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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既是墓誌創作的鼎盛期，同時也是墓誌文體的重要變革期。這一時期，墓誌逐漸突破了傳統的單一程式化的敘寫模式，即由對亡者生平事跡的敘述，品德操行、外貌才能的頌揚，簡單粗略地表達撰者與家屬對亡者的悼念之情，轉變為撰者個人化、情感化的個性書寫，強烈地表露出撰者的主觀情感，從而彰顯出較強的文學色彩。這一變革固然帶有墓誌文體自身發展演變的因素，但亦是唐代墓誌文體不斷破除既有文體壁壘，借鑑與吸納其他文體表現手法的結果。這一變革拓展了墓誌文體自身的內涵與外延，促進了唐代墓誌原有文體格局的變化與發展。
唐代墓誌文體與其他文體之間形成的交融與互動，是以唐代文體齊備的文學現實與唐代文人獨具的創新精神為基礎的。唐代文學全面繁榮，多種文體發展至鼎盛，詩歌、散文、傳奇等重要文體均獲得了長足發展，這無疑為唐代墓誌文體吸收其他文體之長提供了便利條件。而墓誌文體發展至初唐，逐漸固定為單一、程式化的敘述範式，內容多鋪敘閥閱流變，縷述生平經歷，歌功頌德，浮泛而空洞，實用性與敘事性有餘而抒情性不足。體式既定，習者日多，固守不變，往往難出新意，因而招致追求個性的張揚、崇尚革新的唐代文人的強烈批判，激發出他們變革墓誌文體的創新意識。而唐代文人往往多體兼擅，這亦是唐代墓誌文體得以從其他文體獲得借鑑，吸收營養，並順利完成自我更新和發展的強大動力與客觀條件。
唐代墓誌文體突破文體界限，擴張自身的文體表現力，大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對哀祭文悼亡述哀方式的借鑑。墓誌雖也稱頌逝者，抒發哀悼之情，但側重敘述逝者的生平事跡；而哀祭文雖也追記逝者的生平，但偏重於述哀，『祭文者，敘其所祭及悼惜之情』，抒情色彩更為濃厚。由於唐代墓誌文體多方借鑑了哀祭文悼亡述哀的抒情方式，使這一時期的墓誌由傳統的以敘述墓主的生平事功為主，逐漸轉變為敘述與抒情並重，極大地增強了墓誌這一實用文體的抒情性和情感張力。唐代墓誌文體對哀祭文抒情方式的借鑑，突出體現在追憶手法的植入。祭文是對先賢耆舊、親朋故交的傷悼祭奠之文，不可避免地會追憶逝者的音容笑貌，及與逝者往日相處的點滴，甚至生死相依的深情厚誼。唐代墓誌在發展過程中，也借鑑了唐代祭文的追憶手法，更能展現撰者難以言表的深沉的悲痛與哀悼。李德裕在【唐茅山燕洞宮大洞鍊師彭城劉氏墓誌並序】中追憶了自己貶謫南遷，病篤沉痼的妻子劉氏捨命相隨的往事，以貶所環境的艱苦反襯妻子的深情摯愛，強烈抒發了自己內心濃重的悲痛與哀悼之情。還有一個突出體現是議論手法的運用。哀祭文擅長運用議論手法宣洩沉痛的悼亡情感，以激起讀者的共鳴，增強藝術感染力；唐代墓誌經常借用此種議論之法，敘述、議論、抒情相結合，深化了作品的情感內蘊。無怪乎儲欣盛讚韓愈【李元賓墓志銘】『銘詞與【祭十二郎】相埒，皆言有窮而情不可終』。雖然儲欣此言僅是說明二文因採用同一修辭手法，而達到了近乎一致的藝術感染力，但是這亦可作為唐代墓誌借鑑哀祭文的又一有力證據。
對史傳人物形象塑造、唐傳奇事實性虛構之法的借鑑。唐代墓誌作家在墓誌撰寫過程中，有意糾正六朝以來墓誌創作千人一面，缺乏人物個性的弊端，往往借鑑史傳的人物形象塑造、唐傳奇事實性虛構之法，依據墓主性之所稟、才之所尚精心選材，精練敘述，以凸顯墓主的個性特徵。墓誌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傳記，固然需要敘寫傳主的生平事跡，但傳記並非單純的史實記錄，它還需要表現傳主的個性特徵，彰顯傳主的精神風貌。也就是說，除史實的真實之外，傳記還可以帶有某種程度的虛構的真實，亦即敘述的真實。在唐代墓誌中，此種虛構的真實並非不顧事實，而是運用史傳的塑造人物手法，借鑑唐傳奇的謀篇佈局藝術，拓展墓主的私人生活情境，增強作品的戲劇效果。杜牧的【唐故進士龔軺墓誌】與【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前者二鬼誘使龔軺墜馬而亡的敘寫，後者李戡降生前李母所作奇異胎夢的描述，一變墓誌的傳統寫法，奇幻而多姿，極具戲劇效果，堪稱借鑑史傳人物形象塑造與唐傳奇事實性虛構之法的範例。
對詩歌藝術體式的吸納。墓誌作為一種應用於喪葬活動的實用文體，較早形成了固定的行文格式：不僅有記載墓主家世及生平經歷的序文，而且也有頌揚墓主功業德行的銘文。墓誌的銘文部分一般採用四言韻語的形式對序文內容進行綜括，以抒發傷悼之情。但墓誌發展至唐代，富於創新精神的墓誌作家們豐富了銘文部分的變化，四言之外，三言、五言、七言、雜言、騷體均有，甚至還出現了如【王氏殤女墓誌】【趙秀才群墓誌】等通篇為七言韻語寫就的墓誌，這無疑是對詩歌藝術體式的吸納。而憑藉詩歌抒情之優勢，則更能恰當有力地宣洩出撰者悲慟哀悼的情緒。
唐代墓誌文體在借鑑吸納的同時，對其他文體亦有所滲透，尤以史傳最為顯著。以墓誌創作大家韓愈為例，其所作墓誌約有三分之一被【舊唐書】【新唐書】所採用，成為『正史』的傳記材料。而【舊唐書】的【杜牧傳】則完全沿用了杜牧【自撰墓志銘】的內容，不僅客觀地記錄其家世生平，而且以一種近似諧謔的筆調敘寫一些『無稽之談』，記錄其面對死亡的心語與簡練的對話，以藝術的手法真實揭示出杜牧的內心世界，令史傳中的杜牧形象豐滿而鮮活。除史傳文體外，祭文對唐代墓誌亦有所借鑑。韓愈【祭故陝府李司馬文】一變祭文宣洩撰者內心悲慟的傳統寫法，輔以事例，簡單敘述李郱的生平經歷，與他為李郱撰寫的【唐故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志銘】相得益彰。
可見，唐代墓誌文體在與其他文體的互滲互動中，時出新貌，淡化了文體的實用性，增強了文學抒情性，豐富拓展了表現手法，提升了文體的藝術價值。不過，在考察這種互滲互動過程中，有兩點需要特別注意：其一，由文體自身的內在規定性所決定，唐代墓誌文體與其他文體之間的互滲互動，僅是墓誌文體自身發展的一種調劑手段，並不影響墓誌文體賴以成立的體制風格和文體的獨立性。其二，文體間的互滲也易受文體本身尊卑與文體職能限制，因而文體間的互滲並非完全是雙向互動的。儘管如此，選取文體互滲為視角揭示唐代墓誌文體演進的過程，不僅能為理解墓誌文體的發展演變提供有力證據，也可為考察多種文體的互動演進乃至唐代文化變遷提供動態的研究資料。
（作者：李秀敏，單位：山西師範大學；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代墓誌文體演變研究』［15BZW063］的階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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