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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考古] 【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墓誌文獻的利用與學術研究的預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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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啟功 發表於 2017-8-10 08:2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石刻墓誌的發現不斷地增多,它的體量和規模已經形成了和傳世文獻相匹配的容量。清人所編的【全唐文】兩萬多篇,石刻文獻現在發現大概在一萬四五左右,已經開始成爲我們研究唐代文史不可或缺的資料。每個墓誌出土以後,出土者、發掘者大都進行了整理研究,長期以來對這類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主要是強調它對傳世文獻互證的作用。我覺得這批文獻發現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傳世文獻的互證,而要綜合起來看,把這麼大體量的文獻結合在一起,我們就可以從一個更原始、更直接的方式展示唐代歷史文化信息,使得我們可以更立體化地認識唐代社會與唐人生活,這樣爲我們唐代文史研究開拓了新的空間。

對於我們研究唐代文史的人來說,20世紀這一代研究者是很幸運的,幸運就在於在本世紀初敦煌文獻的發現爲唐代文史的研究開了一扇大門,同時敦煌學和唐代文史學成爲傳統文史學的一大顯學。在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隨著我們國土的大量開發,包括房地產或者是水利工程的開發,地下各種各樣的石刻文獻都出來了,尤其是唐人的墓誌出土量尤其龐大。當時在敦煌文獻發現的時候,陳寅恪先生就說利用新出土的文獻研究新的問題,對學術研究來講稱之爲『預流』。對今人來說,對唐代文史第二大文庫即墓誌的發掘發現如何去運用它,如何運用它去研究唐代文史的問題,應該也叫『預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胡可先先生的研究是『預流』之舉,他的作品也算是『預流』之作,而【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就是他的代表作品,這是我對唐代石刻文獻研究的一個個人認識。

我覺得我們現在對新出墓誌文獻的價值以及它的研究方法探討亟需要提升。在讀可先先生前面著作的時候我就想到這個問題,就是說這些石刻文獻是非常零散的,而石刻文獻以墓誌爲主,墓誌文獻的語言是格式化的,它對人物評判的內容是只說好的,不說壞的,對這樣一種格式化、禮儀化的語言,我們如何去運用它其中有效的、有益的史學信息,探討與之相關的唐人社會生活的一些問題,這才是我們需要關注的。我們對石刻文獻的研究應該要上升一個層次,那就是如何能夠把這些零散的、格式化的文獻提升到一種專題研究的高度,利用它對某一個專題展開綜合性的研究。

可先先生的這本著作利用石刻文獻來研究唐代家族問題、家族與文學發展的問題,我覺得做了一個很好的範例,帶了一個很好的頭,就是如何去提升我們關於唐代墓誌文獻、石刻文獻的研究層次、研究高度,家族研究應該是一個方面。因爲在這裡涉及到文獻出土的一種方式,古人卒後是按家族埋葬的,一個大的家族往往都有集中的塋地,發現一個墓誌以後,連帶這個家族的墓誌就有可能發現。利用這種出土信息系統地整理相關的家族石刻,以此來探究家族文化的構成,乃至家族文學在唐代文學中的地位和意義,應該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從這本著作上來說,利用石刻文獻對唐代九大文學家族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系統化、立體化的家族文獻材料,對我們繼續拓寬研究路徑,提升研究境界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這本書的特點就是善於利用石刻文獻這種格式化語言中所透露出來的零星的、卻能夠反映當時歷史重大問題的一些信息,以開拓文史研究的新空間。比如書中揭載的【盧公亮墓誌】,就是一個極其重大的發現,和其他史料相比,這一個墓誌可能是最具有重磅效應的。因爲我們知道,影響中晚唐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牛李黨爭,史家推演到長慶元年那場科場案,司馬光、歐陽修因爲這場科場弄得兩派人爭論紛紛,對今天人來看覺得有點茫然。爲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矛盾,爲什麼會出現這些問題,當時直接的史料不多,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小說記載的,或者是後來宋代的史學家說的,當事人說的情況是很少。盧公亮墓誌非常直接地展示了這場科場案的背景,因爲盧公亮本身就是這場科場案的犧牲者。這個文獻非常重要,對我們釐清牛李黨爭的來源是極其重要的史料。墓誌文獻中涉及到唐代的政治政變和政治事件,有些並不是像盧公亮墓誌這樣直接敘述的,因爲當時背景也不能直接敘述,因而往往閃爍其辭,本書能夠從閃爍其辭的墓誌書寫中把歷史真相還原出來,這種原創性的研究也可以說是一大創穫。

我覺得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怎麼從文學的角度去盤活大量的社科文獻。我曾想做一個嘗試,因爲墓誌文獻有時間記錄的,是從初唐到晚唐有將近三百年的時間,墓誌又是格式化的文獻,比如每個時期就像我們今天的網絡用語有一個流行詞,對層次越低的人,請託寫作墓誌者的水平也就越低,這種人只能用一種格式化的文本,但就是在這些低層次的墓誌之中,我們可以找到每個時期最流行的話語詞語。如果能夠做這樣一些嘗試,把這些格式化的語言按照時間段排列出來,確實可以看出唐代文風前後流轉的一些趨勢。但是這種研究要做比較艱苦的工作,需要去統計這些大量的石刻資料,探尋其所預示的含義,把它歸類。從這個方面值得去探索,就能夠直觀地發掘出當時文風用語的情況。因爲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墓誌是石刻文獻,是原始的,沒經過選擇的,而實際上可能它就是那個時代最通行的語言,大家都用的東西,我們把它綜合一下考察一下,就能夠感受到當時文風的實際狀況。我們的學者如果有志做這方面的研究,也是『預流』的工作,也會取得很大的成就。

(作者爲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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