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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百代詩話之祖』，我國第一部詩論著作，【詩品】以其『思深而意遠』、『深從六藝溯流別』（章學誠語），與同時代的【文心雕龍】堪稱雙璧。【詩品】中的詩學史觀、詩歌發生論、詩歌美學和批評方法論，都垂遠百世，沾溉後人，對我國文學理論、詩歌理論以及日本和歌理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具有奠基詩學的意義。
【詩品】的作者鍾嶸（約468-518），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齊永明三年(485)秋天，鍾嶸入國子學。因好學，有思理，明【周易】；得到國子祭酒、衛將軍王儉的賞識；但長期充當幕僚，做掌管文翰的工作。
【詩品】的產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因為當時五言詩蓬勃發展；社會上文學鑑賞、文學批評風氣興盛；士大夫有很盛的著書文化風氣。同時是鍾嶸富於天才的創造。
【詩品】共品評漢迄齊梁一百二十三位詩人：『上品』十二人（古詩算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此數字實包含了鍾嶸的結構思想與良苦用心。
【詩品】的體例，分三品論詩人。『上品』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詩人；『中品』略次；『下品』則為次要詩人。在論述上，『上品』較詳，『中品』次之，『下品』較略；重要詩人專論，次要詩人合論。大抵以源流相同，風格類似，或以帝王、父子、君臣、女詩人、沙門僧侶為歸。
整個【詩品】分序言與品語兩部，互為表裏，互相發明。其整體框架，橫向以三品論詩，縱向先溯其流別，再逐一品評自漢魏迄於齊梁的詩人。這種結構形式，橫向可見歷代五言詩人之優劣，縱向可觀五言詩歌之發展。發展分建安、太康、元嘉三階段，分別以曹植——陸機——謝靈運為軸心，輔之以劉楨、王粲、潘岳、張協和顏延之，使一百二十多位詩人連成一個流動的整體，勾勒出一幅自漢迄梁的詩歌史。
鍾嶸的文學觀念和美學思想，主要包括詩歌發生論、本質論、詩體論、創作論和詩學理想等幾個方面。
詩歌發生的根源，鍾嶸認為首先是『氣』的作用：『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人的性情受氣的感盪、物的觸動，就形成獨特細膩的內心感受，用吟詠的形式把這種感受表達出來，就形成了詩歌。『氣』，既是抽象的東西，是充盈於天地宇宙間蓬蓬勃勃的元氣；又是具象的東西，是大自然的萌動，能觸於物而感於心。【詩品序】說：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
四季感盪人心的詩歌發生論，已是西晉以來詩論家的共識。如陸機【文賦】說：『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說：『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色之動，心亦搖焉。』但詩歌發生，並不僅僅是由於四季感盪，在四季感盪之外，社會生活中的人際感盪，同樣是詩歌發生的重要原因，首次明確提出這一理論主張的是鍾嶸。他在闡述四季感盪之後，【詩品序】又說：
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盻傾國：凡斯種種，感盪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
由於氣的發動，四季迭相更遞，萬物盛衰變化；社會動盪不寧，人際悲歡離合。這一切，都使人心變得更敏感，使情愫變得更豐富，最後產生了馳騁情志、抒發情愫的詩歌。
與此緊密關聯，鍾嶸認為詩歌的本質是吟詠性情的，是人內心情感自然地流露。基於對詩這一本質的認識，詩當與經國文符、撰德駁奏有本質的區別。
『思君如流水』（徐幹【室思】），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曹植【雜詩】），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張華斷句），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謝靈運【歲暮】），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在創作論上，鍾嶸強調詩中『賦、比、興』的作用。與漢儒的詮釋不同，鍾嶸給『賦、比、興』下了新的定義，使它更接近審美，更接近表情達意。他重新解釋說：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鍾嶸主張『賦、比、興』三種方法應酌而用之，避免因單用某種方法而帶來的弊端。【詩品序】闡釋說：
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詠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詩經】是四言體，出於對【詩經】的信奉和崇拜，不少詩論家仍視四言為正宗，瞧不起五言。包括劉勰的【文心雕龍】也這麼認為。鍾嶸則以為五言是四言發展的必然結果，今人多習五言，是因為五言形式在表達感情方面比四言更為優越，更有迴旋的餘地，也更具滋味，其摹狀寫物，也更詳切，更具審美價值。
在漢魏至齊梁一百二十多位詩人中，最能體現鍾嶸詩學理想的詩人是曹植。鍾嶸從曹植的詩歌中概括出自己的詩學理想，又以對曹植的理想化，使自己理想的詩學得到體現。其中『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正是鍾嶸詩學理想的核心。鍾嶸在內容情感上要求『雅』與『怨』的結合。在詩歌的體制風格上，他又要求『質』與『文』，『風力』與『丹彩』等美學要素的統一。在批評實踐中，鍾嶸正是以這些美學尺度來品衡古今詩人的。
鍾嶸重視的『滋味』說，說五言詩體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
劉勰對『味』的論述，只是論某個作家或論其他問題涉及到，鍾嶸把『滋味』放在【詩品】的中心，貫穿始終，且與詩歌的本質論、發生論、文體論、創作論等交融在一起，成為詩歌審美和詩學理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鍾嶸【詩品】批評方法論垂式千秋。
【詩品】既是一部詩學理論著作，又是一部詩學批評著作。【詩品】用得最多的是『比較批評』『歷史批評』和『摘句批評』法。
在運用『歷史批評』法時，鍾嶸把所有的詩人總屬【詩經】、楚辭兩大系統，分隸【國風】【小雅】【楚辭】三條源流，按時代先後，世有相因，人有嗣承，如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如評【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評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評阮籍：『其源出淤【小雅】。』評李陵：『其源出於楚辭。』在一百二十三人中，鍾嶸追溯了三十六位詩人的禮貌特徵和風格淵源，包羅了【詩品】中重要和相對重要的作家，來代表整體、系列和完美。
『摘句評論法』的核心在於『斷章取義』，無論景語、情語，只要凝鍊，概括性強，可斷章取義即可。可以個別代一般，一句代全章，兼有暗示、舉例、鑑賞等作用；【詩品序】末標舉歷代五言警策者，或舉篇名，或以佳句指代，如：『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制，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者也。』均為其例。此外，【詩品】有時也兼用孟子的『知人論世法』等等。
【詩品】流傳千載，對後世文論、詩論產生重大影響。其中對唐詩和唐代詩論的影響，除影響的外在形式和詩歌美學，還通過殷璠的【河嶽英靈集】、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皎然【詩式】等顯示出來。他們的品評，多有祖襲、搬用【詩品】的痕跡。
除了詩歌的發生論、本質論、創作論，『滋味說』以外，在批評方法上，【詩品】對後世的影響也同樣重要。【詩品】被推為『百代詩話之祖』。明毛晉汲古閣本【詩品】跋稱【詩品】為『詩話之伐山』。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稱：『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
【詩品】不僅對我國齊梁以後的詩論產生影響，還流布海外，對日本的漢詩，特別是和歌，產生重大影響。日本天長四年（八二七），良峯安世等總其成的日本漢詩【經國集序】中，就有模擬【詩品】成句的痕跡，表明其時已有傳入的可能。
日本寬平三年（890），陸奧守藤原佐世奉敕編纂【日本國見在書目】。其中就有對【詩品】的著錄。
日本【古今和歌集】是繼【萬葉集】之後，第二部有重大影響的和歌總集。延喜五年（905），由第六十代醍醐天皇下詔編選，延喜八年至十三年，紀貫之等進呈；選詩一千一百餘首；前後有紀貫之所作『真名序』（漢文序）和『假名序』（和文序）。這兩篇序文論述和歌的起源、社會功用和本質特徵，揭示了和歌發展的歷史，品評歷代歌人的優劣，劃時代地提出了一整套和歌創作及和歌批評的理論；奠定了日本和歌美學的基礎。因此，一千多年以來，不僅『二序』被日本人奉為圭臬，視為珍寶，每每稱引；紀貫之本人也受到日本詩學界普遍的仰戴，並被尊為和歌理論和散文文學的開山祖師。但紀貫之的【古今和歌集序】，是在全面學習、繼承、祖襲鍾嶸【詩品】的基礎上構建的。
紀貫之【古今和歌集序】對【詩品】亦步亦趨地模仿，對詩人的品評，都與鍾嶸【詩品】的語言相同。
【古今和歌集】開其端，歷代日本天皇都下詔編纂和歌，其中大部分和歌集序，都不同程度地受【詩品】影響。可見鍾嶸【詩品】傳入日本，已與日本民族文化、審美心理融合，並已和諧地進人日本民族獨特的美學結構之中，成為日本和歌精神與日本民族審美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了解【詩品】東漸及對日本漢詩、和歌的影響，正可考察中國文論走向世界，影響和形成『周邊文明』的歷史進程。
中國是一個詩國，清理我們的詩歌理論尤其重要。而鍾嶸【詩品】的理論價值及在文學批評史上與劉勰【文心雕龍】並稱雙璧的地位，即此可成定論。
研讀【詩品】，可資參考的書目主要有：台灣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日本高木正一【鍾嶸詩品】、韓國李徽教【詩品匯注】、曹旭【詩品集注】（增訂本）【詩品研究】【詩品箋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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