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隨着考古發掘的興盛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的需要，關於中華『人文始祖』尤其是關於大禹的研究進入了熱潮。全國多地成立了大禹研究會，舉行過多次有關大禹的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多種有關大禹的書籍。這當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對中華民族早期歷史的深入認識，對各地鄉土文化和旅遊的發展，對今天這個時代特別需要的『大禹精神』的了解、總結、宣傳、弘揚，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因為大禹畢竟是四千多年以前的歷史人物了，古籍中關於他的資料非常有限，不僅很少，而且很亂，真假參雜，必然為今天的大禹研究造成困難。為了更好地研究大禹，有必要對大禹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進行一些討論。
如果現在還有人說大禹是神不是人，我相信會遭到所有人的反對；而在一個世紀前，卻不是這樣。即使是現在，倘若我們稍不注意，因為真理和謬誤只有半步差距，我們仍然可能將大禹弄成神。
關於中華民族最早的人文始祖，在現在人們的頭腦中，多有這樣一種古史體系的觀念：盤古開天闢地，是最早的；以後有女媧造人，然後才有伏羲開創畜牧業，神農開創農業，然後才是黃帝，以及顓頊、帝嚳、堯、舜等聖王的相繼登場；堯、舜時發生了大洪水，才起用大禹治水。按照這種邏輯思維，這些古帝的順序應該是：盤古、女媧、伏羲、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當然，這只是一個大致的順序，還有一些其他的古帝夾雜其中，如燧人、太皞、少昊等，順序並不是那麼規範的。有一句話被話本說得泛濫：『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這盤古便是開天闢地的神仙，是中華民族最早的人文始祖了。而實際上，這些都是神話傳說，當不得真的。
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曾經提出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1]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是認為中國傳說的古史系統，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由不同的時代『層累地造成』的，『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時期愈長』。考查古代文獻可知，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聖賢是禹，到了孔子時代出現了堯舜，及至戰國時期又出現了黃帝、女媧、伏羲、神農，到了秦漢又出現了『三皇』，至於盤古，則出現得更晚，一直到東漢時，還沒有人知道有個盤古。東漢思想家王充在【論衡?謝短篇】 說：『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到三國時，吳人徐整所寫的【三五曆紀】才第一次出現了盤古的傳說，比女媧、伏羲、神農、黃帝傳說的出現，晚了四五百年。但『盤古』後來居上，被人為地排到最前面去了。
在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聖賢就是禹，而在中國最古老的文獻資料【尚書】和【詩經】中，禹就是一個治水者。
【尚書?益稷】說：『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浚賦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詩經?大雅?文王有聲】說：『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
近年發現的距今2900年的西周燹公盨，其上有銘文，開篇即是『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迺差地設征』，記述了『大禹治水』與『為政以德』等內容。它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關於大禹及德治的文獻記錄，堪稱近年來重大文物考古新發現。
這些文獻典籍中記載的有關大禹的『史跡』簡單實在，他不過就是人們心目中一位功績卓著、澤被後世的治水英雄。
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文化思想空前活躍，『百家爭鳴』，社會各階級、階層的思想家在著書立說和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時，為擴大和提高本派影響，都極力抬高、神化自己學派所尊崇的的英雄。在此時期，作為『顯學』的儒家學派，非常推崇禹，視他為儒家理想中的典範君主。在儒家經典著作中，對禹有許多論述，禹被不斷拔高放大，尤其是儒家學說在漢代被確定為『官學』以後，禹不僅被敬稱為大禹，而且成了無所不能的神的形象。李岩在【歷史上對大禹形象的認識】一文中引證了大量的古籍後說：『春秋戰國之際，大禹被逐漸放大為神的形象。古人以大禹的歷史真實形象和事跡為原型，對大禹生前生後的一系列事情進行神化，大禹成了人們心中信仰的神。』
神話雖然不能當真，但是，它既不是騙子的謊話，也不是無謂的幻想的產物，它們是在生產力低下時人類思維的樸素和自發的形式之一。要正確地理解人類的童年，神話在重要的，但是，它只能是參照而不能是真實的歷史。
司馬遷是位嚴謹的史學家，他在撰寫【史記】時，並沒有盲目地將當時關於三皇五帝的資料都記載下來，【史記】的開篇是【五帝本紀】而不是【三皇本紀】。
【史記】的真正開篇是【五帝本紀】之後的【夏本紀】，【夏本紀】其實就是『大禹本紀』，這是司馬遷廓清上古史迷霧，將歷史從傳說中的神而還原為人所進行的一項偉大工作。但是，由於時代的局限，司馬遷也並沒有將廓清上古史迷霧的工作進行得很徹底。在【夏本紀】中，雖然他寫了鯀治水失敗及舜舉禹治水，禹聯合益、后稷治水成功，開九州，定貢物、貢道，劃九州，定五服，受舜薦舉而即天子位，授政皋陶、舉益任政，東巡狩，崩會稽，授益天下等『史實』說明大禹是人而非神；但是，在這些『史實』中，仍然有大禹治水幾乎遍及全中國這樣的神話。想想吧，在沒有鐵這類生產工具的情況下，有可能去根治像黃河這樣的大河流嗎？我們當然不應該去責難司馬遷，在那個時代他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
由於大禹長期被神化的影響，在民間，現在仍被視為具有威力神的形象，接受民間的崇拜與祭祀，這也是大禹與其他歷史人物諸如關公、包公等人神兼備的形象情況相一致。
兩千年前的司馬遷都能認識到歷史是人而不是神創造的，所以能努力去做一些廓清上古史迷霧的工作。我們今天研究大禹，不用說，很重要的並且是需要時刻牢記的一點就是：大禹不是神而是人。在對古代資料的使用時，特別需要注意這一點。
大禹治水傳說，因為史料太少太亂，不能不引發種種質疑。在引經據典中，關於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古史辨派曾提出過否定性的質疑論證。
1925年,顧頡剛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順便指出『大禹是一條蟲』。[4]認為大禹傳說出現最早，但與夏王朝並無關係。他認為，歷史上並無大禹其人，禹是先由神，再人格化為人，由開天闢地的神逐漸衍化而來。
顧頡剛早年研究中國古代史，懷疑盤古三皇五帝都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對於大禹則引用了【說文》裡『禹，蟲也』的說法，存疑大禹也是『神話里的動物』。當時他的這種觀點，幾乎遭受到全國學者們的反對和嘲笑，譴責之聲浪竟一浪高過一浪，既說他褻瀆中華民族起源，也『非聖無法』，以至最後以此為內容的【中學用－－本國史教科書】也遭查禁。
其實，說大禹是條蟲當然是有偏頗的，但是，順着顧頡剛先生的思路深入下去，卻會引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大禹是一個人還是氏族領袖數十人？
【史記?夏本紀】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這裡記載的大禹當然是一個人，不僅大禹是一個人，鯀，顓頊，昌意，黃帝，也都是一個人。
按現在學術界的共識，大禹是一個人，他領導治水成功，受舜薦舉而即天子位，他的兒子啟繼位並建立了夏朝。這裡有兩個問題：
一是大禹的生平、事跡，跨時長，影響大，幾乎遍及全中國，尤其是在四川、河南、山東、浙江、安徽等地的資料記載的『史跡』，十分厚實，即便剔除神話色彩的傳說，仍然讓人難以相信這是一個人的一生可能完成的情況。那時可是沒有車，沒有路等交通工具的時代啊。
二是如果大禹只是一個人，作為『人』的自然規律，他的生命就只能是幾十年，他的歷史也就只能有幾十年，其實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這『五帝』也存在這個情況，他們六人如果都只是一個人，那麼他們前後『執政』的時間累計最多也只能是兩三百年。這樣的認識，不要說中國老百姓不相信，就是研究中國早期歷史的研究者，也不會有一個人會認可黃帝、大禹等六人的存在時間只有兩三百年。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考證，夏代存在470年（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歷經禹、啟、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發、癸（桀） 等朝代；並推斷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的『五帝』時代是公元前30世紀---公元前21世紀，也就是大約一千年。這即是說，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都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那麼，大禹很可能也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禹』就是氏族領袖的稱號，或者就是『神話里的動物』甚至就是蟲，它是氏族的圖騰，據此，被稱為『禹』的氏族領袖就應該是一個時代，那麼，作為氏族領袖的『禹』就至少應該有數十人，建立夏朝的『禹』是這數十個『禹』中的最後一個『禹』。
之所以在古代的歷史記載中會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和禹都說成是一個人，我認為與強調秩序、等級、世系的儒家文化有很大的關係。尤其是儒家文化在漢代作為官方文化以後，儒家學派以及由司馬遷代表的正統史學皆釋說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和禹是為一個個人的君主。
如果黃帝、大禹等都只是一個個人的君主，那麼關於他們的文獻材料就會有很多的矛盾，最突出的就是哪有一個人活幾百年的？這說不通。必須認識到，古代文獻實際上是以某人代表一個時代而不是一個人的，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都代表的是不同的時代，而代表夏的就是『禹』，代表商的就是『湯』，這是以人來代朝代，順序上沒問題，實質與史實都是正確的。
在對大禹的研究中，有兩本書——【越絕書】、【吳越春秋】，是值得重視的。
【越絕書】所記載的內容，以春秋末年至戰國初期吳越爭霸的歷史事實為主幹，上溯夏禹，下迄兩漢，旁及諸侯列國，對這一歷史時期吳越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天文、地理、曆法、語言等多有所涉及。其中有些記述，不見於現存其他典籍文獻，而為此書所獨詳；有些記述，則可與其他典籍文獻互為發明，彼此印證，因而向為學者所重視。儘管在【越絕書】的成書年代、作者、卷數、書名、篇名等問題上，至今仍存在着許多不同的看法，這一方面說明，關於【越絕書的】一些重要問題，意見尚未統一，疑點猶待探討；另一方面也同時說明，正是由於【越絕書】的史料價值，在諸典籍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而使眾多的研究者為之鍥而不捨。
據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說：【越絕書】是東漢時袁康因於【越絕】流傳中殘缺，搜集到不同的殘本，加以整理，爾後吳平又對之進行了校刪而得以流傳的。
在袁康整理【越絕書】的同時，東漢著名學者趙曄很可能是搜集到了類似於【越絕】這樣的關于越國君王支系後裔流傳的史料，並因此撰著出【吳越春秋】。該書糅合正史、稗史、民間傳說等資料，雖非正史，卻可補遺缺，所以後人注釋【史記】、【文選】、【水經】等書時，引用了該書不少記載。【吳越春秋】中特別重要的是【越王無餘外傳】，這是司馬遷撰寫【史記】時都沒有能夠知曉的殘存零星史料，應該是越國君王支系後裔流傳保存下來的有關他們先祖的重要譜系和史話，其中就包括有開創夏王朝的『有夏氏』形成產生的由來。
由於長時期以來，人們一直是將『禹』認定為是一個個人的君主者，所以，趙曄搜集到這些史料時，原本即是零星材料，並且會存在有殘缺，漏字，斷句，以及後世之人加入的夾注，誤訛補說，等等，趙曄也是以當時通行的『禹』只是一個個人的君主這一觀念，來整理他所搜集到的有關『禹』的零星雜亂史話材料而編撰【吳越春秋】的。但是，細讀『越王無餘外傳』所保存的這些零星雜亂史話材料，可以發現其中記載的『禹』決不是一個人，而是越國君王直系先祖中的多位『禹』的史話史料。遺憾的是，至今也沒有多少人能夠發現和認識到這一點。
說大禹是人而不是神，說大禹是一個時代而不是一個人，這與我們研究大禹，弘揚大禹精神是一點矛盾也沒有的。
眾所周知，司馬遷是嚴謹的史學家，他在【史記·夏本紀】中寫道：『帝舜薦禹於天，為嗣。……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後，姓姒氏』；『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後帝啟。』可見，司馬遷是確認禹是『夏後』（夏）朝第一個國君的。自禹開始，中華民族由部落聯盟形成國家，並有明確的國號（夏後）和行政區域（九州）。
由此可見，大禹是『中華立國之祖』。
因為大禹是『中華立國之祖』，其治水、立國，是中國遠古時期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所以，能夠有『文獻』證明或者能夠『考證』大禹的『史實』與本地域有關，當然是地區政府、文人墨客乃至普通百姓都十分願意的事情。
但是，大禹畢竟是4200年前的歷史人物了，而因年代久遠，文獻不足，後世學者往往以偏概全，遂造成關於大禹諸多『史實』難以定論；更由於許多神話傳說夾雜其間，使人撲朔迷離，難辨其真。於是，一些地區為證明大禹的『史跡』是本地區而非他地區爭論得很激烈。人們對大禹是哪裡人、活動區域、主要業績等問題爭論不休，形成了影響很大的大禹文化學。這種爭論，說得好聽點是有益於對大禹的進一步研究，澄清歷史懸疑；說得不好聽就是地方私利在作祟，會將大禹研究引入誤區。
三國時期的諸葛亮，與大禹一樣，是中國家喻戶曉的，被統治者和老百姓都共同爭崇的歷史人物。為諸葛亮『躬耕』地而引發湖北襄陽人、河南南陽人的地域之爭，在歷史上也發生過：
【三國志】諸葛亮本傳說他隱居隆中，『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裴松之在註解這一記載時引【漢晉春秋】說：諸葛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據此，襄陽人認為諸葛亮是襄陽人，以襄陽有武侯祠為鐵證；南陽人認為諸葛亮是南陽人，以後來諸葛亮【出師表】中『躬耕於南陽』句為鐵證。[6]這場官司不知打了多少年，直到清代襄陽人顧嘉衡去南陽做知府，兩邊都要他表態，這位知府大人為難之際，靈機一動，題了一聯：
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這樣，襄陽、南陽都與諸葛亮沾上了邊，這場官司也暫時平息了下來。
顧嘉衡處理諸葛亮『躬耕』地之爭的見解和方式，值得今天還在為大禹『史跡』而千方百計去論證系本地區所獨有的人們學習和借鑑。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始終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個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就是因為有一大批像大禹、諸葛亮這樣的民族靈魂人物。所以，大禹是中華民族的，是全中國的，而不是某地區的。我們今天研究大禹，不僅是為了更準確地認識中國的早期歷史，更重要的是為了弘揚作為民族之靈魂的大禹精神。
我認為，對於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我們今天確實還有許多問題弄不清楚也難以一時就弄得清楚。當然我們應該繼續深入研究。但是，今天研究大禹，重要的不是去爭名人故里；大禹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聖祖，這應該是沒有爭論的；今天更需要的是弘揚大禹的精神，這是我們今天的時代非常需要的。
中國人都知道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這是因為古代文獻中清楚地記錄了夏、商、周三個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來說，司馬遷的【史記】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兩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無年代。這就是說，五千年文明史中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
為填補中國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斷代工程』於1996年正式設定，由政府資助上千萬人民幣、轟轟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這在中國大陸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有的媒體甚至把它稱為『中國文化史的最偉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樂大典】和清代【四庫全書】的纂修。2000年10月，『夏商周斷代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簡本】的結論也全部通過了國家科技部的驗收，並且榮獲『全國十大科學進步獎』。而就在【簡本】發表的前後，抨擊『夏商周斷代工程』之『結論』的聲浪在海內外均不斷出現，至今也沒有停止。『夏商周斷代工程』無疑對廓清上古史迷霧是有很大貢獻的，但是其中存在不少問題也是可以肯定的。
由此可知，要研究、弄清『夏商周』之前建立夏朝的大禹『史實』更是難上之難。上古史文獻資料留存少，還很亂，尤其是大禹的歷史，文獻資料『茫昧無稽』，考古所獲得的資料也非常有限，有關大禹和夏朝的歷史紀錄今天得見的只有周代及其以後的史書和各種其他性質文獻中保存，因此，對於這些史書和其他文獻記載的有關大禹和夏朝的歷史證明，非常困難。
司馬遷撰寫【五帝本紀】後，在『太史公曰』中說：『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着為本紀書首。』[7]意思是說。既然經典上記下了五帝三皇，雖然還不能確切證明，但是必然有其根源，可能是更早以前的記載都遺失了，所以才造成比較混亂的認知，我並沒有想過要解開，並且也很難有一個確切的定義，所以我對各種有關的說法，選擇較為詳細和可信程度大的加以採納，並作為我所寫【史記】的開篇。兩千年前司馬遷所遇到的困難，在今天或許更加困難。
研究大禹的文獻資料又少又亂，當然，這並不能成為我們就放棄繼續研究它的理由。我們必須以更大的精力，更大的熱情以及更加認真、嚴謹的治學態度，研究大禹，力求更加準確、完整地搞清中華民族的早期歷史。
但是，研究大禹，更重要的是在當代弘揚大禹精神。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8]
對『大禹』這份『珍貴的遺產』，無疑，我們應該『承繼』，並讓它能為今天的社會需要更好地發揮更大的作用。
黨的十八大政治報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10]這是我們今天研究研究大禹，弘揚大禹精神的指導理論。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禹是偉大的治水英雄，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的立國始祖，記載於史書和流傳於民間的大禹的豐功偉績，折射出大禹近乎完美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並因之而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楷模。他在治水中不畏艱險、身先士卒、公而忘私、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偉大品格，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同時也為他贏得了後世子孫的崇敬和傳頌。大禹的傑出貢獻，對中國歷史的演進和發展以深遠的影響。
大禹文化研究者普遍認為，較之三皇五帝中的其他人，大禹精神最具現實意義。『大禹精神』包含的內容是非常多，例如：公而忘私，憂國憂民的奉獻精神；艱苦奮鬥，堅忍不拔的創業精神；尊重自然，因勢利導的科學精神；以身為度，以聲為律的律已精神；嚴明法度，公正執法的治法精神；民族融合，九州一家的團結精神；調查研究，注重實踐的唯物精神；英勇無畏、人定勝天的樂觀精神……這些精神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特別需要的。
大禹精神所代表的是中華人文精神。這個精神，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不僅為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所推崇，而且為勤政愛民的政治家所效法；在今天，對我們建設物質、精神、政治三大文明，對樹立科學發展觀，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具有越來越高的學習、借鑑、繼承、弘揚和力行的價值。這既是黨和國家現在日漸注重紀念、研究大禹的原因，也是哪裡研究大禹，那裡就能成為大禹文化聖地，就將增添一筆價值巨大的文化財富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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