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百年來儒學的發展和起伏

作者：陳來

今天講演的主題是有關於20世紀的儒學發展。『發展』這個詞，容易給人一種印象，以為儒學的發展是一帆風順的。其實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就知道儒學的發展是充滿危機、困境、曲折的，它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

衝擊和挑戰

我想講的第一個大問題是衝擊和挑戰，就是要看看近百年的儒學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什麼樣的文化環境裡，面對怎樣的挑戰和衝突，在怎樣的情境中成長、發展的。

20世紀中國儒學的發展經歷了四次挑戰。第一次是清末到民初的政教改革。我們知道，1901年清政府發布了【興學詔書】，倡導全國建立新的學堂。這在當時是很重要的舉措。在這樣的倡導下，老的『儒學』慢慢衰微了，這裡講的老的『儒學』，是指當時的一種學校，就是以培養儒生、進入科舉體制的儒學學校在新的政策下式微了。

全國開始大辦新型學堂，這個舉措是對科舉制度一個很明確的挑戰。到1905年，更重要的事件就是清政府決定結束科舉制度。因為科舉制度對儒家的生存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可以說，在前現代的中國社會，儒家思想和文化能夠得以生存有三個重要的基礎：第一個基礎是國家、王朝宣布它為意識形態，正式頒定儒家的經典是國家的經典，這是很重要的，即王朝統治的推行。第二是教育制度，主要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規定了儒家經典作為文官考試制度的主要科目。當然還有第三個，就是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流行的這種家族的、鄉治的基層社會制度。

我們看晚清的戰略改革，科舉制度的廢除對儒家的生存造成了重大的影響。在1905年以後，雖然科舉制度結束了，但是清政府仍然決定在所有學校保留經學的課程；要求學校繼續在孔誕日能夠祭祀孔子。這點到了辛亥革命以後也改變了，辛亥革命以後，在蔡元培主掌教育部以後，就決定要廢祀孔、刪經學。我們一般講的『尊孔讀經』的教育，到了辛亥革命以後，也遭遇到了根本挫折。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儒家遇到了第一次重大的衝擊和挑戰，遭遇到了第一次困境，可以說這是非常重要的、帶有根本性的一個困境。

雖然是這樣，從清末到民初，在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儒家已經退出了中心舞台，但是儒家思想和文化仍然保留在倫理精神的領域。時隔不久，從1915年開始，到1919年，新文化運動興起，這就是我們講的儒學遭遇的第二次衝擊。新文化運動高揚批判、反思、啟蒙的旗幟，這種啟蒙就是引進近代西方文化的一種文化啟蒙。在這種啟蒙里，它是把中國傳統文化當作一個對立面的，特別是把儒家文化、禮教作為一個重要的、批判的對立面，這在當時是有其合理性的。當時甚至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樣一來，從清末到辛亥革命，從政治教育的舞台退出後，繼續保留在倫理精神領域的儒學，受到了第二次重大的挫折。我們也可以說，辛亥革命時對儒學的一种放逐，延續到了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繼承了清末到民初的『放逐儒學』的運動，把儒學從倫理的精神的領域，繼續放逐出去。因此，經過了新文化運動，可以說，儒家文化的整體已經離散、飄零。那麼，儒學怎樣生存呢？這變成了儒家文化在近代社會變化里碰到的一個大問題。這是第二次衝擊和挑戰，來自新文化運動。

第三個重大的衝擊，我想就是革命與『文革』。我把這個時代整個放在一起。經過了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徹底改造了舊的、以宗族為中心的鄉村秩序。因此近代有些學者就說，儒家所有制度性的基礎，都被斬斷、拆解了，失去了這些基礎以後的儒學已經變成一個遊魂了。這個『遊魂說』，講的就是儒家思想在它古代賴以生存的基礎，在近代文化的變化里被斬斷，原來的社會基礎全部被改造了。革命帶來的鄉村改造是非常重要的。同時，另一個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文革』，特別是『文革』中期以後『批林批孔』運動的出現，各種對於儒家、孔子的荒誕的政治性批判接踵而來，這可以說是對儒家文化又一次更大的衝擊。所以，把整個政治革命，跟社會改造和文化革命放在一起，我們說這是第三次對儒家文化的衝擊和挑戰。

在20世紀裡面，第四次衝擊就是改革開放前20年。如果熟悉從1978年以後所經歷的第一個十年，也就是改革開放的動員期，就會知道在改革開放的社會動員時代，在1980年代形成了一股啟蒙思潮。這個啟蒙思潮呼應了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也是以批判傳統作為一個主要基調的，儒家被當作了現代化的一個對立面。到了1990年代，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所帶來的功利主義盛行，對整個儒家的傳統，和整個中國文化的傳統，也形成了有力的衝擊。因此如果我們粗分，我想20世紀的儒家思想文化經歷了四大衝擊，這四次大衝擊對於儒家文化的命運造成了根本性的影響。

那麼大家就要問，是不是20世紀這一百年，對儒家文化僅僅是衝擊，而沒有機遇？雖然衝擊也可以當成機遇，但就歷史環境來說，應該說是有一次重要的機遇期，這個機遇期就是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勝利，也就是以抗日戰爭為主段的這個時期。因為這個時候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把民族保衛和復興，當成第一等的事情，由此保衛民族文化，復興弘揚民族文化，成了這個時期的一個文化基調，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儒家思想也抓住了這次機遇，實現了一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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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和建構

我講的第二個大問題，叫回應和建構。我們粗略地把儒學百年的歷程分為四個衝擊和一個機遇，也就是說百年歷史可以分成五個階段。儒家思想在20世紀的經歷、歷程和展開，面對這些衝擊挑戰所作的回應，也可以說是對應着這五個階段展開的。第一個階段，或者我們第一個要說的人，就是康有為。康有為關於孔教的設想，其實在辛亥革命以前已經有了。到了辛亥革命以後，他把這個問題提得更突出了，他自己和通過他的學生幾次提出法案，要立孔教為國教。

我覺得，這個做法自有其用意所在。從【興學詔書】到1905年教育宗旨，到1912年蔡元培主持教育部的時候，在政治和教育的整個改革對儒家的打擊面前，儒家已經失去它從前所依託的政治和教育的制度基礎。所以需要在一個新的框架里，找到它能夠生存、能夠發揮作用的基礎。這個設計，康有為想到的就是宗教，因為在西方近代文化的框架裡面，基督教還存在，也有把基督宗教定為國教的例子。因此他就想，在新的社會結構方式裡面，設計一個新的制度，使儒家能夠發揮作用。這就是立孔教為國教說，我們可以叫康有為的『孔教論』，他是第一個回應的代表。這個回應我們也可以叫做對儒學困境的『宗教的回應』。當然這個回應可以說失敗了，因為這些法案和建議都沒有通過，後來的發展證明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雖然沒有成功，但是我們也可以看作這是儒學在百年曆程回應衝擊的第一個環節，儒學在第一個階段所做的努力。

第二個階段當然就是新文化運動了。新文化運動到了後期，有一些新的變化，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西方有識之士的一種文化反思，和當時社會主義蘇維埃的出現。這些引起了當時一些優秀的、一流的知識分子，也開始重新思考中國文化的問題。在這階段出現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梁漱溟。他在1920年代初期就寫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本書可以說是百年來儒家文化對儒學困境的第二次回應。這個回應不是『宗教的回應』，而是一個『文化的回應』，文化哲學的回應。他認為，雖然在當下的中國社會，應當全盤承受西方文化，可是儒家文化和它的價值，代表了人類最近的將來的需要。這個最近的將來，指的就是一種儒家社會主義的文化，因為他所理解的這個儒家裡面，已經包含了社會主義的價值。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又包含了儒家的價值。所以他說，西方文化的特長是解決人和自然界的關係，人和物的關係，儒家文化的特長是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比如說社會主義要解決勞資糾紛的關係，這是和儒家一致的。

由於近代以來我們碰到的挑戰，實際上是整個近代西方文化，對中國社會和文化造成的挑戰。儒家的回應也不能不對這個宏觀的文化挑戰作出回應。接下來我們看第三個階段，即『九·一八』事件爆發到抗戰結束，這個時代出現了一組『哲學的回應』，它們不僅是這個時期民族主義運動高漲的產物，這些哲學的回應也不是對特定的某一個文化思潮的回應，而可以看作是對整個近代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和挑戰的回應。其中有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賀麟等。熊十力的儒家哲學體系，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新【易】學』；馬一浮是講六經、六藝的，所以我們也許可以把他的儒學體系叫做『新經學』；馮友蘭的哲學體系當然是『新理學』，這是他自己命名的；賀麟是『新心學』。熊十力堅持孟子所建立的本心的哲學思想，依據大易的原理，把本心建立為一個絕對的實體，這實體是一個宇宙的實體，同時又建立了一套關於『翕闢成變』的宇宙論，所以他把他的宇宙論叫做『體用不二』的宇宙論。他的哲學思想是一個注重宇宙論建構的儒學體系。馬一浮可以說是一個固守傳統文化的綜合性的學者，把傳統的經學、理學都綜合一體。他說，一切道術，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各種學科，統攝於六藝（六藝的一個講法就是六經，馬一浮所講的六藝就是六經），六經、六藝又統攝於一心，這又是一種古典的儒家的講法。馮友蘭的哲學是新理學，這是他自己定的名稱，他要繼承程朱理學對於理的世界的強調，通過吸收西方的新實在論，在哲學裡面建立起一個理的世界，作為儒家哲學的形上學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我們說，馮友蘭的哲學是一個注重形上學建構的現代儒家哲學。

至於賀麟，他公開聲稱自己是宗陸王之學的，他說『心為物之體，物為心之用』，講了一套同樣也是以心學為基礎的儒家哲學。但是賀麟更重要的角色，是他對儒學復興做了一個設計。他的口號就是『以儒家思想為體，以西方文化為用』，或者說『以民族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這就是他一套儒學復興的設計。

如果我們再考慮到梁漱溟先生，他自己後來的哲學建構不斷，特別是他從4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在完成一本書，叫做【人心與人生】。由這本書，我們可以說，梁漱溟的哲學體系是一個注重以心理學為基礎的現代儒家哲學的一個建構。

因此，我們以上說的這幾個哲學家，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馮友蘭、賀麟的工作表明，這個時期建構性的、新的儒學出現了，它們作為儒學對時代的回應基本上採取的是哲學的方式，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階段所看到的，是以『哲學的回應』為儒家存在主要方式的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正好是我們所說的百年儒學難得的一次歷史機遇。所有上述這些重要的思想體系的準備、闡發都是在這個時期，這是一個民族意識、民族復興意識高漲的時期，所以民族文化的重建也得到很大的發展。

第四個階段當然就是革命和『文革』階段。我們不能說這個時代就沒有儒學，如果我們看1950年代到1970年代這個時期，熊十力等這幾位思想家的變化，就可以看出，這是現代儒學調適的階段，就是結合吸收社會主義的階段。所以熊十力在50年代初期寫的【原儒》裡面，就提出要廢私有制，蕩平階級，這就是吸收社會主義思想的表現。梁漱溟後期寫的書，不只是【人心與人生】，還有著作【中國——理性之國】，專門講怎麼從一個階級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社會，怎麼從社會主義到共產社會，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來，這些思想家不是在社會裡消極地跟着時代，而是在思考怎麼跟這個時代的主題能夠有所結合。但是有一條是他們堅持的，就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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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隱和在場

第三個大問題，我叫做從潛隱到復興。回到比較近的時代，當然就涉及改革開放這個階段了。我把這個階段放到這裡來講。那麼，什麼叫潛隱？儒學的存在不能夠看作只是一個有哲學家存在的存在，不能認為有儒家哲學家存在，才有儒學存在，這是一種片面的看法。在這個時代，特別是在1950年代以後一直到今天我們看到的儒學的存在，正像李澤厚所講的，不僅僅是一套經典的解說，它同時是中國人的一套文化心理結構。於是，當一切的制度的聯繫都被切斷以後，它變成一個活在人們內心的傳統。特別是在民間，在老百姓的內心裏面，儒學的價值依然存在着。儒學在老百姓的內心裏面，可能比知識階層存活得更多，因為知識階層內心受到西方文化的侵染可能更多。

我們把在百姓內心存在的儒學傳統，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沒有自覺的一個狀態。中國人的倫理觀念，可以說幾十年來，從1950年代以後，仍然受到傳統的儒家倫理的深刻影響，它是連續的、沒有改變的。但是在不同的時代，因為它不自覺，所以，就會受到很多不同時代的環境的影響，或者不能夠非常理直氣壯地、健康地把它表達出來，有的時候會被扭曲。

這是我們必須強調的一點，就是我們在處理第五個階段改革開放的時候，甚至我們在看第四個階段以來的儒學的時候，我們的『儒學』觀念一定要變。

我想再探討一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時代裡新的儒學的存在方式。30年來在中國內地，我們可以說，沒有出現像1930-1940年代那樣的儒學哲學家，但是在這個時期，我認為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方面就是30年來的儒學研究，這種儒學研究構成了一套『學術儒學』的文化。什麼是學術儒學的文化呢？就是對傳統儒學進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學歷史發展演化的脈絡，來梳理儒學理論體系的內部結構，闡發儒家的各種思想，這套系統我叫做學術儒學。

第二方面我叫做『文化儒學』，文化儒學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近30年來，我們有很多文化思潮與文化討論跟儒學有直接關係，比如，討論儒學跟民主的關係，討論儒學跟人權的關係，討論儒學與全球化的關係，討論儒學與現代化的關係，討論儒學與文明衝突的關係等等，當然我們今天也在討論儒學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關係。在這些討論里，有很多學者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場，來表彰儒學價值的積極意義，探討儒學在現代社會發生作用的方式，在這一方面闡述了很多有價值的文化的觀念和理念。這些討論，我覺得它也構成了一個儒學的特殊的存在形態，我就把這個形態叫做文化儒學的形態。

所以，我們不能說，這30年來我們沒有儒學哲學大家，儒學就是一片空白，不是的。除了潛隱的存在形式以外，我們要找到並且定義一個近30年來『在場』的儒學文化形式，所以我用學術儒學和文化儒學，來概括這個時代『在場』的儒學存在。

第三個就是民間儒學。如我所講的，一方面是潛隱的、百姓不知的、日用不知的人民大眾心裡的儒學；另一方面是『在場』的、顯性活動的儒學，如學術儒學和文化儒學。『在場』的儒學除了學術儒學和文化儒學外，還有新世紀以來不斷發展的民間儒學。這就是我們在上個世紀末期已經看到的，今天仍不斷發展的文化形式，如各種國學班、書院、學堂、講堂，包括各種電子雜誌、民間出版物、民間讀物、兒童讀經班、各種儒家小學啟蒙讀物的出版。我想，剛才講的那個層次，不管是學術儒學還是文化儒學，大部分還在知識人活動的層面，但是在民間文化的層面，有當前中國人各個階層的更廣泛地積極參與。這是一個在民間實踐層面的文化表現，我把它叫做『民間儒學』。晚近十年來，『國學熱』受對民間儒學的推動很大。

最後，我想指出，進入21世紀，現代儒學復興的第二次機遇來到了。今天，從1990年代後期以來，隨着中國崛起，隨着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和發展，應該說今天中國已經進入了現代化的初級階段。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在人民的民族文化自信大大恢復的條件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化偉大復興，這個雙重複興的大局面正在到來。正是在這樣一個局面下，我們說儒學在現代復興的第二次機遇到來了。儒學怎麼樣抓住這次機遇，儒學學者怎麼參與這次儒學的復興，我想至少可以做幾方面工作：比如說重構民族精神，確立道德價值，奠定倫理秩序，形成教育理念，打造共同的價值觀，形成民族國家的凝聚力，進一步提升我們的精神文明，等等。這些方面可以說都是儒學復興運動中的重要工作。儒學只有自覺參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時代的使命相結合，和社會文化的需要相結合，才能開闢發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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