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伐善

史载孔子是位『温良』的教书先生，『温良恭俭让』是弟子对夫子的深切印象。所谓『温良』，『敦柔润泽谓之温，行不犯物谓之良』，它既是外在的德行，彬彬有礼，又是内在的德性，圆融和熙，而低调谦抑，或是其精神底蕴。

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对于人的操行举止，进退取舍，有着鲜明的恶骄而喜谦的态度。

首先，孔子甚为反感骄横狂妄。『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众所周知，周公为一代名相，不仅辅佐周成王度过『兄弟阋墙』的危机，而且建章立制，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周代礼乐文明，因此孔子很崇敬他，甚至有段时间做梦没有梦到周公都深感失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但是，在孔子看来，如果为人『骄且吝』，即使有像周公那样的『才美』，也是不值一提的。由此可见，孔子是多么排斥自大狂妄。

孔子『恶利口』，也甚为鲜明地显示了他的态度。『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文中『利口』，朱熹注为『捷给』（〖四书章句集注〗卷九），实即工言辞、善表暴，孔子直言『恶』之，鄙薄之意甚明。〖论语〗中多处记述孔子对张扬自夸、伶牙俐齿的厌恶。卫大夫祝鮀『有口才』，孔子却视之为『佞人』，『子曰：辞达而已矣』。朱熹注说：『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朱子此释可谓达诂。本着『辞达而已』的立场，孔子讨厌信口开河的大言不惭，『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对于花言巧语，夫子更是十分鄙弃，他直斥之为『不仁』：『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按朱熹的注解，即『好言』，不过此非好坏之好，而是『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四书章句集注〗卷一）的讨好之意，亦即巧舌如簧的夸夸其谈。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屡次记载了『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至于类似的表达，就更多了：如『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种反复的讥刺，足见孔子对『巧言』虚骄、『利口』自夸的憎厌。

其次是推崇『无伐善，无施劳』。孔子『孟之反不伐』之断语，直接生动显示了他嘉赏谦逊的立场。『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孟之反为鲁大夫孟之侧，『伐』，『夸功曰伐』；殿，『军后曰殿』，常为智勇双全者所任。孟之反之所以殿后，正说明他有勇气和能力，但他却以马行迟缓为由，不仅不自夸勇敢有谋，还有意自抑，所以孔子大为赞许。另有一次孔门师徒欢会，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文中『无伐善』，即不自夸己之所长、所能，『无施劳』，即不自炫自己之功、之绩。书中虽未明记孔子的点评，但从夫子对颜渊的喜爱称赞来看，颜子『愿无伐善，无施劳』，也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浸润，换句话说，也流露了孔子对弟子『有若无』谦逊德性的嘉许。

实际上对于弟子们的谦虚言行，孔子都予以首肯。有一次，『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旧注『吾斯之未能信』为『不欲仕进』，『不汲汲于荣禄』，故孔子闻之喜悦。其实孔子是主张『学而优则仕』的，而且他也不反对『取之有道』的财富，旧注过于道德化的解读，不仅误解原意，而且还遮蔽了其间孔子对谦逊品格的称许。引文中所谓的『吾斯之未能信』，应是指漆雕开对老师的提携、推举，感觉自己还未学好本领，对出仕还不怎么自信。这里弟子透露的其实是一种真诚、一种不自足、不自满的谦逊心态，对于欣赏『不自伐』的孔子来说，闻之当然很高兴。

最后，孔子称扬礼让和不争。史称周太王长子泰伯为让王位，与其弟南奔荆蛮，传播中原文明到江南。孔子对于泰伯之让，极其叹赏，赞誉其为天底下无以复加的美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文中『至德』一说，实生动体现了孔子对『让』的价值肯定和人格表扬。在孔子看来，让不仅是一种美德，甚至还是治国理政的要津。『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意思是说以礼让治国，则不难实现政通人和，相反，如忽视礼让，那么礼仪就很难施行了，言下之意，即根本不可能治理好国家。这一观点孔子曾多次表达过。如〖论语〗记载，一次众多弟子聚谈，孔子问他们的政治理想，『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事后弟子曾点问孔子，为何听了子路的话觉得好笑？『子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可见在孔子看来，不以礼让治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与称让相应，孔子也极为认可不争。『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内涵大概有两层：一是克己守礼，不急不躁，先人后己；二是摈弃好勇斗狠，贪婪嗜利，损人利己。故而所谓『矜而不争』，即主张放下身段，礼让他人。如果实在免不了争，孔子也认为应行君子之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文中所言的『揖让而升，下而饮』的古时射礼，自有其一套礼仪之规，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其间的谦和精神，像『揖让而升』，实显现了一种『谦卑自牧，无所竞争』的君子之风，故孔子称引之为『君子之争』。在价值取向上，不伐善、不争与让是一致的，都有屈己伸人的取向，意味着主动放弃、甚至让渡自己的权利，这在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谦下的低调哲学，诚如老子所形容：『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二章）这一哲学与骄横、暴戾显然是截然对立的，显现出一种敦厚与温和。

孔子的『温良』实是其『不伐善』谦逊品格的外溢和流露，正所谓诚中形外，显现出一位动荡时代智者『求达不求闻』的隐忍、坚毅精神。

（作者：胡发贵，系江苏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