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中國』·考古學證據和推想

編者按

　　繼許宏【前中國時代與“中國”的初興】之後，我們再次推送一篇關於“早期中國”的文章。作者李新偉既梳理了“最初的中國”的形成脈絡，更重視“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的概念，對早期中國的文明形態有比較精彩的展現。文章立足於“證據”與“推想”，既有考古學專業的背景支持，也有大量文明現象的展示，更有許多富有思想活力的推測。在李新偉看來，西方意義上對國家想象的方法，並不一定適用於中國；“最初的中國”更像一個“文化共同體”，具有自身特別的魅力。

　　“中國”之名在西周初現，“何尊”銘文有“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薛民”，【詩經·大雅】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查其語境，概指以河洛匯聚之地為中心的地區，是肇基於“西土”的周人對夏商王朝統治的核心區域的稱呼。此乃“中國”原義。此“中國”一定是以對一個更廣大的地理和文化空間的普遍認同為前提的，大空間既定，才會有“中”，有“四方”。在西周，這個空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是“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的“禹跡”，大約與流傳至今的【尚書·禹貢】記載的“九州”範圍相同。隨着此空間範圍內文化的交融整合和可以真正落實“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強大政體的出現，原義的“中國”降格為“中原”，“中國”逐漸成為這一廣大空間及其統治政體的簡稱，沿用至今。此“中國”為廣義的“中國”。學界對“最初的中國”的探索，多用此廣義，意在探討統一多民族國家是偶然萍聚，是晚近“想象的共同體”，還是有最初的雛形，篳路藍縷發展壯大而來。如果有，如何定義和認定？可以上溯到何時？

　　先秦文獻中明確記載着三代前的“中國”：黃帝征伐四方造就英雄征戰版的中國；堯“曆象日月星辰”，“光被四表，協和萬邦”，構建天文版的中國；禹劃定九州，開闢地理版的中國。但上世紀二十年代，“古史辨”起而帝系崩，重建的擔子落在新生的考古學肩上。

　　第一代中國考古學家接受傅斯年梳理古史建立的“夷夏東西”框架，從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仰韶文化（夏）和龍山文化（夷）中提煉出彩陶和黑陶兩大標誌性特徵，將當時主要的史前考古發現均納入到這兩大文化系統中，以考古發現呼應古史記載，其中隱含對黃河流域的偏重。

　　一九四九年以後，重要考古發現仍然集中在黃河流域，“黃河流域中心”模式或“中原中心論”依然主流，描繪出史前黃河流域以其核心影響力將各地區維繫為一個整體，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雛形的圖景。但“周邊”地區的重大發現持續震動學界，一九八一年，蘇秉琦提出“區系類型”模式，強調各地區的平等和獨立，如庖丁解牛，提刀四顧，將混沌一體的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國史前文化整體發展分解為各地區文明化進程，但惜未言明失去黃河流域的強大維繫力，各區何以成為一體。嚴文明隨後以“重瓣花朵”模式整合“中原中心”和“區系類型”，將中國史前文化格局形容為“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區”獨占花心之正位，四方輻輳，終成主導，“奠定了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石”。

　　幾乎同時，張光直提出“中國相互作用圈”模式，指出約公元前四千年，各地區隨着文化的發展，彼此密切聯繫起來，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淡化核心，強調互動，並明確提出：“到了這個時候我們便了解了為什麼這些文化要在一起來敘述：不但它們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國的境界之內，而且因為它們便是最初的中國。”這是對“最初的中國”最清晰，也最具考古操作性的表述。准此，可以將“最初的中國”的考古學定義表述為：中國各主要史前文化區在同步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密切交流形成的、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的文化共同體。

　　豐富的考古資料顯示，公元前第四千紀，尤其是其後半葉，“最初的中國”已初步形成。

　　那是中國史前時代的燦爛轉折期，各主要文化區幾乎同步上演着跨越式的發展。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大墓隨葬品可達一百餘件，象牙器精美而具特殊內涵。長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灘大墓隨葬品可多至三百三十件，以玉、石器為主，包括八十八公斤的玉豬。江蘇張家港東山村發現崧澤文化的最高規格墓葬，陶、玉並重。長江中游，大溪文化墓地等級差別明顯。遼西地區，紅山文化盛極一時，遼寧建平牛河梁方圓五十平方公里的“聖地”內，聚集祭壇、冢墓和“女神廟”，大型墓葬“唯玉為葬”。“中原地區”，廟底溝文化的聚落數量和面積急劇增長，大型遺址面積超過一百萬平方米，聚落呈現明顯的等級化。河南靈寶西坡遺址發現五百餘平方米的大型建築。很明顯，各地區已經湧現出可以支配大量人力和物力、創新意識形態、掌控宗教和世俗權力的社會上層和前無古人的領導者。

凌家灘 大墓M23

牛河梁第二地點祭壇和積石冢

　　各文化區在並駕齊驅、快速發展的同時，交流互動也進入前所未有的階段。尤為引人注目的是社會上層構建的遠距離交流網和以之為媒介的文化精粹交流。

　　相隔一千餘公里的凌家灘和牛河梁出土玉器高度相似，共有玉人、龜、箍形器（抽象的龜體）、玉龍、雙聯璧和鳥豬合體器等，是遠距離交流的堅實證據。骨和象牙的箍形器在大汶口文化、廟底溝文化和大溪文化大型墓葬中流行。大口缸是社會上層葬儀和祭禮中的盛儲器，盛行於大汶口、崧澤、凌家灘和廟底溝大墓中。鉞已經成為表明權力和身份的通用標誌。玉、象牙和綠松石等稀有珍貴原料飾品也廣泛流行。

河南靈寶西坡墓葬M27大口缸

　　美國學者皮波斯在對密西西比河流域史前社會的經典研究中精闢指出，表達身份的物品的價值是由“社會距離”和“地理距離”兩種“距離”決定的：從社會距離上講，越是遠離普通民眾、只有社會上層才能獲得和使用的物品價值越高；從物理距離上講，越是來自遠方的物品價值越高。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的建立，不僅提供了獲得地理距離和社會距離均遠離大眾的高價值物品的有效渠道，而且交流活動本身就是表現身份和地位的絕佳形式，有效強化了社會上層的超凡英雄形象。

　　與普通文化交流不同，“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以社會上層在各地閃亮登場為背景，交流的內容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各種特殊物品蘊含的原始宇宙觀、天文曆法、高級物品製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當時最先進也最神秘的知識。“禮尚往來”之際，各地區逐漸開始共享相似的文化精髓，形成區別於周邊地區的進入到更高發展階段的文化共同體。如張光直所言：“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歷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內所有的區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統一的中國歷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故可以名之為“最初的中國”。

　　廟底溝風格彩陶在當時廣泛傳播，幾成時尚，有學者因此堅持廟底溝文化促進各地社會發展和一體化的領導地位。這一可以被稱為“彩陶中國”的觀念頗可商榷：彩陶只是當時被廣泛交流的各種文化元素之一而非全部，其廣泛傳播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易模仿，可應用於日常生活的特性，似乎並不歸功於廟底溝的超強實力和核心地位。沒有證據表明某一個超級地區在“最初的中國”形成過程中曾引領群雄。

　　事實上，各地新興社會上層在表達等級、展示權力和維持統治方面各顯神通。凌家灘和紅山社會均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內涵的玉器，宗教氣息濃郁，而紅山社會更加超凡，獨有以牛河梁遺址群為代表的隔絕世俗的儀式活動中心。大汶口文化高等級墓葬隨葬品奢華，但以表達世俗地位和財富的精美陶器和飾品等為主，缺乏具宗教內涵的玉器；崧澤文化與之相似。大溪文化大墓隨葬品則以明器化的日用陶器為主。廟底溝社會高等級墓規模龐大，隨葬品數量很少，同時存在大型聚落和大型公共建築。交流再熱烈，頭腦都是清醒的，大家各取所需，而非全盤接受，堅持着更適合本地傳統的社會發展道路。

凌家灘玉人

紅山文化玉人

　　各地區踴躍參與交流的朝氣蓬勃的領導者們是否已經認識到“最初的中國”的存在？

　　美國學者赫爾姆斯在對巴拿馬酋邦社會的研究中描述了對社會上層非常重要的兩種親身旅行：通過各種手段與超自然溝通的垂直旅行和通過遠距離交流網與其他地區社會上層溝通的水平旅行。中國史前社會上層很可能採取了親身旅行這種直接的交流方式。原因有二：一是交流的內容包括最高級、最神秘的知識，需要面傳身授；二是長途旅行本身就是值得誇耀的，也是必需的英雄經歷，是提高威望的最佳方式。

　　我們應該充分相信這些可以主持牛河梁大型祭祀中心、擁有數百件精美玉器和建築五百平方米大型建築的領導者們的能力和才智，相信他們會以某種方式記錄沿途山川、物產和人文，形成類似【山海經】那樣的記錄，成為他們英雄旅程的見證。可以想象，廟底溝社會的遠行者回到西坡那樣的中心聚落，在寬闊的大會堂內，熊熊灶火前，向眾人徐徐展開他的傳奇旅行長卷會帶來什麼樣的震撼。我們相信，因為有了這樣的記錄，參與交流的社會上層會積累關於可以交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範圍的豐富知識，並產生了對相應的地理範圍和文化心理範圍的某種認同。各地區當然不會認為自己屬於同一個更高層次的政體（沒有證據表明這樣的政體已經存在），圍繞着共同的“花心”，但至少已經認識到彼此共同擁有一個可以相互交流，共享文化精華的“世界”或者“天下”。也就是說，周人提到“中國”時胸懷的那個“天下”的地理和文化範圍，很可能在史前時代已經成為各地社會上層的共識，並被作為新的高級知識傳之子孫，內容不斷豐富。

　　蘇秉琦在【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中對廣義的“中國”的形成過程進行了視野宏闊的總結，認為其經歷了共識的“中國”、理想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三個階段。距今五千五百年前後，“最初的中國”和各地區對她的共識應同步形成。

　　“理想的中國”同樣是極具啟示性的概念。“最初的中國”初成期，沒有考古證據表明已經有胸懷天下的領導者將這樣一個廣大的地理和人文空間構想為一個整體，心存建立更高級政體的理想，更沒有證據表明已經有人採取各種措施促進各地區的一體化。蘇秉琦認為，這樣宏大理想的形成和實踐發生在夏、商、周三代時期。

　　發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豪言壯語的周人已經心懷這個理想並以分封制等政治和行政策略付諸實施。值得注意的是，禹的傳說在西周相當盛行。正如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所言，西周初期就已形成了今本【尚書·禹貢】的基本內容。這部著作實際上可以看作推進各地區一體化進程的極具政治智慧的宣傳方案：“禹跡”所到之處，足下生輝，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產豐富。禹跡遍九州，使之成為與蠻荒之地迥然有別的文明世界。因為禹的功績，九州一體有了充分的理由，一體的九州由像禹一樣的聖王統治、四方朝貢也有了充分的理由。

　　甲骨文中未見“禹”字和九州等與禹的功業相關的內容，但【詩·商頌】中有“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後，奄有九有”“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等內容。禹的政治神話很可能在以中原為核心統治區的商代即已經出現。考古資料和甲骨文均表明，占據中原的商人與周邊地區的交流非常密切，從四方獲取銅、錫和鉛等青銅器鑄造原料，也獲取玉料、大龜、海貝、象牙等珍稀材料。這些物品有些是四方以“內”“入”等形式貢獻而來，有些則是“取”得，“取”的方式當然包括武力。同時，商文化也表現出強大的輻射力，商式青銅禮器在周邊各地屢有發現。很明顯，與周人一樣，商人在構思和治理自己的王朝時，無疑也是胸懷“天下”的，有宏大的理想政治地理藍圖，在此藍圖中，商人居於超強的核心地位，四方“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其實，如果禹的政治神話在商代已經形成，出現時間可能早於商的話，夏人自己應該是這一神話最可能的創作者。但在未見夏代文字、文獻形成於後代，不能排除後人附會的情況下，對於考古學來說，大禹神話為夏人自創只能是推想。

　　考古資料可以確證的是，商代之前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占據中原河洛匯聚之地，地望正在文獻記載的夏王朝中心地區，碳十四年代約相當於依據文獻記載推算出的夏代後期。二里頭遺址發現有來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鴨形壺和海貝，來自西北地區的青銅斧和環首刀，來自東方的酒器，與東方、西北方和南方文化相似的玉器。在盛產銅礦和食鹽的中條山脈及運城盆地，在銅礦資源最豐富的長江中下游的湖北和江西都發現包含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遺址。更有資料表明，為了獲取銅和鉛，二里頭與北方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也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早期王朝時代，國家的擴張沿着水路、陸路呈線狀推進，形成點狀的“飛地”，即中轉站或軍事據點，而這些據點“因何而設”，則與自然資源的分布有着很大的關係。對自然資源的獲取，這就是當時政治上最大的目的（許宏【前中國時代與“中國”的初興】）

　　
　　二里頭文化同樣表現出強大的文化擴張力，“向四圍發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單元和文化屏障的強力衝擊波”（許宏：【最初的中國】）。盉（鬹）、爵等二里頭風格的陶禮器北至燕山南北，南及長江流域，西達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玉璋向南傳播至南陽盆地，再南下到達長江中游湖北、湖南一帶；再向南，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香港乃至越南北部都有發現。這種強勢的大範圍傳播，表明來自中原王朝的禮器被作為權力地位的象徵物推廣和接受，中原王朝與某些區域的社會上層之間建立了程度不同的政治聯繫。

　　高居二里頭宮殿中的王者顯然同樣胸懷天下，以最強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個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範圍內施展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獲取資源、推廣禮儀。這種強大中心為主導的互動，客觀上肯定會促進各個文化區的一體化。在此情勢下，二里頭的王者是否心懷構建一個廣域統一國家的夢想，主動以創作政治神話的方式，從文化心理上推進各地區一體化進程呢？目前的考古資料雖然難以提供確證，但也明確提示，他們是具備實施這種主觀努力的政治動機、知識儲備和運作能力的。

　　繼續上溯，年代約為距今四千五百年至四千年的陶寺文化實際上已經開創了占據中原、實力超群、聯繫四方的政治格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面積達三百萬平方米，地望正是文獻記載中堯的活動中心區。陶寺的陶豆酷似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陶罐形斝極具關中地區的客省莊二期文化風格；玉琮源於長江下游良渚文化；鱷魚皮製作的“鼉鼓”來自山東龍山文化；鈴和齒輪形器等銅器則受到西北地區的影響。值得關注的是，陶寺顯貴階層的特大型墓葬中，似乎刻意展示來自不同地區的琮、俎刀、鼉鼓等儀式用品，很明顯，這些領導者們無疑也是胸懷四方的，並以展示獲得四方物品的能力為提高地位的重要政治策略，這種胸懷和策略為從文化心理上推進各地區一體化的進程，至少從理念上構建一個廣域統一國家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

陶寺朱書文字陶壺

　　對於嚴謹的考古學家來說，是否有夏，尚且存疑，是否有堯，更似乎連討論的空間都沒有。但陶寺遺址的考古資料清楚展示，在“疑似”夏代後期的二里頭文化之前數百年，已經在中原地區出現了實力超強且胸懷天下的領導者。他們對當時已經形成約一千年的“最初的中國”的自然和文化地理範圍的認知和構想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我們不能低估這些可以建造三百萬平方米的大型城郭和結構複雜的天文觀測設施、可以匯納四方物品和知識的先賢的胸襟和智慧，他們或許可以通過實施精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尚書·堯典】中提到的“協和萬邦”。堯分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宅於四方，“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也許不能僅以“傳說”視之，而可能是與“地理版”的【禹貢】政治神話功能相同的、“天文版”的促進各地區一體化、構築“理想的中國”的宣傳方案甚至實際努力。

　　如果說中國是“想象的共同體”的話，考古學的證據和推想表明，這一“想象”的基礎——“最初的中國”大致在距今五千五百年前後已經“自在”並成為“共識”。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後，宏大的“想象”就已經開始。那是中國文明奠基的燦爛時刻，雖然考古論證僅如管中窺豹，仍會令人思之怦然而心動。

　　關於“最初的中國”之意義，張光直熱情地表述為“開啟了一個持續千年的有力的程序”。這一文化共同體形成後，各地區的發展便發生了密不可分的聯繫。此後，紅山文化的戛然而止，大汶口文化的穩健發展，良渚文化的輝煌和解體，西北彩陶文化的繁榮，中原的動盪整合，陶寺文化的興起，河南和山東龍山文化的諸城林立，盤踞江漢的石家河文化和中原的交鋒，陝北石峁大城的石破天驚，等等，這些重大事件的前因後果，只有放在“最初的中國”區域互動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清晰的解讀。

　　二里頭“廣域王權國家”的誕生是“最初的中國”這一文化共同體內強大中心形成，交流模式從平等互惠向中心輻射和四方仰慕轉變的劃時代變革。王朝初興迸發出的創造力固然不容忽視，但其很多重要特性，大至政治理想藍圖和權力表達方式，小至綠松石鑲嵌技法，都可以在陶寺和龍山等文化中找到“榜樣”；周邊強鄰的壓力更應是其強勢崛起的重要動因；王朝形成後的強大影響力，也只有在一個更大的“最初的中國”的範圍內才能被深入理解。與其說二里頭的勃興是“禹生於石”那樣的“斷裂”式騰空出世，不如將其看作“伯禹腹鯀”，是“最初的中國”各成員地區激盪碰撞、風雲際會的結果。

　　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文明形成的最重要標誌也許不是在現代中國疆域內最早的符合或接近西方標準的國家級政體的出現，而是“最初的中國”這一文化共同體的形成。

　（來源：中國考古網　原文刊於：【讀書】2016年7期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