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对于有宋一代，从前误读不少，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开始于宋代。其实，宋代社会仍然在前进、在发展，并非死水一潭、僵滞无力，相反“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

对于有宋一代，从前误读不少，“走下坡路”便是其中之一。在一段时期之内，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开始于宋代。其实，宋代社会仍然在前进、在发展，并非死水一潭、僵滞无力。有学者指出“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黄宽重：《科举社会下家族的发展与转变》），我基本赞同。下面仅就宋代的社会流动问题略抒浅见。

所谓社会流动，简而言之，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社会流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感慨颇多：“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张载：《经学理窟》）宋代社会流动趋势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别可以转化。宋代由贱而贵与由贵而贱的两种现象均较为常见。如沈伦原本是个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但他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太宗曾叹息：“大臣子孙皆鲜克继祖父之业。”（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难怪宋代民谚说：“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袁采：《袁氏世范》卷下）

宋代政治上的社会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和唐代不尽相同，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华阳博议下》）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一类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其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时至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商品经济竞争性强，胜负盈亏难料。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李新：《上王提刑书》）。政治权力往往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较多地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明显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

如今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其实，宋时已有此一说：“此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吕皓：《上邱宪宗卿书》）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田制》）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朱子语类》卷130）。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如名将郭进在其新居落成之日，当着众多宾客，指着儿子说：“此卖宅者。”郭进死后，新居“果为他人所有”（《梦溪笔谈》卷9）。至于由贫而富的实例，在洪迈《夷坚志》中就有不少。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袁氏世范》卷下）；“贫富久必易位”（黄震：《黄氏日钞》卷78）。当时还出现了不少此类谚语：“白屋多起家，膏粱易偷惰”（何坦：《西畴老人常言》）；“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罗大经：《鹤林玉露》卷5）。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相适应，人们格外重视教育后代：“人生至要，无如教子”（刘清之：《戒子通录》卷6），以此来防止家道衰败。

其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在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等级差别明显，高低贵贱分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者始富，贱者不富”（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的旧格局被打破，出现了“贫富贵贱，离而为四”（《黄氏日钞》卷5）的新趋势。四民由四种不同的身份逐渐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且有相互转化的可能。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清人沈垚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落帆楼文集》卷24）在他看来，所谓“后世”恰恰始于宋代。

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上皇帝书》）沈垚说得更直白：“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由于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宋仁宗时出任都转运使的郑骧、宋神宗时官拜参知政事的冯京就是两个突出的实例。宋人说：“钱如蜜，一滴也甜”（惠洪：《冷斋夜话》卷8）。在金钱的诱惑下，官吏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亦官亦商者，如大将张俊，他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他家本为茶商，因附凤攀龙，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最后应当指出，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两翼，社会流动绝非越大越好。尤其是经济上的向下流动，一旦规模过大，贫困户猛增，暴发户飙升，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多数时间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正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有学者称之为“单线社会流动”（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