

創造性的詮釋雖然不受經典原有文字的限制，但並非意味着詮釋者可以隨意無度地任意說經。晉代王接指出：『【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晉書·王接傳】）【公羊傳】雖然主張跳出經文來詮釋，但詮釋的起點皆由經而起，每條傳文都明確針對着一條經文，無論其闡發出什麼義理，都可以在經文中找到依據，哪怕是牽強附會的依據，這至少在形式上維護了詮釋的可信度。而在詮釋的義理上，【公羊傳】也有着貫穿始終的核心價值，任何詮釋和論斷都是其核心價值的合理伸展，這也有效地保證了詮釋的效力。

儘管如此，由於詮釋彈性太大，也很難避免穿鑿附會、主觀臆斷的弊病。漢代的公羊家競相拋開經文馳騁己意，諸多法家、黃老、陰陽家乃至讖緯的內容都被塞進了經文的縫隙之中，以致出現『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倍（背）經、任意、反傳違戾』（何休【公羊解詁】序）的現象。公羊學從東漢後期開始走向衰落，千餘年來備受詬病，【公羊傳】自身這種解經模式應該也是難逃其責的。

（作者：鄭任釗，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