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會發展階段的三要素：理、法、德

在華夏道統裏，關於理、法、德三者的關係是有明確關係的。法即法律，德即人道，理即天理。法律要符合人道，而人道又必須符合天理。

這是一個遞進的關係，透過這個關係，可以觀察人類政權歷史的推演過程。在一個政權的每個歷史階段，都是缺乏其一，或者缺乏其二，或者三者皆無的。

唱響滿清為何在現代還有市場？滿清作為一個蠻夷對華夏的殖民政權，其對華夏的人文學術系統進行了破壞性的篡改。而其對華夏民族的殘酷屠戮，及其統治能力的低下，非只見諸本國的歷史著作，更有外國歷史著作的佐證，面對這樣一個毫無人道可言的政權，現代的漢人為何仍然迷戀之？

這當然是有心者故意扭曲歷史，進行美化所致。然而，這些故意的扭曲，卻往往建立於一些該政權僅有的值得稱道的政績之上，這是這種扭曲美化仍然深得人心的根本原因。

這些僅有的值得稱道的政績，雖然少，卻有一定的歷史意義，比如疆域，為何這麼殘酷的政權卻能維持如此大的疆域，進行了近三百年的穩定統治？

又比如國民生產總值，有史料證實，該殖民政權的確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長足發展。這是一個殘酷的政權所能做到的嗎？

其實大家都混淆了一點，那就是，該政權的殘酷評價，是建立在人道標準之上作出的，而我們對該政權的鄙棄，仍舊是出於其對人文學術系統的破壞。

然而，在法、理兩方面，這個殖民政權卻做的並不差。這與當朝很相似。在法治上，維持白色恐怖的統治，在天理上，以利令天下，克意淡化華夏的治統與道統，穩定了人心，在人道上，扭曲人文倫理學說，以器用這個道家天理潛化代替儒家的人道，基本上消除人道階段。

也就是說，滿清，實際上是認可天理，認可法治的，只是其對法治的認知，並不是現代的法治，而是以人治（帝、王意志）為根本，不斷地根據時勢，合成適應時情當地的王法。這是其能達維持龐大疆域統治，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根本所在。

這也是閻崇年之類的人物用以迷惑十幾億漢人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們對滿清的批判，一直是以人道為標準的。

再看美國，美國與滿清有相似之處，都沒有人道階段，或者說人道階段十分短暫。可以預見，由人文陷落直接進入法治失效，是美帝衰落的根本。

以上是對某些政權的總體分析，深入來看，一個政權，從其建立到瓦解，基本是如此的過程：立理，立法，立德，失德，失法，失理。這是一個循環過程。

立的過程，是一個相互消長，相互詮釋的過程。比如立理，是對無理狀態的時勢詮釋，而立法，即是對病理的消除，對合理的促進、詮釋的過程。這個過程佔據整個政權九成的時期。

失的過程，即是一個衰化的過程。衰化的過程，並不是病理得不到消除糾誤，而是各部位的自我變異。如失德，雖然禮制，倫理是人類嚮往的，然而，任何一種禮制，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都會產生變異，像宗族制度，就是一種德治制度，在建立之初，對社會的發展可以產生巨大的影響，但在政權的中後期，最先變異，導致社會惡化的，卻也是其。又如法治，不管是初級階段的人治，還是全面法治，其後續發展，都必然導向各種腐敗，如人治階段容易導致貪污，而全面法治，容易導致行政失效，西方的全面法治，由於其選舉制度，還出現癌症晚期般的民粹化。這個過程相對而言是非常短暫，正所謂病來如山倒，非止於人，對政權亦是如此。

從歐美的歷史來看，法治階段已經過長時間的發展，一些導致行政失效的法治，需要以人文學術的形式進行糾誤。然而，由於歐美人道理論的發展並不健全，而且其文明史基本是一部法治的歷史，對人性的關懷並不深入。比如，歐美社會更關注個性，個體，即便是社會福利，也建立於集體對個體的付出之上，卻並不關注個體對於集體的責任與付出。

像美國社會，以利令天下，導致社會公平正義丟失，而法治又進入衰化期，關鍵時刻，卻人文缺位，暴力，享樂等主導整個社會上中下所有的階層，法治直接進入民粹化。如果說美國的歷史是300年，那麼，可能其衰化期也就那么二三十年。

這是中國當前需要進行緊急反腐，並確立法治，向德治結合法治進發的根本原因。

這也是華夏正統，為何會成為我們的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華夏正統是人類唯一的人文學說，其完整系統化的儒學倫理學術，如果得到充分的發展及應用，必將締結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

而道家的天道，即以器用代替利益，作為華夏社會的天理原則，塑造了華夏民族的獨特性質。避開了利令天下，導向的人性惡化的弊端。

統而言之，中國社會要踏上長久的安康大道，除積極吸收西方現代法治理念，儒道俱不可廢，而中國對西方的法治的吸收，必須融合於華夏正統的人文學說，這是立法之後，可以進入立德階段的前提，比如必須放棄全民普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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