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談封建王朝反腐難題·皇權專制生來就有『腐敗基因』

張宏傑談封建王朝反腐難題·皇權專制生來就有『腐敗基因』

張宏傑，蒙古族，1972年生於遼寧。百家講壇特邀主講嘉賓，作家、歷史學者。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學士，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後，現就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

張宏傑的筆觸關注的主要是歷史、文化和國民性，創作了大量歷史文化散文，曾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 遼寧文學獎等文學獎項，並獲得2006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年度散文家獎提名。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坐天下】【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給曾國藩算算帳】等。曾在【百家講壇】主講【成敗論乾隆】，大型紀錄片【孔子】【楚國八百年】【戊戌變法】總撰稿。

腐敗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頑疾，所有的傳統王朝誕生之初，都攜帶著腐敗基因。歷代統治者爲了根治它無不想盡辦法，但是沒有一個朝代能夠有效治理。細數中國歷代王朝，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勃然而興後不久就越來越深地陷入腐敗泥潭之中，最後也大多因腐敗症候群而走上滅亡之路。這種腐敗的產生和發展，基於以下幾種因素。

一

權力決定一切

我個人認爲，傳統社會裡的權力決定一切，應該爲腐敗的產生負總責。

自秦朝至清末，從政治層面講，中國歷史基本上就是一段皇權專制不斷強化的歷史。而皇權專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敗。

皇權專制制度的根本特徵是，皇帝不是爲國家而存在，相反，國家是爲皇帝而存在，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用黃宗羲的話說，從秦朝開始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天下之害盡歸於人。黑格爾則說傳統中國是普遍的奴隸制。只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隸。這句話在中國史書中得到這樣的註解後梁宰相敬翔曾對梁末帝朱友貞說：臣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

這種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襲產業，整個國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財產，全體臣民都是爲皇帝奔走。這就是所謂的竭天下之財以自奉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這種狀況本身當然就是最大的腐敗。

利益如此巨大，風險當然也高。爲了保證自己及後代的腐敗特權，皇帝們建立起龐大的官僚體系，試圖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於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萬里，凡所以固位養尊者，無所不至。這就導致權力籠罩一切。

傳統中國是一個權力決定一切的超經濟強制的社會。馬克思稱之爲行政權力支配社會。憑武力奪取天下的中國皇帝，可以憑一己之喜怒，把國家像揉麵團一樣揉來揉去，對天下一切人隨意生之、任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秦始皇可以調集全國之力修陵墓、修長城，朱元璋在全國之內組織了數千萬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時代，尚可一道遷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內，人民搬遷一空。

不僅是大事由統治者決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麼樣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統治者來具體規定。比如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對細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明確要求。他規定金繡、錦繡、綾羅這樣的材料只能由貴族和官員們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於四種：綢、絹、素紗、布。他還規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製花樣、金線裝飾。也就是說，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裝飾。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訪，發現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繡了花紋，勃然大怒，回宮後，以民間違禁，靴巧裁花樣，嵌以金線藍條，專門下令，嚴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後來北方官員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過不了冬。朱元璋遂格外開恩，唯北地苦寒，許用牛皮直縫靴。就是說可以穿靴，但只許穿牛皮的，只許做成直縫靴這一種樣式。除了衣服之外，其他的生活起居也無不有明確的規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定製，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飾彩色。百姓喝酒，酒盞用銀器，酒注只能用錫器，其餘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實上，在中國古代，不存在公域與私域的區別，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權力來規定。

戰國時期，中國的統治者們認爲，不受權力控制的私營工商業乃是破壞自然經濟、威脅國本的大敵。因此中國多數朝代都對商人階層設置了歧視性規定。比如西漢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晉代爲了侮辱商人，讓他們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前秦皇帝苻堅規定去京師百里內，工商皂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朱元璋則規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敵國，也沒權利穿綢子。農民家裡只要有一人做生意，則全家不許穿綢穿紗。商人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歷代統治者都堅持利出一孔原則，就是所有的利益都要由權力來分配。所以在傳統時代，財富不能給自己帶來安全，因爲它隨時可以被權力剝奪。漢文帝寵幸爲他吮瘡吸膿的黃頭郎鄧通，特許他可以冶銅鑄錢，鄧通遂一躍而富甲天下；漢景帝上台，厭惡這個靠拍馬屁上來的人，於是鄧通就家財盡被沒收，寄食人家，窮困而死。洪武年間，朱元璋爲了消滅地方上的富豪之家，借洪武朝四大案，任意勾連地主富戶，唆使人們誣陷他們藏有貪官寄存的贓款，以便沒收他們的財產。此舉並盡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廬。三吳地區因此豪民巨族，劃削殆盡。地方上的富家大戶被清洗一空。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社會可謂是權力萬能。權力支配一切、覆蓋一切、規定一切。

因爲權力籠罩一切，所以通過權力，很容易獲得巨額財富。因此在傳統社會，人們對純粹的商業經營、經濟投資興趣不大，而對政治冒險、政治投機、權力經營十分投入。戰國時期的商人呂不韋是中國式權力投資學的開創者。他說，耕田之利不過十倍，珠寶之利不過百倍，而政治投資盈利無數。後來他果然也通過擁立子楚爲秦國國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家僮萬人，食洛陽十萬戶。在古代中國，要想致富並且保持財富，只有通過做官：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而經商者往往富不過三代，因爲面臨財產隨時有可能被權力剝奪的巨大風險，他們往往將錢財用於消費而非擴大再生產。

權力支配一切，特別是支配經濟利益，是古代中國制度性腐敗的基礎。

二

權力不受約束

中國傳統社會中支配一切的權力，受到的約束卻極小。傳統社會歷來講究人治，因此在權力運用上表現出極大的任意性。雖然歷朝歷代都爲了規範君權、約束臣權進行了很多制度設計，但是有治人無治法的人治原則，使這些精心設計的權力防範機制很容易在實踐中失去效用。這突出表現在歷代監督機制的虛化上。

中國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視監督機制建設。在依賴官僚系統的同時，如何有效監督這個系統，是歷代帝王一直在竭力思考的問題。所以中國古代監察機制的嚴密程度在很長歷史時期之內都在世界上居領先地位。

中國古代監察機制形成於秦漢，成熟於隋唐，明清時期達到頂峰。這套機制的特點：

一是系統獨立，垂直管理，直屬皇帝領導。監察官員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其他機構和官員的制約。早在漢代，漢武帝就分全國爲十三個監察區，稱之爲十三州部，每部設刺史一人，負責一州監察，刺史與地方長官沒有任何隸屬關係。後來歷代監察官員，也都自成體系，監察首長通常都直接對皇帝負責。

二是監察官員位卑權重，以小制大。漢朝時，十三州刺史的官秩不過六百石，與縣令相當，但卻可監督秩二千石的郡守。明代也是這樣，明代監察官的品秩很低，給事中和御史均爲七品左右的小官。這些小官卻被賦予重權，諫官雖卑，與輔臣等。顧炎武評論說：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其志。也就是說，地位低，所以進取心強；而權力大，則能有效監督大員。

三是建立多重監察網絡，多種監察方式並用。漢代起，就設有中央和地方兩層監察網絡。明代朱元璋確定都察院作爲最高監察權力機關，執行對中央包括六部官吏的監察。在地方上設十三道監察御史，監察所轄各道，並且可以監督中央的都察院。並定期從中央派出御史巡查各道，稱爲巡按御史。另外各省行政長官對本地方本部門的官員同樣具有監察責任。這樣形成的多重相互制約監察網絡，使古代監察系統的嚴密程度在明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雖然歷代帝王在監察體制建設上殫精竭慮，但是總體來說，歷代王朝的監察系統發揮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特別是到了王朝中後期，基本都失去作用。

比如有清一代的所有貪污大案案發，或者是由政治因素主導，或者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引發，而朝廷的監察制度在幾乎所有大案中都沒有發揮相應的作用。

康熙年間轟動一時的尚書齊世武、布政使覺羅伍實等多名大員集體貪污案，是由兩位官員的妻子到京城控告，才引發社會轟動和皇帝關注的。原任陝西寧州知州，大計參革姚弘烈妻孫氏，叩閽控告原任甘肅布政使覺羅伍實、慶陽府知府陳弘道等勒索銀兩，又原任慶陽府知府陳弘道妻王氏，叩閽控告四川陝西總督殷泰等徇庇知州姚弘烈、將氏夫嚴刑拷訊，平時從不出頭露面的官員夫人親自告御狀，出了這樣轟動性的新聞，此案才得以查辦。

雍正時期侍郎伊都立貪污軍糧案發，則更有戲劇性。曾任山西巡撫伊都立，因罪被革職發往戰場效力，負責採買軍糧。他與下屬范毓馪共同貪污軍糧款項，伊都立貪污白銀兩萬八千多兩，范毓馪亦貪污白銀數千兩。范毓馪將銀兩分裝於軍糧袋子和衣物行李當中，行軍當中行李破損，銀兩不停掉出，後來隨行的軍人不斷撿到銀錠。撿元寶的事在軍中傳開，引起關注，二人方遭到查辦。

這樣嚴重的貪污案件長期未暴露，反映出清代監察機制形同虛設的狀況。

之所以出現這樣嚴重的失靈狀況，是因爲傳統監察機制通常都有以下不可克服的弊端：

第一，監察機構只是皇權的附屬，並不能監督皇權。

一般來講，傳統監察制度的設計是爲了監督官權而設的，它不但不是爲了監督皇權，反而是爲了強化皇權。雖然歷代都有諍諫制度，但是否納諫，則完全取決於皇帝的意志、品格甚至心情。諫官一片好心，但是諫言如果不合聖意，輕則遭貶，重則喪命。雖然歷代都有法律，有祖制，但是法律和制度其實都必須服從於皇帝的個人意志。皇帝很容易繞開制度、更改法律、法外施情、以情代法。所以一個王朝甚至一個時代，國家的精神面貌往往由皇帝一個人的精神面貌來決定。腐敗的程度也往往取決於皇帝個人的勤勉狀況。比如乾隆早期，因爲皇帝勵精圖治，厲行懲貪，所以腐敗程度低，但是到了乾隆晚期，皇帝意志懈怠，貪圖享受，收受貢品，貪腐也隨之在整個官場蔓延。歷史上一個王朝到了中後期，皇帝往往會放鬆對自我的約束和要求，在這種情況下監察系統就完全失去了作用。

古代皇權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能讓渡，所以傳統社會不可能對皇權進行有效監督和制衡。事實上除了皇權之外，古代王朝往往還有其他監管禁區。比如清代，雖然從制度上說監察官員可以舉報任何不法事務，但是事實上極少有言官敢於彈劾滿族王公貴族，八旗事務也一向被言官視爲言論的禁區。

第二，中國君主專制下的權力制約機制是封閉的、自上而下的線性模式，它排除任何外來力量的參與，特別是排斥民間的監督力量，因此是一種體制內的自體監督，效力非常有限。

因爲皇權不可分割的特性，所以官員無論分工如何，本質上都是皇權的代表。他們都處於同一權力體系之內，彼此之間並無根本衝突，都是既得利益群體和統治集團的一分子，即使反腐也是周期性的、局部的。受到同樣的遊戲規則的左右，這個遊戲規則就是官大一級壓死人，權力階梯上面的人可以輕易壓倒下面的人。所以監察官員打大老虎，隨時可能被其反噬。

所以傳統時代監察官員彈劾權臣的效果，完全取決於皇帝的心態。明代權臣嚴嵩得勢之時，曾經多次受到監察官員的彈劾，但言官證據確鑿的彈劾並不能撼動嚴氏分毫，言官本身卻或被奪官或被下獄。雖然最後由於御史鄒應龍等的參劾，嚴嵩被勒令致仕，但其根本原因是帝眷已潛移。再比如乾隆晚年，並不是沒有耿直的言官舉報和珅及其家人，只是他們的舉報完全產生不了作用。及至嘉慶親政，要除掉和珅，才授意言官舉報。

所以傳統時代，大多數時候監察官員只能打打蒼蠅。言官彈劾掉的，都是在官場上沒有根基沒有關係網庇護的小官。乾隆中後期，各省大案頻發，但很少是由言官揭露的。乾隆對此非常氣惱，每每責問言官：豈竟毫無聞見，何竟無一人奏及？乃竟始終緘默，又安用此科道爲耶？但是這種現象貫穿整個清代，科道官並沒有因皇帝的痛責而有所改變。傳統時代監察系統通常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則，那就是自己人通常不會找自己人的麻煩。比如明代監察官員們互相包庇，形成潛規則，稱之爲科不拾道，道不拾科。雖然分屬不同的監察系統，但是從來不會自相殘殺。凡官自科中升出者，自方面至於侍郎，縱有過惡，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糾彈。凡是出身自監察系統，以後雖然轉任其他，也從不會受到監察官員的彈劾。

除了以上幾點，傳統監察機制容易出現的一大弊端，是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很容易貓鼠一窩，在竊取天家利益的時候，結成同盟。

傳統官權不受君權以外的力量制約，特別是不受民眾的制約，因此權力可以很容易尋租。監察官員和其他官員一樣，受利益最大化原則支配，所以他們會輕易將手中的監察權力作爲向權貴們討價還價的資本。比如在權臣張居正秉政時，諫官言事必先請。所以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爲什麼歷代王朝後期，隨著官僚體系的腐敗，監察系統往往也會高度腐敗。

三

低薪制導致腐敗的惡化

權力籠罩一切，權力不受約束。與此同時，官員們卻又只能拿到極低的甚至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薪水。這就形成了渴馬守水，餓犬護肉的局面。

在中國歷史上，薄俸制是主旋律，有些朝代甚至採取無薪制。某些王朝比如宋代對中高級官員局部實行了高薪養廉，但是對廣大低級官吏一直是薄俸制，因此從總體上說，宋代也是一個低薪制的朝代。而且歷代王朝在遇到緊急情況財政緊張之際，最喜歡採取的措施就是扣發甚至停發百官薪俸，這就更造成官員們生活壓力巨大。

傳統社會的低薪制，到底低到什麼程度，離滿足基本生活相差多少？關於這個問題，我曾專門作過分析，比如曾國藩在做翰林院檢討時，年收入爲一百二十九兩左右，年支出爲六百零八兩左右。赤字四百八十兩左右，需要自己想辦法彌補。這是當時京官的常態。

在低薪制下，像明代海瑞那樣嚴守國家規定，不謀求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生活自然朝不保夕，非常困苦。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漢桓帝時的名臣朱穆，長期任中高級官員，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東漢那些級別低的官吏，不但不能養活妻室兒女，甚至連冬夏衣被也買不起。

低薪薄俸有很多好處，比如爲朝廷節省了大量的財政支出，有利於擴張官僚體系規模，也有利於培育出一批清官。

但與此同時，薄俸制也有著巨大的危害，因爲它容易誘發腐敗，並導致腐敗的普遍化。

即使是最低薪的朝代，也仍然會有個別清廉官員出現，所以對個體來說，低薪只是貪腐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但是，從歷史大數據來看，收入過低，很容易引發大面積的貪腐。權力控制了幾乎一切資源，受到的約束卻極弱。在這種情況下，再讓權力所有者的收入無法滿足正常生活需要，這就如同讓一條狗去看著一塊肥肉，卻一天只給它二兩粥喝，那麼無論你怎麼打它、罵它、嚇唬它、教育它，它也還是要偷吃，因爲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

在生活艱辛之際，只有一小部分官員能像曾國藩那樣，以堅定的理學信仰來抵禦物質誘惑。大多數人卻不可避免地把手伸向灰色收入，導致第一次失身。而腐敗這件事，有了第一次，就很容易有第二次。所以低薪制很容易誘發腐敗，並導致腐敗的蔓延。明清兩代是中國歷史上薪俸最低的兩個朝代，這兩個朝代後期的腐敗程度之深，面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登峰造極。這兩者之間，並非只是一種巧合。

腐敗的危害是巨大的，它會導致官僚體制失效，統治效率低下，嚴重危及政治穩定，甚至導致國家政權的傾覆。提高官吏俸祿從表面上看會增加百姓負擔。但是這其實遠比官員毫無節制地盤剝百姓給民眾造成的痛苦要輕。

這個道理，統治者並不是不懂。在中國歷史上，關於廉政與俸祿之間的關係闡述得已經非常充分了。早在先秦，管子曾經說過：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漢宣帝、唐玄宗、宋太祖等很多皇帝都指出低薪註定導致貪腐。道理如此清楚，那麼爲什麼在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統治者還是堅持要實行低薪制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是官僚系統的不斷擴張，導致財政無力負擔。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鮮明的規律，那就是歷代官吏數量呈不斷擴張趨勢。明代劉體健稱：歷代官數，漢七千八百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到了明代，文武官員共十二萬餘人。

另一個規律是每一個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數量比較精簡。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無不成倍增長。

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非常單一，傳統賦稅又主要只有農業稅一途，官吏數量過於龐大，使得俸祿成爲財政支出的第一大項。爲了節省開支，薄俸制就成爲大多數時候不得已的選擇。

第二，是皇權專制的自私短視本性。

我們說過，皇權專制本身是一項極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設計原理是千方百計保證君主的利益，損害其他社會階層的利益，這其中就包括官僚階層的利益。

第一個表現是想方設法壓低官員俸祿。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皇帝好比一個公司的老總，百官好比員工。壓低員工工資，保證自己的利潤，對老闆來說是一種本能的偏好。而且一遇到財政困難，皇帝們首先想到的都是削減甚至停發百官工資。

第二個表現是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中，不斷向中央傾斜。君主專制制度的發展，使得財政體制也朝高度集中發展，財政安排上對中央財政考慮得越來越多，不斷向中央傾斜，就導致地方政府經費無著，只能另闢渠道搜刮百姓。

第三個表現是高級官員收入往往比較容易得到保障，而廣大基層官吏的工資通常很低。這是因爲從皇帝的視角來看，他接觸到的主要是中高級官員，聽到的主要是他們的呼聲。所以皇帝的賞賜，大多賞給了與自己有直接接觸的中高級官員。每逢調整俸祿標準的時候，由於主導權掌握在高級官員和皇帝手中，所以首先選擇的是解決中高級官員的生活問題。因此歷代俸祿改革，結果通常都是中高級官員俸祿不斷增長，低層官吏的生活缺乏考慮。

第三，是制度惰性。

一般來講，一個王朝剛剛建立之時，經濟水平包括物價都比較低，實行低薪制在某種程度上情有可原。但問題是，隨著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應該及時調整薪酬水平，但是皇帝們往往以祖制爲由，拒不調整。

因爲革除陋規涉及根本性、大規模的財政改革，要把各種辦公經費全部列入政府預算，政府也相應地提高稅率。但是清代皇帝，以康熙爲代表，都迷戀輕賦薄稅的美名，把盛世滋丁，永不加賦作爲自己的政績，不肯下功夫對財政稅收體系進行理性分析和合理設計。只有雍正皇帝能做一定程度的突破，進行了養廉銀改革。其實清代的絕大多數陋規，都可以用正式的稅收來取代，讓這些收費曬在陽光下，一方面可以解決政府實際支出困難，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對百姓的壓榨。但統治者拒絕作出必要的調整，其結果只能是富了官吏，窮了百姓，禍害了地方，也敗壞了王朝的統治秩序。

總而言之，低薪制甚至無薪制，原因是基於以皇權爲核心的傳統財政制度的自私性與短視性。從皇帝的視角看來，採取薄俸制和低餉制既省心省力，又爲國家節省了大量財政經費。但事實上，這都是典型的掩耳盜鈴之舉，對最高統治者來說，同樣是占小便宜吃大虧。因爲大部分官員會選擇謀取灰色收入，最後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比開足工資要大得多。

結論

從歷史上汲取經驗和教訓

中國是一個特別重視歷史的國家，史籍汗牛充棟。中國又是一個不太善於借鑑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國家，因此，閱讀歷史，反思歷史，並得到有益的啟示，並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反思中國歷史，如果想要有效治理腐敗，要從三個方面入手。

第一是減少政府權力，減政放權。這既是社會發展的必要，也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是減少權力尋租、剷除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

第二是強化對權力的約束，建立有效的權力制衡與約束機制。

第三是建立合理的薪酬水平。

原標題：腐敗：古代王朝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