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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藥的由來，一個公認的觀點是『源於生活實踐』，一個基本的說法是『藥食同源』，即古代先民為果腹之需，往往飢不擇食，其間難免會誤食一些有毒或有劇烈生理效應的動、植物，以致引起嘔吐、腹瀉，甚至昏迷、死亡。經過無數次試驗，逐漸形成了對某些動、植物可食或不可食的認識，並又從中慢慢發現，某種病痛發作時在吃了或誤食了某種動、植物後，病痛得以減輕或解除，進而有了藥物的認識和積累。這就說明中藥與食物是同時被發現的，藥、食之間起初並無明顯的或絕對的界線。至於礦物藥的發現，則與採礦與冶煉業的興起有關，也可能存在着誤食的現象；人工製品如酒、醋、神曲等的發明，則與火的應用、烹調術的進步有關。顯而易見，這是一個極為漫長、艱辛而危險的過程。古人要通過反覆積累，從無意識的偶然體驗，到有意識的試驗、觀察，才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藥物知識。此後，隨着中醫理論的形成，並在其指導下使用，才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中藥。
對於中藥起源及其功效認識的說法，其實還存在着諸多疑問，筆者茲提出有關思考與同道商榷。
現存最早的中藥學專著是約成書於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簡稱【本經】）。該書顯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而是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補充和完善過程，是對其前的中藥學知識的整理與總結。書中提出了藥物的四氣五味、有毒無毒、配伍法度（七情和合與君臣佐使）、服藥方法、劑型選擇等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中藥學的理論基礎，對後世本草學的發展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中藥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本草經集注】【新修本草】【證類本草】【本草綱目】等，都與【本經】有着很深的淵源。
值得一提的是，【本經】的話語體系與此前成書的【黃帝內經】已實現了基本契合，彌補了【黃帝內經】方藥匱乏的不足。對中藥功效確認的基本方法是以效定功，即通過反覆觀察應用後的反應，來確定某種藥物的功能。這一過程即使撇開受用者的年齡、性別、飲食、性情等複雜因素，也還至少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使用單味藥物；治療同一病症；臨證反覆應用。若不能滿足這些條件，確認的某種藥物的功效就有可能是不全面的，甚而是不準確的。平心而論，【本經】中記述的藥物的功能、主治真正符合上述條件的恐怕並不多，那麼對【本經】內容的澄清、驗證也就成為其後歷代藥學家、醫學家的重要任務。
縱觀中藥學史，儘管有發展，但對藥物的研究認識方法並沒有根本改進，多是在【本經】基礎上的修訂、更正和補充，且補充明顯多於更正。也就是說，後世本草大都沿用了【本經】的說法，而補充的大量藥物——由【本經】的365種至【本草綱目】的1892種，也同樣帶有過多的主觀因素，對藥物功效的認識很多當屬於一家之言，且有些認識經不起推敲與驗證。如【本草綱目】中記述了很多未經系統觀察，僅屬於偶然之見的內容，以至於成為現今一些人非難或詬病中醫藥學的常用理由。
由於對單味中藥功效認識的不一致，加之藥物配伍帶來的千變萬化，這就給歷代醫家的臨床應用提供了見仁見智的機會。中醫學豐富的臨床經驗中，除了表現在對病證的病因病機的見解上外，更多地還是見於選方用藥上，即所謂用藥經驗。
用藥治病，首要悉其性能。清代醫家徐大椿形象地提出『用藥如用兵論』。他指出：『兵之設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後興；藥之設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後用，其道同也。故病之為患也，小則耗精，大則傷命，隱然一敵國也。以草木之偏性，攻臟腑之偏勝，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後無喪身殞命之憂……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他還指出：『善用藥者，亦必深知藥性之功力，而後能用之以治病。』
關於這一點，歷代醫家有頗多心得。如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創製或記述的方劑，用藥大都精當，成為後世典範，反映出他對所用藥物認識之精深。李東垣對風類藥有獨到的認識，在脾胃病中的應用頗顯匠心。【景岳全書】中有【本草正】2卷，列常用藥300味，但對人參、附子、熟地、大黃敘述尤詳，並模仿儒家四維（禮、義、廉、恥）之式，而將其稱為『藥中四維』。當代醫家施今墨先生用對藥的心得，焦樹德先生的【用藥心得十講】等，對藥物的認知都可謂細緻入微，表述生動貼切，實用性很強，值得研習效法。
此外，一些醫家還有着鮮明的用藥特色，表現為對某一藥物的偏愛，甚至為此而得新的稱呼，如『張熟地』（張景岳）、『嚴附子』（嚴觀）、『余石膏』（余師愚）、『陳柴胡』（陳平伯）、『烏梅先生』（劉鴻恩）、『石膏大王』（張錫純）、『祝附子』（祝味菊）、『徐麻黃』（徐小圃）、『嚴北沙』（嚴蒼山）、『陸黃芪』（陸仲安）、『石膏孔』（孔伯華）、『吳附子』（吳佩衡）等等。
然而，因缺乏明晰、嚴格的標準，系統細緻的臨床驗證，這類用藥經驗對臨床的指導意義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大，簡單地照搬沿用很易致偏顯弊。
中藥普遍存在着『一藥多能』的現象，如黃芪有補氣昇陽、益衛固表、利水消腫、托瘡生肌的功效，大黃有瀉下攻積、清熱瀉火、止血、解毒、活血祛瘀的功效，仙鶴草有收斂止血、補虛、消積、止痢、殺蟲的功效等等。顯而易見，這應是由其性味、歸經或所含成分所決定的。客觀地說，以中醫學的認知條件和認知方法，能把藥物的功效認識到如此細緻，委實不易。
關於藥物功效的表述，古今有異者並不鮮見。如白芍一藥，【本經】謂之『味苦平，主邪氣腹痛，除血痹，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通順血脈，緩中，散惡血，逐賊血，去水氣，利膀胱……』，其中的『利小便』在【傷寒論】的真武湯中即有所體現。而現行教材對此功效並未認定，言其能『養血調經，平肝止痛，斂陰止汗』。再如當歸，【本經】言其『主咳逆上氣』，而教材中也未採用。這種取捨不知所依何在？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無論是一藥一能或一藥多能，對這些藥之功效怎樣去驗證？因為臨床單藥治病幾無可能，而在複方中要驗證某一藥物的功效則難之又難。如此說來，尋找恰當的方法確認中藥的功效將是中藥研究中的當務之急，也是長久之策。
對有效成分的研究，是一個時期以來研究中藥功效最常用的方法。原本是想通過對有效成分的分析，找出其功效的物質基礎，並認定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這是一條可行之路。而多年的實踐卻證實，這種方法忽略了中藥成分的複雜性和整體性，除了有個別建立起了有效成分與功效的對應關係外，多數都未達到這一目的。一些中藥提取物，雖然在臨床治療中的針對性有所提高，但適應範圍卻大大縮小，嚴格說來已不再屬於中藥。
研究中藥的有效成分，無疑有利於對中藥功效的識別與認定，但這種將有效成分與功效對應的方法並不符合中醫學的原理，因而除非具有特異性功效而可辨病用藥外，如常山截瘧、茵陳退黃、鴉膽子殺阿米巴原蟲等，還是應強調辨證用藥，而對藥物的有效成分及藥理作用只能作為臨床參考。
目前，『中醫西化』現象很明顯，突出表現在對『病』的認識及對『藥』的運用上。不少醫者用藥的依據是病理而非病機、是藥理而非性能，在組方用藥時經常要考慮藥物的降壓、降糖、降脂、降酶、抗病毒、抗癌、強心等作用，割裂了理、法、方、藥的一體性，辨證論治的理念未得到體現，臨床自然難獲佳效。
毋庸置疑，現行教材及【藥典】中記述的中藥功效是經千百年應用認定的結果，是能經得起臨床檢驗的，但還遠未達到嚴謹、規範、清晰、無疑的程度。要實現這一目標，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系統整理古今文獻，力求去偽存真，從中發現確有價值的中藥功效，並通過規範的臨床研究加以驗證；建立符合中醫藥理論特色的中藥功效評價體系；將有效成分的研究與中藥功效的臨床研究有機結合；重視中藥功效術語的規範化研究。
(文中所載處方、治法請在醫師指導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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