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緣何文人群體規模空前？讀書人出路也大不同

宋代緣何文人群體規模空前？讀書人出路也大不同

傳統相聲中有個節目叫【八扇屏】。兩個演員一上場自我介紹，逗哏的甲就說我是個文人，捧哏的乙問：您這個文人整天盡幹什麼呀？甲回答：每天讀讀書、閱閱報、寫寫字、作作畫、撫撫琴、舞舞劍、吟吟詩、作作對（指作對聯兒）。現今人們理解的文人，就是會寫文章的讀書人，甲的神侃離聽眾所理解的文人越來越遠，就不免發笑。其實這樣的表白並不荒謬，傳統中自命風雅的文人離不開這些，有的還以此為生。

魯迅也說過：就是權門的清客，他也得會下幾盤棋，寫一筆字，畫畫兒，識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這才能不失其為清客。也就是說，清客，還要有清客的本領的，雖然是有骨氣者所不屑為，卻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漁的【一家言】，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不是每個幫閒都做得出來的。（【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幫忙到扯淡】）魯迅說的就是不能做官的文人。傳統文人與今天人們理解的文人不大一樣。

文人溯源

文人這個詞在西周時就有了，如【詩經】就有告於文人（【大雅江漢】）的句子，不過這個文人是指周天子的先祖，有的箋注家說是指周文王。

文人一詞到了漢代有了轉變，指士人當中善於舞文弄墨那一部分人。士人就是士，本指氏族部落中的成年男子，社會分層形成後，士通常指社會管理者與保衛者。周代的士則指最低一個等級的貴族。它首先是武士，在軍隊中擔任中下級軍官，在周天子領地或諸侯國中的基層行政機構中擔任職事官，以及在卿大夫家中當邑宰或家臣。春秋時，禮崩樂壞，原有的社會秩序解體，士遂成為社會上最活躍的一部分，他們生產知識、傳播文化，並且保持了出仕做官的身份，其中擅長寫作的稱之為文人。

宋代以前，文人只是士人，而且士人才兼文武，文人也往往是身不離劍，如北朝魏孝文帝稱讚其大將平東將軍說：高祖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魏書傅永傳】）也就是陸游所概括的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宋代以前的文人大多是這樣的。魯迅諷刺唐詩人善作豪語，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語，可以不必說了;連留長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長吉，也說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起來，簡直是毫不自量，想學刺客。（【魯迅全集准風月談】）其實，這不是豪語，唐代的文人從武屬於常態，不奇怪的。

當然，不能說獨立的、以文為業的文人一個沒有，但無論是從社會需求、還是從實際情況來看，這類文人數量很少，基本上沒有引起社會的注意。

這種情況到了宋代發生了變化。文人數量激增，乃至形成一個群體，它不僅僅是士人中的能文之士，還有大量的平民知識人融入其中。

宋代的社會變遷

近二三十年，報刊與網上關於唐宋差別的討論與爭論都很熱烈。不過人們更多的還是關注宋代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而我認為宋代與前朝最大的區別，是社會的垂直流動加劇，以及一些新的社會群體的形成。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遊民群體、文人群體與吏胥群體。

前面談到的唐和唐以前的文人，有些是世族豪門，即使是出身寒門的，也大多有一官半職。像吟唱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左思，其父官拜太守，左思本人也官至秘書郎，那時操觚為文者幾乎沒有平民百姓。宋代與前朝迥然不同的，是平民出身的文人幾乎佔了主流。其原因在於社會變遷與統治階級的政策。宋人鄭樵在【通志】中有段話常被徵引：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

取士兩句說明古代男士最重要的兩件事結婚、出仕，都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此前世族豪門壟斷了權力與財富，要找出路的士人自然向他們靠攏。自唐末以來近百年的戰亂，造成源遠流長的豪門世族的解體，許多地主莊園遭到焚毀，大族的庇蔭能力急劇下降，聚族而居的現象大為減少。作為貴族血統憑證的譜牒也大多不傳於世了。

自從朱溫將自詡為清流的朝廷中世族豪門的代表人物投入濁流後,五代十國的朝中多是流氓、兵痞、無賴、土棍當政，他們很少有文化教養，更沒有長遠的打算與追求。數百年才形成的貴族生活方式、行為規範、政治遊戲規則，以及長期生活在這種規則與規範中養成的精神風貌和生活情趣消失了。有唐一代近300年的經濟積累和文化積澱，經過這些主政者的蹂躪基本上煙消雲散。宋朝建立後，許多領域都是從頭開始的。直到三四十年後的宋真宗時期才逐漸恢復起來，然而重建的不是唐代博大雄渾、帶有蠻族氣和金粉氣的貴族文化，而是精緻平和，帶有市井氣、女性氣的世俗文化。宋代文人生活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並參與了這種文化的創造。

宋代讀書人的激增

宋代文人數量較前朝激增，從根本上說是社會需求的結果，這與經濟、文化的發展是分不開的。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繁榮和文化產業的發達是文人數量增長的基礎，但更重要的還有以下幾點。

首先，社會鼓勵讀書。宋代的科舉制度日益完備，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方式。熱心倡導科舉取士的宋真宗親自撰寫了【勵學篇】：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所謂書中就是通過科舉考試，這是赤裸裸地用功名富貴引誘青年人讀書求上進。北宋汪洙的【神童詩】中也寫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這是現身說法，吸引士人和一般平民參與科舉考試。

其次，書籍的易得為讀書創造了物質條件。

唐代書籍是難得之物，杜甫流浪四方，不管條件多艱苦，都要帶着書：飄零仍百裏，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開匣，群書滿繫船。（【夔府抒懷】）韓愈送自己的孩子到城南讀書，再三告誡他書籍難得，要倍加愛護。那時的書籍還是自己或傭書（替人抄書）者抄寫來的。晚唐大詩人李商隱少年喪父，家貧，就是靠傭書維持生活。出版業在宋代有了長足的發展。發明於唐代的印刷術，原初主要還是為了推廣佛法，刷印經卷，印製佛像，到了宋代才真正走向市場，促成了印刷出版的商業化，從此書籍成為容易得到的東西。

宋代印刷出版的突飛猛進還有賴於造紙業發達和紙價低廉。唐代造紙術雖已不低，有許多名紙名箋的出現，但紙價較貴，因此限制了紙的使用。就是普通用紙也較貴，因此唐代寫家書仍有用竹簡、木簡的。唐代許多大書法家練字都捨不得用紙，或用不起紙。草書大師懷素曾用寺廟裏的芭蕉葉練字，詩書畫三絕的鄭虔曾用長安慈恩寺中柿子樹葉練書法，他一下子儲存了三間屋子的柿子葉，而且正反面都用。

隨着造紙技術的提高和雕版印刷技術問世，紙張大量生產，成本降低，價格日益便宜。日常生活中用紙成為很普遍的事情。南宋初年孔平仲在【續世說】的序中談到他刷印此書所用經費時說，大紙一百六十五張，計錢三十文足。可知印書的大紙一張僅0.18文（宋代一個八九品小官，每月僅俸祿就在1800文以上，可買1萬張大紙），文人日常用紙非常方便，這也是宋代以來隨意性著作增多（如詩話、筆記、遊記、隨筆之類）的物質基礎。唐代主要用麻紙，後來發明了宣紙，提高了紙的質量，但兩者成本都不低。宋代由於經濟發展的需要，改良了造紙技術，生產工藝已接近現代的手工造紙，成本才降到最低。宋代普及了竹紙，並發明了用草（包括農作物秸稈）造紙的技術，還能用舊紙與新鮮紙漿混合，製成還魂紙，這些都大幅度降低了紙張成本，在推動文化普及上起了重大作用。

此外，科舉制度改革和向平民開放，也激發了人們讀書向學的熱情。科舉考試的特點是追求最大的公平度，這一點是在宋代形成的。唐代的科舉考試取士少，而且試卷不糊名，考官也沒有迴避制度。考官的硃筆經常被官場與上層社會的輿論所左右，採用的是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方法，中試與否，名次的先後，在進入考場之前已經決定了（如王維得到玉真公主和岐王的推薦，白居易有名詩人顧況的揄揚），考場答卷是第二位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靠山的就很難考中，除非此人特別善於公關，善於向社會推銷自己，否則毫無希望。

宋代對科舉制度作了大幅度的改革，在考試中逐步推行了迴避（與考官有親戚關係者另設考場，亦稱別頭試別試）鎖院（考官得到任命，一進考場即鎖門不出，迴避請託）封彌（即糊名，將考生的姓名、籍貫、家世的介紹一律封貼）謄錄（考生答卷皆經謄錄後，方給考官審閱）等制度。這樣就革除了請託、舞弊等危害考試公正的弊病，從而吸引沒有後台的一般平民百姓參與。

宋代科舉向平民開放，錄取人數比唐代增加了數倍，乃至十數倍以上。取士數目大幅度地增加，吸引了更多的人讀書上進。宋代還發明了特奏名制度，這種制度是照顧多次落榜舉子的，具體規定各朝略有區別。【萍洲可談】記載，宋神宗元豐間，特奏名陛試，有老生七十許歲，於試卷內書雲，臣老矣，不能為文也，伏願陛下萬歲萬萬歲。既聞，上嘉其誠，特給初品官，食俸終其身。可見這種考試就是走個形式，給那些可憐的讀書人一條出路。朱瑞熙在【宋代社會研究】中對南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年）【登科錄】所載601名進士作了分析，指出本屆科舉考試所取進士，官僚家庭出身的184人，平民家庭出身的417人，平民佔了2/3以上。因此，【勸學詩】中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不完全是統治者欺騙老百姓的一句空話，它部分地反映了宋及宋以後的科舉制度的事實。在這種情勢下，許多平民百姓也熱衷讀書識字就不奇怪了。

既然科舉給平民百姓提供了向上流動的空間，為適應科舉教育的空前發達，出現了各種類型的學校。不僅有專供貴族、官僚子弟就讀的國子監、四門學、太學、宮學等，也有收錄面極寬的州、郡、府、縣之學。宋徽宗大觀年間，州縣學生就有16萬7000餘人（這個數目超過了上世紀50年代全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的數目）。這些學校雖然對入學者的身份作了些規定，實際上四民子弟皆可入學。從受教育的程度上，不僅有碩學鴻儒主持的私立書院，還有遍佈於農村的只是教授讀書寫字的冬學。這種冬學不是以出仕作官為目的，僅僅是為了生活方便識點字而已。鄉村如此，城市更不待言，如南宋臨安除了宗學、京學、縣學，其餘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裏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遇大比之歲，間有等第補中舍選者。（【都城紀勝】）宋代方志【三山志】記載：龍昌期詠福州詩云是處人家愛讀書，程守師孟詩云城裏人家半讀書，又雲學校未嘗虛裏巷。可見當時教育繁榮的程度。

教育的空前發達，受教育的人多了，這是文人大量出現的基礎。

士人的文武分途

武人從士人中獨立出來，是文人獨立的前提。南宋王炎感慨兩宋：文武分為兩途，士大夫不服習於騎射，而軍旅之士屬之武夫，士有談兵者，人必笑之。（【雙溪類稿】卷21）唐最初實行府兵制，尚有古之遺意，但唐有胡風（陳寅恪語），多用胡兵胡將，後來又兼行募兵制，更造成了武人中品類不齊，不通漢文化者居多，他們的軍官逐漸從漢族士人隊伍中獨立出去。武則天時期，科舉考試中增加武舉一科，不久又樹立與孔子並立的武聖人，東西兩京建立太公尚父廟，祭祀齊國姜太公。樹姜太公為武聖人，享受與文聖人孔子同等規格的待遇，武人有了精神歸屬神，說明社會對於武人的重視，也標誌着武人的獨立，其結果就是此後的安史之亂及藩鎮割據。

此前文武不分是因為士人有天生的做官權利，世族豪門的子弟在兩漢的察舉制度和魏晉以來九品中正制度下，是不容爭議的士人。科舉制度最初就是為了矯正這種不平等，為寒門或庶族地主出仕打開一扇門。科舉制度，在隋唐的目的是取士（選拔有做官資格的士人），給寒門子弟一個出頭的機會。唐代是禮部主持科舉考試，通過考試取得做官的身份，再到吏部參加關試，關試考身言書判，這一關過了才是官。應考者通過了科舉考試，可能通不過關試，要想做官還有多種選擇，如從軍立功異域，或應聘到幕府受到地方大員的推薦保舉也一樣有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文武兩途不可能劃分得很清楚。

宋代隨着世族豪門的解體，天然有做官機會的人越來越少，因此科舉考試發生從取士到選官的演變，禮部、吏部二試合一，一考定終身，中了進士就可以做官了，而且是文官。

宋朝自開國以來，有懲於唐中葉以來的武人擁兵自重，重文輕武，並形成風氣，這也進一步促進了文武分途（可參見拙作【水滸識小錄武舉、武監、武學生】）。宋代的文武分途日益成熟，即使在外患頻仍時期，這種秩序也沒有打亂，棄文從武者也是極少數。

讀書人的不同出路

從現代教育角度看，古代教育所培養的都是文科生。從其知識結構看每個人都能成為文人，但由於其受教育程度不同，材質有高下、命運有否泰，出路結局也有很大差別。最幸運的是考中進士，進入官場，從此為文作賦、吟詩填詞成為娛樂或業餘愛好。次一等的，奔走貴官豪門，或做幕僚、幫忙、幫閒。第三等的，則就業於宋代興起的文化產業。第四等的，流落江湖，成為遊民知識分子。

儘管宋代科舉增加錄取的名額，但與應舉者比較起來，仍是僧多粥少，每年有大量的應試者被黜落。【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記載，南宋在招考太學生的年份到臨安城投考的考生就達10萬人。太學總共可容納一千多名學生，不可能全部待補。如果待補者只有1/3的話，也不過四五百人，所取者只佔投考者的5而已。進士一途更嚴於此，兩宋三百餘年，通過進士考試的不過兩三萬，平均每科取360餘人;兩宋錄取了多少特奏名進士，史書失載，如果從宋代一些方志來看，每個地方登載的特奏名進士的人數與正式進士差不多少，由此可見，兩宋出仕的讀書人也就五六萬人。全國舉人應試者，常常有數十萬人之多，可見科舉制度是一條多麼狹窄的小路。因此，宋代遊蕩於社會而不能進入仕途的文人士大夫空前增多。這些人中間，除了有田產家業，可以高臥不出，安心地做地主外，大多數還是要為衣食奔走的。

那些入仕做官的文人就不必說了，這裏從第二等說起。這裏面有許多著名文人，他們一生沒有做官，又不能作隱逸家居，便憑其才學做高官的幕友清客，為人們所熟知的詞人有劉過（依附辛棄疾）、姜夔（依附范成大）、吳文英（依附吳潛）等。他們在第二等中屬於豪傑之士。南宋末年吳自牧所著【夢粱錄】中的閒人，則等而下之了：

閒人本食客人。孟嘗君門下，有三千人，皆客矣。姑以今時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有訓導童蒙子弟者，謂之館客又有講古論今、吟詩和曲、圍棋撫琴、投壺打馬、撇竹寫蘭，名日食客，此之謂閒人也。更有一等不着業藝，食於人家者，此是無成子弟，能文、知書、寫字、善音樂。今則百藝不通，專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執役，甘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員財主，到都營幹。又有猥下之徒，與妓館家書寫柬帖取送之類。更專以參隨服役資生，舊有百業皆通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叫聲，教蟲蟻，動音樂，雜手藝，唱詞白話，打令商謎，弄水使拳，及善能取覆供過，傳言送語。又有專為棚頭，斗黃頭，養百蟲蟻、促織兒。又謂之閒漢，凡擎鷹、架鷂、調鵓鴿、鬥鵪鶉、鬥雞、賭撲落生之類。又有一等手作人，專攻刀鑷，出入宅院，趨奉郎君子弟，專為幹當雜事，插花掛畫，說合交易，幫涉妄作，謂之涉兒，蓋取過水之意。更有一等不本色業藝，專為探聽妓家賓客，趕趁唱喏，買物供過，及游湖酒樓飲宴所在，以獻香送歡為由，乞覓贍家財，謂之廝波。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已，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必滿其意而後已。但看賞花宴飲君子，出著發放何如耳。

這等幫閒品類不齊，最高級的還是能文、知書、寫字、善音樂之人。這說明當時文化生活的豐富，人們特別是有錢人對於精神生活品質的要求提高了。當然有些是純粹的幫閒，如奉陪外地進京官員和到京遊覽的財主在臨安辦事遊玩，或到秦樓楚館為冶遊的闊少湊趣逗笑等等。

第三等就是從事文化產業的文人。用現代的眼光看，教育也屬於文化產業。上面關於宋代教育的介紹可見其從業者一定不在少數。上面說到的印刷業、出版業、書坊、書鋪發達，其中從事策劃、編輯、刻印、售賣也都少不了文化人參與，有些書商還參與了書籍的編纂和評點，如蔡夢弼評點與注釋杜甫詩集，杭州陳氏書棚的老闆陳起與南宋許多詩人（包括高官中的詩人）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並主持了江湖集編輯出版，並由此形成了江湖詩派。

城市的繁榮為娛樂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兩宋都城以及許多中小城市（如揚州、建康、明州、永嘉之類）都是演藝業集中的場所，如滑稽戲、雜技、傀儡戲、皮影戲、說話、雜劇等。瓦子是藝人發展自己藝術的最佳場所，因為這裏培養了足夠水平的觀眾。藝人大多有文化，活躍於北宋熙寧崇寧間（10681106年），在汴京瓦子裏說諢話的藝人張山人（張壽），以能編造諢話和十七字的幽默滑稽詩著名。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中記載，某丞相死於任上，有無名氏作詩嘲諷他，於是官府出重賞捉拿詩作者。有人懷疑是張壽所為，開封府尹抓到張，張說：某乃於都下三十餘年，但生而為十七字詩鬻錢以餬口，安敢嘲大臣？縱使某為，安能如此著題。府尹大笑着把他放了。

兩宋有許多名為妓女實際上是富於才藝的藝人，如一些官妓聲妓藝妓商妓，她們不僅能夠唱歌跳舞，而且大多賣藝不賣身。她們大多有文化，甚至能與登上官場的著名文人唱和。我們讀【全宋詩】【全宋詞】就可以讀到她們的作品。

宋代文化產業還包括一些富於文化品質的手工業，如飲食行業、陶瓷業、茶業以及木雕、竹刻、漆器、銅器、金銀器、碑帖、印章、筆墨紙硯的製造等，都需要文化人的參與。高品質手工業的發達也需要大量的文人參與，為文人餬口提供了保障。

第四類就是落魄江湖的讀書人了。如【清明上河圖】中賣卜測字的先生，走江湖賣野藥的道士、游醫等。（具體可參見【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這樣數量眾多、教養與謀生方式與以前迥異的文人，宋以前是不多見的，而宋以後，直到近世的文人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