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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陝北神木石峁調查發掘，發現面積大約400萬平方米的石城址，尚未進行系統的發掘而將之先定爲一座大城，且年代上限被視爲距今4000年左右。不過，在發掘方舉辦的專家座談會上，有考古學家提出了不同的想法。例如高蒙河先生認爲：在這400萬平方米的面積中，可能含有時代早晚不同的工程，恐怕不宜視爲同一個時期建築的大城。另有幾位學者對此城的功能亦提出了疑問，認爲不像是大型聚落，應該加以研究，並從不同的角度討論石峁的工事。李水城先生指出：“這個地區支離破碎的地形地貌會不會當初就是這個樣子，這是下一步需要考慮的問題，因爲這關係到我們對遺址功能的判斷。我們上次在神木兩河流域調查的時候發現一個規律，凡是龍山到夏代的遺址都在山頭上。到今天爲止在山上生活非常不方便，有的遺址相對高差100多米，取水尤其不便。當時的人爲什麼選擇這樣的地點來構築他們的聚落？”4000年前河套地區地形地貌顯然不會比現在更平緩，黃河北游自古以來便是支離破碎的地形，不符合先民長期定居的生活。因此，李水城先生所提出的問題頗有道理：如果沒有可長期定居的生活條件，如何會形成大型聚落之城？
高大倫先生進一步質疑石峁城是否具有聚落的功能，“石峁城裡面溝壑縱橫，似乎並不適宜居住，這個城是否也是一種特殊時期的建築，比如戰爭時期的短期防禦場所？”曹建恩先生將石峁城址與內蒙古軍城比較，認爲內蒙和陝北文化類型是一致的，並強調本地帶防守技術續用到漢代，或可視爲長城的萌芽。劉斌先生同意此觀點，石峁石牆順著山勢修建，“對它的研究不能套用幾層城圈中間是宮殿這樣的觀念。石峁城沿著山脊線修得很像長城，除了防禦，作爲通道也是很重要的。”
此外，劉緒先生注意到，在此發現的文物中，似乎有很多是非本土製造的，包括長江流域鬹的殘部等，另認爲石峁遺址必需被放在世界史的脈絡討論。其它學者也有提出，需要從跨越中國邊境的角度去研究石峁城址。水濤先生認爲：“石峁的東門址單視作一個城門的話，體量和結構太過複雜，功能上還需要討論。”同時也強調，石峁遺址需要放在新疆、阿爾泰地區安德羅諾沃大文化體系去討論。郭物先生亦思考，石峁遺址在歐亞草原文化脈絡中的位置。
筆者贊成前文中所引學者們的看法，我們不宜採用農耕文明的古城概念來討論石峁城址的歷史意義，而需要從時代和地理脈絡的背景來進行思考。因石峁城址所在的位置屬於亞洲南草原通道，所以，對該遺址的研究不僅是中國歷史的關鍵，更加是世界古代史的重要問題，了解該遺址，對世界史的研究亦十分有貢獻。
石峁城址地處黃河流域北部的黃土高原地帶（後文稱爲“北游”），其地處黃河“幾”字形大轉彎的中間，緯度達到40°左右，位置相當偏北，經過黃河要道，往西南可通到黃河上游早期的黍作區，往東南可通到三門峽——即中原寬闊肥沃的農耕文明區域的西北大門。距今4000年前後，與氣候變冷及乾旱同時，在西北地區發生了非常大的族群變遷，造成早期彩陶黍作文化的消散。黃河中游新來的族群越來越發展起游牧和戰爭的生活方式。
石峁遺址發掘現場
石峁城址緊鄰黃河北游的河套地區，該地區是亞洲草原丘陵地帶的通道，大約從距今4400年之後，從裏海到渤海及日本海，在這一通道上出現了甚多中、小型城池，均屬於爲軍事用途而建造的城，是掠奪族群的城邦：西以也里可溫（Arkaim）文明爲代表，東以夏家店下層爲代表。
出現也里可溫之類文化遺址的地理範圍，西到南烏拉，東到阿爾泰、蒙古，南到伊朗山等北緯40°左右的低山和山麓地帶，北到北哈薩克草原庫斯塔奈州、北哈薩克斯坦州，一路到蒙古，並涵蓋中亞草原一帶。在這一帶中出現許多城堡表明此時草原族群間正處於彼此爭鬥的階段。在這一類遺址中，幾乎未見農具，反而有很多青銅和石制的兵器，並出土了20多台完整的駕馬戰車，另外還有很多馬具零件以及相關器物。這一帶屬於用馬戰爭流動族群的活動範圍，恰好與河套地區交界，並往東跨到東蒙古草原低山地帶。
緯度相同的東北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亦發現了很多軍用的石城。夏家店下層文化奠基於紅山和新樂文化上，保留了一些本地獨特的面貌，但夏家店無疑是由新族群建立的古國文明。西遼河及周遭地區發現了很多古城，形狀有方形、圓形以及其他形狀，常有外城與內城結構。不過夏家店下層古城與同時期農耕地區的古城有非常明顯的不同：中國農耕地區的城均是土城，而夏家店都是石城。在燕北地區已發現有42餘座城址，燕南另發現70處有石城的遺址。城爲堡塞區，主要農作和聚落區在城牆外，另有相當多的聚落沒有發現石城，大部分位於城堡遺址以南。遺址的密度相當高，顯示紅山文化的繼承者是北方族群的大型集團。
處於不同族群流動路線上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必然面對很多侵略者的襲擊。東北石城與長江流域土城的建築，功能有所不同。夏家店城沒有農作灌溉和防水的作用，或符合蘇秉琦先生定義的“原始長城”，不過徐昭峰先生指出其具有城堡作用，包含貴族居住區、軍事防禦、祭祀台，並有多重城牆，及半圓形的所謂“馬面”建設等工程，都顯示其軍事防禦功能很強，是近似漢代居延的要塞防禦系統，“由城障、烽燧和塢堡等組成抗擊匈奴的防線，而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大、中型石城相當於城障，小型石城無疑相當於烽燧和塢堡，共同構建相互依託的防禦系統。”東北地區爲何需要這種系統？無疑是因爲該地在當時已經是許多族群的流動區，遼西社會不斷地發生戰爭，又吸收同化了許多不同的人種。
夏家店下層古國與漢代北疆建塢堡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漢代居延是大帝國邊疆區域的防禦設施，而夏家店先民卻以此“邊疆區”爲全部的生活範圍，這是生活在草原邊界上的古國，自然也學到很多草原人所流傳的知識（草原人流動地域很廣，所以能作爲知識的傳播者），包括草原人最拿手的技術：戰爭。
以筆者淺見，西邊的也里可溫和東邊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背景，可用於理解石峁城址屬性。
黃河上游、北游地帶應也經過類似的變遷。從時代和地帶脈絡背景來看，石峁所發現的石質工程不可能是一座城邦或大型聚落。距今4500至3500年間亞洲草原出現了很多石質的軍城，並亦有軍城之區——戰爭掠奪族群在相距不遠的地點、早晚幾十年重修軍用的工事。因爲這些族群的社會不穩，對外掠奪與互相爭鬥搭配，每一座軍城的壽命皆不久，經常重修以擴展其功能性的範圍。在未系統性地發掘前，容易被誤解爲是一座大城。學者們所提出的，所謂山頭上的建設，顯然並非是作爲居住區而興建，而是爲襲擊和防禦所建的戰線工事。所謂“外城東門”可能起瞭望塔的作用。
該地帶的族群流動率高，在此地早晚修築軍城的族群雖可能有所變化，但生活方式卻是相類的：以戰爭掠奪維生。遺址中所發現的糧食不似是本地所種，遺物亦表明這些族群來往混合多元的情況，並顯示他們掠奪的對象，主要是南方富裕的古文明地帶。同時，這些年輕族群亦採用包括南方以及本地帶早期古老文明的技術、形象和人才。
從新石器晚期到周代之前，黃河北遊河套地區與燕山之間有密切的來往，相關的證據甚多，曹建恩先生認爲，當時陝北與內蒙文化的一致性奠基於彼時氣候的條件。這個時期，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帶才開始沙漠化，所以本地帶爲流動族群的交通大道，在哈薩克、新疆、蒙古、黑龍江草原及丘陵一帶，流動族群頻繁互動及遷徙，彼此戰爭、學習、吸收、傳播等。
換言之，黃河北游（包括陝北高原）屬亞洲草原低山的地帶，從裏海到日本海、從也里可溫文化到夏家店下層文化，都是距今4000年前後以來，致力於發展戰爭技術之族群的生活區。從此時空背景的脈絡來看，石峁城址對整個亞洲、含中國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寶貴的新資料，顯示青銅時代亞洲南草原的族群流動，在也里可溫和夏家店下層的文化間，補充了關鍵的中心環節。同時，因黃河的要道，石峁城址或能解釋很多農耕文明的北界問題，包括陶寺毀滅者的來源、二里頭遺址所在地區的重要性，並且能在此觀察到不同族群經黃河中游的通道互相認識、來往、互斗、混合，以及最後的互相同化等先商與商周研究的歷史難題。（作者單位：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國文物報】2014年1月17日6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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