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對江戶時代的影響

編者按：歷史上的中華民族，不僅以開放的姿態接納外來文化，從而豐富自己的文化與文學內涵，同時也以文明大國的文化優勢，對東亞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甚至影響到這些國家歷史、文化與文學的建構。這裡所輯的三篇文章，張德恆、劉世明的兩篇，是關於一個半世紀之前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在對江戶時期日本【春秋】【尚書】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國經典文化作為重要的精神資源，對日本近代歷史與文化的影響。王偉的一篇，主要談的是『引進來』的問題，是兩千多年前中國對外來文化的接納、吸收，並希求通過對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開【楚辭】等上古文獻中的文化謎團。雖然這些觀點還在探討中，但對我們研究視野的開拓，對推進古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啟發意義的。（劉毓慶）

【尚書】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經典，同時也是東亞諸國家的經典。早在公元六世紀，【尚書】即由五經博士段楊爾傳入日本。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則將【尚書】定為大學寮課程的教科書。在日本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江戶時代（1603—1867），【尚書】研究出現高潮。當時著名儒者，如藤原惺窩、林羅山、伊藤仁齋、荻生徂徠、中井履軒、佐藤一齋等，皆有著述。其對【尚書】的關注，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關於聖王之道的探尋

【尚書】自【堯典】開篇，終於【秦誓】，記載的便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國理民之道。對此，江戶學者極為關注。如古文辭派領袖荻生徂徠曾言：『【書】者，帝王之大訓也。聖人之言，義莫備焉，道之所在也。夫【書】者，義之府也，舍是而何求哉？先王之道與義，折衷於【論語】，先聖后聖，其揆一也。』（【尚書學】）其初，程朱理學盛行，朱子學派講道學，也談堯舜禹湯相承傳的道統。其後，古學派崛起，則更是要從古經古史中探尋道統的蹤跡。如伊藤仁齋、伊藤東涯父子扛着『尊古』的大旗，從儒家經典中尋求儒學的真諦，而荻生徂徠、太宰春台師徒則是將儒家文化上溯到了堯舜禹的原始時代。【尚書】中反覆倡導的『德』『仁』『敬』『誠』等，也被他們認作為『聖道大義』。然而，日本學者在感受『德』『仁』『敬』『誠』的過程中，卻將『忠君』視作了尊王尊聖、恪守道統的第一要義。如林羅山在解讀【尚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一句時，便說：『「放」當作「教」，蓋古文「放」「教」相肖，傳寫之誤也。太甲不順，故尹教誡之於桐，而後順於道。』（【林羅山文集·示恕靖百問】）伊尹為臣，豈可流放自己的君主呢？為了強調『忠君』思想，不惜更改經文。再如【舜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孔安國【傳】解釋為『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這是指不同級別的人所用的禮物。林之奇【尚書全解】就曾說：『皆其所贄之物，量其貴賤輕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義理於其間。』日本岡白駒則說：『雉性不馴，不可生為贄。士執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尚書解】）即將此與忠義之行聯繫在了一起。這體現了江戶時代日本學人及民眾的價值取向。重義輕生，美化死亡，忠君死節，變成日本一種普遍的社會信仰，【尚書】等中國經典為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和理論依據。

對民本思想的重視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大禹謨】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些思想直接影響了日本學者，以此為理論基礎，他們構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如冢田虎在【尚書補註·大禹謨】中說：『政之善者，在導之以德，而所謂政者，以撫養民為本。』岡白駒在【虞書·堯典第一】中言：『農者，民之本也。交易者，民事之急者也。』（【尚書解】）所謂交易，即是指商業活動。注者把商業對民生的意義與『農』一併提出，這一點的確值得注意。中國的傳統經濟是重農輕商，而江戶學者則農商並重，這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對【尚書】作出的不同理解。如【盤庚】篇有『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之句，蔡沈【書集傳】釋為『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而日人龜井昱則說：『不斂貨財於己，以散之於國，生生自勉也。』（【尚書考】）同樣，佐藤一齋亦言：『貨寶是生生，各自所用，無專以總之於己也。』（【尚書欄外書】）他們希望統治者不要獨占財貨，而是將其施之於人民。此既表達了江戶學者對於商業貨物的態度，又體現了其對下層百姓的牽掛與同情。重『民本』，必關注『人情』，故中井履軒【尚書逢源】說：『事何分大小，人何論聖凡，是人情而已。』中村之欽訓解【西伯戡黎】時亦言：『天與人一心，民情如此，天意蓋可知矣。』（【筆記書集傳】）農商並重，注重人情，對【尚書】中此種思想的發掘，助長並促成了日本町人階級的興起。町人，即都市居民，多為工商業者。他們創造的淨琉璃、歌舞伎、浮世繪、浮世草子等大眾文藝模式，被後人稱之為町人文化。

對政治典謨意義的關注

荻生徂徠曾說：『學【書】者之可從政也』（【尚書學】）；豬飼彥博亦言：『此篇（【堯典】）所載，為萬世帝王為治之本』（【尚書纂傳】）；宮田五溪更是說道：『夫【尚書】之傳於吾邦也，朝廷立之學官，與我政典並用，而後千歲，無有異論。』（【古文尚書總辨】）可見，【尚書】在日本被立於學官，起着治國政典的作用。而大槻東陽仿照【尚書】文體寫出的日本詔令集——【皇朝尚書和解】，更可視作是【尚書】言政之楷模。當然，政治行為必定會凸顯其實用價值。在江戶時期，【尚書】的這種實踐性最先是從日用倫常之處表現出來的。如中村敬甫在【筆記書集傳序】中說：『大經者，綱常倫理也。』又伊藤東涯在【古今學變】中言：『日用彝倫為當務，濟世安民為極功。』而帆足萬里在註解【禹貢】『六府孔修』時亦說：『六府皆民生日用所須，修之令各得其宜也。』（【書經標註】）同時在陽明心學（日本當時的陽明學派）的影響下，他們將【尚書】完全視作了求心之書。如佐藤一齋在【朱子不疑古文尚書辨】中說：『【咸有一德】，治心之大訓也，廢之而天下復有此邪？』又注【大禹謨】時言：『獨心學醇明，而後灼見情偽，洞察肺腑。』（【尚書欄外書】）由此而造就了吉田松陰、高杉晉作、西鄉隆盛等一批人物。他們喊着『尊王攘夷』『富國強兵』的口號，以佐藤一齋【言志四錄】為行動指南，發動了明治維新運動，徹底終結了德川幕府265年的政治統治。

總之，江戶時期日本的【尚書】的研究，不僅確立了【尚書】在日本文化思想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影響到了日本社會風氣和日本的發展。

（作者：劉世明，系大同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