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訪古 從『小中華』到『北學中國』（圖）

水原華城位於首爾南部近郊的京畿道水原市，是朝鮮時期國王正祖（在位：1776-1800）為紀念父親思悼世子（1735-1762）而修建的首都衛星城。思悼世子即朝鮮英祖的次子，在1762年被英祖賜死於櫃中，後葬於京畿道楊州的拜峯山。正祖於1789年將其父思悼世子的遺骸移葬到水原花山下，並將陵墓命名為顯隆園，且於1796年完成了顯隆園附近的水原華城的建設。

雖然水原華城裏留下了不少朝鮮王室的故事，但探訪這些故事並不是筆者此行最主要的目的。筆者在聽說水原華城之前，曾在不少有關燕行錄的研究書籍或展覽中見到過當年朝鮮燕行使出使北京而留下的燕行圖，其中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中所藏的描繪北京朝陽門與山海關瓮城的燕行圖給筆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又聽聞水原華城的長安門正是仿中國城池的瓮城形式，而且整座城池的建設過程中利用了不少從中國學來的技術，即充分利用了“北學”的成果。秉着對朝鮮燕行使們留下的燕行成果的好奇心，筆者在深秋的一個周末探訪了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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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行圖·朝陽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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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行圖·山海關】

水原華城：“北學中國”的重要成果之一

就整個朝鮮王朝後期政治史與思想史來說，“北學”其實並不是朝鮮政界與學界的主流。明清交替之後，朝鮮王朝官方雖然奉清朝為正朔，但兩班士大夫們仍然深深懷念明朝，將清朝視為夷狄政權，並認為朝鮮才保留了中華文化的嫡統，即“小中華思想”才是朝鮮思想界的主流。在17世紀後半期的朝鮮孝宗與顯宗在位時期，整個朝鮮精英階層甚至呼籲並無實踐可能性的“北伐”。事實上，在17世紀甚至18世紀上半期出使清朝的朝鮮燕行使也不願意主動與清人接觸，亦不太關心清朝的學問成果。在崇明反清呼籲“北伐”的社會氛圍裏，對朝鮮來說，向清朝學習先進文化與技術顯然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然而隨着時間的流逝以及清朝統治的漸漸穩定，朝鮮的士大夫們也逐步認識到了“北伐”主張的空想性以及清朝文化技術的先進性，到了18世紀中晚期，一部分曾出使過北京的朝鮮士大夫，如朴趾源﹑朴齊家等人開始主張“北學中國”，即引進並利用清朝的先進文物為朝鮮所用。雖然“北學”為朝鮮的社會發展提供了另一種新的可能，但“北學”思想僅僅只是在一部分朝鮮燕行使及其周邊人物間流傳，大部分的朝鮮兩班士大夫即使明知清朝文物的先進，但仍堅持崇明反清，朝鮮才是小中華的立場，拒絕向所謂的夷狄政權——清朝學習。而水原華城的修建，則是“北學”思想部分落到實處的為數不多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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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城城役儀軌】中的【圖說華城全圖】，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本。

1789年將思悼世子遷葬水原，隨後於1794年開始水原華城的建設的背後，是追求王權強化的正祖在政治上實行“蕩平策”，於1788年構築出所謂“三黨保合”政局的成果。朝鮮王朝後期的黨爭主要在南人、北人、老論、少論四個派系中展開，即通常所說的四色黨爭。南人和北人都是由東人裏分出的支派，而老論和少論則都屬於西人。到了正祖時期，北人勢力早已沒落，而勢力最強大的當屬老論。所謂“蕩平策”則來自於【尚書·洪範】中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的論述，就朝鮮當時的政局來說，即通過平衡牽制各黨派來強化王權。而所謂的“三黨保合”就是指當時老論﹑少論﹑南人的人物都被正祖分別任命為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形成“三相體制”的政治局面。在任何派系都無法一黨獨大的情況下，正祖才能有效地推行王權，為生父洗刷冤恨，也可以強化自身的正統性。

筆者先從長安門登上華城城牆。長安門是1794年剛開始營建華城時，與八達門﹑西將台﹑訪花隨柳亭等一道被首批建造的建築。華城城牆曾在日本殖民時期與韓戰時期遭到破壞，現在所見的城牆及附屬建築物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按【華城城役儀軌】與【園幸乙卯整理儀軌】重修的產物。以18世紀晚期朝鮮的生產力水平來說，華城應該在當時算是比較宏大的城池，但是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城池面積有限且城牆也很難說是宏偉高大。事實上，沿華城城牆散步一圈，大概兩個小時便已足夠。不過筆者個人覺得水原市比較值得稱讚的一點是，為了保護華城，古城牆內的範圍內並沒有修建高大的現代建築物，現代城市建設主要是在古城之外的範圍內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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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門及古城外的水原市區，筆者攝。

在水原華城的建設中，通過燕行而從清朝傳入朝鮮的新技術與新知識發揮了不小的作用。正祖在統治上一方面比較重視學問，一方面也不論黨派身份出身，注重提拔有真才實學的青年士大夫，即推行所謂推崇學問的“右文政治”。在1794年開始建設華城之前，【古今圖書集成】與【奇器圖說】等書籍便已流入朝鮮。丁若鏞等一批朝鮮士大夫在奎章閣中研讀這些書籍，設計出適合華城建設使用的舉重器等器械。同時在城池的規劃上也參考了中國北方城池的樣式，長安門的瓮城便是其成果之一。正祖本人亦對華城的建設非常滿意，在1797年正月的一次巡城中，正祖甚至表示：“今而後，我國始可曰有城制。”其稱讚之情溢於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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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城城役儀軌】中的【舉重器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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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虹門，筆者攝。

沿着華虹門略微再往高處走幾步，便可到達據說是正祖最喜愛的訪花隨柳亭。此亭名中的花與柳一說是指亭外的花卉與柳樹，一說是指附近的花山與柳川。無論取哪一說，都可以推測出此亭的建設應與賞樂遊玩有關。事實上，正祖修建水原華城的目的一開始是安慰親父思悼世子的亡靈，同時也是為了首都防禦，以及預備自身退位後奉母退居於此的生活，所以華城的城市規劃也顯示出了軍事與生活目的兼用的特點。

從古城牆下來經過古城區的水原博物館，便可前往華城行宮。在水原博物館的門口，豎立着十座朝鮮時代留下來的善政碑。原先這些善政碑並不是在博物館前，為了管理與保護的便利，被統一移放到現在的位置。筆者注意到其中一塊善政碑的主人為鄭元容（1783-1873），他曾在1833年擔任過水原留守，亦曾於1831年擔任燕行使節團的正使出使中國，並留下使行日記【燕槎錄】，可見水原這座城市確實與燕行頗有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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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鄭公元容清德愛民善政碑，筆者攝。

華城行宮：一個王室孝子未完成的構想

華城行宮位於古城的北側，北靠八達山，南望柳川，為典型的風水寶地。1795年正祖曾奉生母惠慶宮洪氏巡幸水原參拜思悼世子的陵園，並為洪氏的六旬花甲在此舉行了進饌宴。為何國王的生母未被崇奉為王大妃而僅有惠慶宮的名號？這就要從正祖上一代的王室悲劇說起。

朝鮮英祖（即正祖的祖父）因政治上及性格上矛盾於1762年將次子思悼世子（即正祖的生父）關在櫃中活活餓死後，將世孫即後來的正祖過繼給了早逝的長子（即孝章世子）為子，所以惠慶宮洪氏不能算是國王宗法上的母親，亦不能被尊崇為王大妃。雖然宗法上不被算作母子，但這並不會改變正祖對洪氏的孝心。當初正祖修建華城行宮的目的一是為了迎接思悼世子六旬冥壽與惠慶宮花甲誕辰的華城巡幸，更重要的是為了預備所謂的甲子年構想，即正祖打算在1804年將王位讓給到那時年滿十五，可以處理政事的世子，而自己奉母親洪氏陪伴父親思悼世子的陵墓退居水原華城。華城行宮便是正祖為退位後準備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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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幸乙卯整理儀軌】中的巡幸水原華城時惠慶宮所乘“慈宮駕轎”，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本。

當年的華城行宮是為王室用途所建，但是現代重修的華城行宮則更像一個兼具影視基地功能的文化遺址公園。或許很多人並未聽說過華城行宮的名字，但很可能曾在電視劇中見過這座行宮的庭院樓台。韓劇【大長今】﹑【仁顯王后的男人】﹑【雲畫的月光】等均在此取景，或許亦是考慮到拍攝方便及這座行宮恰好就是相對完整的朝鮮後期的風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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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城行宮的正門新豐樓，筆者攝。

華城行宮裏各宮殿的名稱無一不體現出這是一座為了國王及老母退居生活而修建的行宮。比如正門新豐樓的名稱，用的是漢高祖劉邦修建新豐城的典故——劉邦為了緩解其父劉太公的思鄉之情而仿故鄉城邑修建了一所新城，此城後被命名為新豐。正祖修建華城行宮的動機亦與漢高祖劉邦有類似之處，即都是為了向父母盡孝。不同的是劉邦是為了安慰父親的思鄉之情，而正祖則是為了安慰母親對故人的思念。

然而正祖的甲子年構想並未能如願進行。1800年六月，正祖的腫氣病突然加劇，不久便溘然長逝。惠慶宮洪氏則在正祖去世後，於韓文回憶錄【恨中錄】中留下了如下的記載（此處引用文採用朝鮮時代的漢文譯文）：

“先王（即正祖）黽勉在位而至痛在心，無南面之樂，或請尊號，則堅辭不受，每有脫屣千乘之志。既誕聖子，宗國之託付有人。華城規度與京師等，堂號曰老來堂，亭號曰未老閒亭。每語余曰，小子非貪位也，為宗國不獲已也。歲在甲子，則元子為十五歲足可傳位，當遂初志，陪媽媽往華城。”

惠慶宮自身也提及到正祖在世時亦多次向她提及甲子年構想，並且整個水原華城的規劃是按照首都的規制而進行，其中行宮裏有老來堂，亦有未老閒亭。老來堂的名稱則取自白居易的詩【四十五】：“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清瘦詩成癖，粗豪酒放狂。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為鄉。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正祖為1752年生人，其四十五歲時當為1796年，恰好是水原華城完工之年。大概同為四十五歲前後的正祖亦對白居易留下的這首詩心有戚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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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幸乙卯整理儀軌】中的【行宮全圖】

不過隨着正祖的急逝，無論是甲子年構想還是政治上的蕩平政局，都很快化為烏有。正祖死後，年幼的純祖即位，英祖的繼妻貞純王后慶州金氏以大王大妃的身份垂簾聽政，政治實權迅速集中到包括慶州金氏一族在內的老論僻派手中，政治局面也從牽制黨派的“蕩平政治”走向外戚獨大的“勢道政治”。但正祖依然永遠地和水原這座城市聯繫在一起，其死後亦歸葬水原的花山下，思悼世子的顯隆園附近便是正祖的健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