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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諫制度在周取代殷之後就建立起來了。如果說【尚書·無逸】中周公對成王的告誡只是訓誥之辭，那麼，【逸周書·皇門解】載周公對群臣所說『其善臣以至於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於王所』，就已經有了制度性安排。在【大匡解》裡，周公不僅主動要求『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對如何應對災荒提出意見和建議，而且要求他們幫助自己去考察官吏、了解民情，如實報告，不得敷衍隱瞞，甚至規定了他們履職『告於廟』即向宮中報告的時間。這就將『獻言』上升到了社會政治制度的層面。
周代言諫制度對周人的政治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舉正反兩方面事例來說明。【國語·楚語上】載左史倚相所述衛武公箴儆於國，使得『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幾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蒙不失誦，以訓御之』，被認爲是當時最賢明的君主，被稱爲『睿聖武公』。周厲王以榮夷公爲卿士聚斂財富，並通過嚴刑峻法來堵塞言路。這一倒行逆施顯然不符合周代的言諫制度，所以邵公（穆公虎）便用周公以來實行的言諫制度爲依據來勸諫厲王，厲王不聽，最後被國人流放於彘（今山西霍縣）。
邵公諫厲王止謗時提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師曠也有『瞽爲詩』之說，說明周代言諫制度中有『獻詩』作爲諫言的制度性安排，進入周代體制內的詩歌生產和消費是一種職務行爲。
據【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這可算是公卿列士獻詩以補王政的一個實例。現存【詩經】中西周詩歌有主名或能落實主名的詩歌都是貴族所作，且都可以作爲諫言來理解，證實了『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之可信。
現傳本【詩經】中有詩歌就是諫言的內證。如【大雅·民勞】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板】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不僅這些『刺』詩是諫言，頌美詩也同樣可以理解爲諫言。如祭公謀父諫穆王的【祈招】詩就內容來看，如果沒有【左傳】提示，我們一定以爲是頌美詩，不會認爲是諫詩。再如，【大雅·卷阿】有云：『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從字面上看，這顯然是一首地道的頌美詩，然而，【詩序】卻說：『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出現如此巨大的認識反差，關鍵是對於諫言的理解。今人以爲諫言一定是批評性意見，不能用讚美之詞，但古人並不這麼理解。古人所謂美頌，不是阿諛奉承，而是樹立一個正面人物典型，讓君主去學習他們；或者描繪出一種美政理想，要君主去仿效。周公對成王頌美文王、武王的其他詩篇均可這樣理解，祭公謀父的【祈招】、召康公的【卷阿】詩也可這樣理解。事實上，古人正是這樣理解【詩經】的。如【詩大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孔穎達疏曰：『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解釋頗爲透徹。這裡雖是對【風】的解釋，但其精神也適用於【雅】和【頌】。
當然，周代言諫制度對詩歌發展的影響並不僅限於社會上層，它其實已深入到社會下層，發揮著巨大的社會政治作用。西周實行過的采詩之制，就是言諫制度的一部分。
周代言諫制度除有采詩、獻詩等制度安排外，還有獻書的制度安排。邵公所云『史獻書』，師曠則云『史爲書』，強調是史官之職責。而『史獻書』和『列士獻詩』一樣，其實都是周代言諫制度的題中之義。
今傳本【尚書】有『王命作冊』『大史秉書』的記載。【尚書】乃上古之書。周代史官有記錄周代時事之責，但是他們爲何要記錄整理【虞書】【夏書】【商書】呢？【尚書·周書】載周公和成王親自到洛邑視察和督促洛邑的營建，周公告誡成王：『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周代史官之所以要記錄整理【虞書】【夏書】【商書】，其根本原因即在於此。【逸周書·史記解】記有穆王要求三公、左史戎夫將前代敗亡的歷史教訓作爲鑑戒，『朔望以聞』，便可以印證周公所倡導的這種『史鑑』已經成爲制度，並對周代社會政治產生了實際影響。
春秋後期，諸子崛起，子書實爲史書之旁衍，諸子『上說』也有『史獻書』之遺意。老子本爲『周守藏室之史』，他以『道德』爲中心來闡述自己的思想，提供的是『君人南面之術』，其所著五千言也是政教之諫言。孔子雖不是史官，但他的知識和學問來源於史，其編撰【春秋】，代行史官之責，也有以史爲鑒之意；其一生活動都以政教爲中心，【論語】開頭兩章即是【學而】和【爲政】。晏嬰是春秋末年齊國的大臣，今傳本【晏子春秋】也多爲諫言。戰國諸子雖然各有個性，但『上說下教』卻是他們的共性。儘管他們所進諫的已經不是天子而是諸侯，甚至是卿大夫，但政教諫言的思想內涵和精神氣質仍然是與史官一脈相承的。
邵公談『天子聽政』時提到『百工諫，庶人傳語』，師曠則云『工誦箴諫』『士傳言，庶人謗』，二者所述內涵基本一致。在周代言諫制度中，庶人對朝政的批評意見可以通過『士』的渠道上達天子，成爲天子補察其政的諫言；天子身邊的『百工』也都能向天子進諫，讓天子聽到更多意見，從而使政教更加系統和全面。
『謗』其實是一種政治諫言，是庶人對統治者執政過失進行的公開批評。由於庶人意見不能直陳統治者，故要通過『士傳言』來實現。聽取庶人諫言是古代傳留的政教傳統，周代只不過將其制度化而已。『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這些謗言能夠通過一定的渠道上達統治者，遠古時是通過在庭中設諫鼓、在五衢設謗木，而周代則通過『士傳言』的言論管理制度來實現。
在【漢志】著錄的十五家小說中，真正作爲由稗官所自出的小說家之小說應該首推【師曠】。文獻所載師曠多次向晉侯提出諫言，無疑是其職責之內的事。師曠關於衛國出其君的意見便是明顯一例。【淮南子·齊俗訓】云：『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晉平公絕非明君，他之所以不罪師曠，是因爲提供諫言是師曠的職務行爲，即使他的行爲有些失禮，也仍然在制度允許範圍內。這也印證了言諫制度對於小說家之小說的重要影響。
當然，周代小說不局限於『士傳言，庶人謗』，還包括『百工諫』。邵公談言諫時提到過『百工諫』，師曠對晉悼公問時也引【夏書】『工執藝事以諫』爲說。『工執藝事以諫』其實就是『百工諫』，即所有服務於君主的『百工』都有言諫之責，這也是周代言諫制度的一部分。上面所說師曠之諫自然屬於『百工諫』的範圍。然而，『百工』並不限於師、瞍、瞽、蒙之流，也包括君主身邊的所有其他服務人員。【左傳·昭公九年】便載有晉膳宰屠蒯進諫的史實，可謂『工執藝事以諫』的實例。周代服侍天子的『百工』人數眾多，分工細緻。在周代『百工諫』中最出名的是樂官這個群體，而這個群體中言諫活動最活躍的除了大師，則數俳優。
在中國，君主使用俳優有悠久的歷史。據說西周成王便喜歡俳優，東周時期的俳優相當活躍。【韓非子】的記載證明俳優在周代尤其是在東周不僅爲君王所喜愛，而且能夠參與政教活動。俳優的政教活動主要是進行優諫，【史記·滑稽列傳】載有優孟、優旃向君主或公卿進諫的事例。他們的諫言多爲『偶語』即『偶俗語』，這些『偶俗語』後來也被稱作『俳語』，體現了俳優的基本語體風格。俳優雖有不同類型，但都是『百工』之列，被納入周代言諫制度之中，他們自然是可以參與政教活動和進行言諫的。
周代小說是隨著『百工諫』的制度建設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其成熟形態出現在春秋後期，故早期小說帶有春秋後期的時代特徵，它植根於世守其職的周代王官文化傳統，受到言諫制度的激勵和影響，在注重生活化和娛樂性的同時，仍然將政教功能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作者以『百工』爲主，大師和俳優是他們的主要代表，師曠則可視爲古小說家之祖，而俳語、偶俗語則是小說的典型語言。周代史書和子書中掩藏有一批小說的成員，【逸周書】【左傳】【國語】【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所載小說甚夥，西漢劉安的【淮南子】和劉向的【新序】【說苑】中的許多篇章，江蘇連雲港尹灣西漢墓出土簡書【神烏傅（賦）】、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帛書【相馬經】、北京大學收藏漢簡【妄稽】等，應該都是它們的後代。
（作者：王齊洲 系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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