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家教構建禮儀之邦的基點

禮儀家教構建禮儀之邦的基點

【禮儀之邦】

摘要：重振禮儀之邦已成為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課題，而禮儀家教是構建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基點。儒家價值觀依託禮儀而成為了制度化的存在，由此深入地左右了中國社會這同時也使中國社會成了禮儀之邦。如果說禮儀建設是儒家價值觀的制度化，那麼禮儀家教則是如此制度化的落小、落細、落實。禮儀家教作為構建禮儀之邦的基點，就其作為個體德性培養的作用而言，主要是文明養成的最初實踐;就其作為個體德性培養的過程而言，主要化習慣為德性的自然而然。『五四』以後，由於種種原因，傳統禮儀不再成為家庭日常教育和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因此，中國作為『禮儀之邦』已經出現了名存實亡的危機。克服這一危機的起點是繼承禮儀家教的傳統，讓禮儀回歸家教。

當今社會流行的『家教』，是以給孩子請家庭教師補習文化知識為內涵的。其實，在中國本來的傳統中，評價某個人是否有家教，主要不是指文化知識，而是指道德修養，其外在的表現就是行為舉止是否合乎禮儀，通俗地講就是懂禮貌或懂禮數。傳統家教的名著【顏氏家訓】就貫穿着禮儀教育，作者顏之推指出：『吾家風教，素為嚴密。』其禮儀家教十分系統，『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即早晚實行奉養父母的溫清之禮，行走言談都要合乎禮儀的要求，神色安詳，謙恭謹慎。顏之推編撰這本家訓，是為了使這樣的家教門風得以傳承，『整齊門內，提撕子孫』。中華民族以禮儀之邦而著稱。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禮儀家教正是儒家修身的第一課，是構建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基點。現在重振禮儀之邦已成為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課題，只有讓禮儀回歸家教，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傳統才能得到繼承和發揚。

一、禮儀之邦：儒學價值觀制度化的產物

中華民族成為禮儀之邦，是儒學價值觀制度化的產物。這是禮儀家教作為構建禮儀之邦基點的前提。

孔子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即以禮治國，這一主張在漢代以後一直主導着中國社會。儒家之禮儀集中表現於『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三部經典，內容包羅了政治制度、宗教儀式、法典刑律、道德規範、日常生活準則等。廣義的制度是指組織人類共同生活、規範和約束個體行為的一系列規則，儒家之禮儀正可以這樣的制度概念予以概括。對於價值觀念之『仁』和制度規範之『禮』的關係，孔子認為前者必須通過後者才能得以普遍實現：『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因此，禮儀的實施就是儒家價值觀制度化的落實，禮儀之邦就是在這落實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

顯然，禮儀之邦形成的歷史起點是儒學價值觀成為主流價值觀;而這又是通過確立禮儀即儒學價值觀制度化而實現的。儒學價值觀成為主流價值觀無疑是在漢代。但這並非如一般人們印象中那樣簡單：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於是儒學三綱五常的價值觀就得到了確立。歷史的事實是：漢武帝宣示『獨尊儒術』的53年以後，在公元前81年召開的鹽鐵會議上，官位僅次於丞相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賢良、文學等儒生展開激辯，前者批駁後者的儒家重『仁義』的價值觀，並明顯地占據了上風。這表明儒學價值觀即使在最高領導層內也沒有得到普遍認同。鹽鐵會議是在漢昭帝時召開的，繼漢昭帝之後的漢宣帝還是強調：『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

歷史從西漢演進到東漢，公元78年召開了白虎觀會議。這距鹽鐵會議已經有近百年之遙。陳寅恪認為根據這次會議編撰的【白虎通義】標誌着儒家三綱五常價值觀通過制度化而得以確立。他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託，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在他看來儒學價值觀在漢代以後的有效確立，不在其思想學說之精深(就此而言不如佛道)，而在其社會歷史過程中的制度化：『儒者在古代本為典章學術所寄託之專家。李斯受苟卿之學，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實為儒家一派學說之所附系。【中庸】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即太史公所謂「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之「倫」)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於始皇之身，而得以實現之也。漢承秦業，其官製法律亦襲用前朝。遺傳至晉以後，法律與禮經並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為，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實為儒家學說之具體實現。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關於學說思想方面，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所謂『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就是指儒家禮儀對於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生活制度的影響，這說明了儒家價值觀依託禮儀而成為了制度化的存在，由此深入地左右了中國社會。這同時也使中國社會成了禮儀之邦。

二、禮儀家教：文明的養成與化習慣為德性

禮儀家教作為構建禮儀之邦的基點，就其作為個體德性培養的作用而言，主要是文明養成的最初實踐;就其作為個體德性培養的過程而言，主要化習慣為德性的自然而然。

重視禮儀家教對於文明養成的作用，是與中國傳統社會以家族為本位的特點分不開的。在以家族為本位的基礎上形成的以儒家為主導的傳統文化，如著名歷史學家錢穆指出的：它有兩個西方文化沒有的概念，一個是『禮』，一個是『族』。『在西方語言中沒有「禮」的同義詞。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裡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標誌着中國的特殊性。正因為西語中沒有「禮」這個概念，西方只是用風俗之差異來區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響所及地區各種風俗習慣的總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國各地的風俗，你就會發現各地的風俗差異很大。 然而，無論在哪兒，「禮」是一樣的。「禮」是一個家庭的準則，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務和外事』;『中國文化還有一個西方文化沒有的概念，那就是「族」』，家族的形成是與『禮』所規定的準則從家庭成員延伸到所有親戚相聯繫的，『只有「禮」被遵守時，包括雙方家庭所有親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換言之，當「禮」被延伸的時候，家族就形成了，「禮」的適用範圍再擴大就成了「民族」。中國人之所以稱為民族，因為「禮」為全中國人民樹立了社會關係的準則』。這就是說，由於作為全民族社會關係準則的『禮』，首先是以家庭為原點，然後擴展到家族和民族，所以，中國傳統的家教就把禮儀放到極其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了。俗話說『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家規的形成和延續無疑是依賴於家教的，各家的家規會有不同，但它們都是以普遍性的『禮』為依據的。因此，舊時所謂書香門第，在住宅的大門上，往往寫着『詩禮傳家』四個字，以標榜門風家教。這樣的家教傳統在孔子那裡就已經存在了。【論語·季氏】記載，陳亢問孔子的兒子孔鯉：『你是老師的兒子，一定得到老師特別的傳授吧?』孔鯉回答道：『父親對我的教育，其實和大家是一樣的。如果說有單獨的傳授，那只有兩次。有一次，他老人家獨自站在庭中，我從他面前走過。他問我：「學詩了嗎?」我說：「沒有。」他說：「不學習詩，就不會說出有文采的話。」於是我開始學習詩。不久，他又站在庭中，我又從他面前走過，他問我：「學禮了嗎?」我說：「沒有。」他說：「不學禮，就不能在社會上立足。」於是我又開始學禮。我獨自受到父親教導，就是這兩次。』陳亢聽後高興地說：『我問了一件事，卻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詩、禮的用處，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繼承的家風是詩和禮』。以後儒家思想被稱作『禮教』，其中的重要涵義就是以禮為教，即通過禮制而實現教化的價值。因此，傳統社會把禮儀作為家教的基本內容，並以是否知書達禮來評價某個孩子是否有家教。

在【論語】中孔子幾次強調『不知禮，無以立』，把對於禮儀的家庭教育看作是孩子將來立足於社會的根基，是有見於人和動物的區分。人們呱呱墜地時是自然人，也就是說只具有類似動物的本能，要從這樣的自然人成長為被社會所認同的人，就必須按照社會通行的行為準則即禮儀來規範自己。這就是說，家庭禮儀教育是孩子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所以，【禮記·冠義】說：『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記·曲禮】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知自別於禽獸。』認為人與動物的區分不是語言的有無，而是是否有禮。就是說，如果沒有禮儀的規範，人只是衣冠禽獸。正是有見於此，傳統禮儀的有些規定是為了抑制人依然遺留着的動物習性。如【禮記·曲禮】中的如下規定：『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歌，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喔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歌醢。』取飯時不要把飯摶成團，不要把手中的余飯放回食器，喝湯時不要傾流不止，上菜時舌頭不要在口中作聲，不要把骨頭啃得有響聲，不要把咬過的魚肉放回食器，不要把肉骨扔給狗，不要專吃最好的食物，不要用手揚去飯的熱氣，吃黍時不要用錯餐具，吃羹時不要連羹中的菜都不嚼就吞下去，不要重調主人已經調好的羹，不要當別人面剔牙，不要重調主人已經調好的肉醬。如此詳盡的規定，是為了使人們自覺意識到，即便吃飯，也應該在端飯舉筷之際體現有別於動物的進食習慣。就是說，家庭作為孩子文明養成的最初的搖籃，首先是從養成其合乎禮儀的行動規範開始的。【論語·憲問】記載：有位『闕黨童子』常為黨正(基層行政單位負責人)傳信，孔子見其行為不合乎禮儀，大模大樣地與長輩並排同坐和並肩而行，於是斷定他只是急於出人頭地，成人後無論在學問上還是在品德上都將不足為道，『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這個童子有如此舉止，顯然是缺少禮儀家教所致。可見，沒有禮儀家教的最初文明養成，孩子很難真正地健康成長。

如上所述，儒家的禮儀建設是為了將其價值觀念制度化，因而禮儀教育的目的在於涵養個體的德性。禮儀家教的重要在於使禮儀涵養德性的過程成為化習慣為自然的過程，而不是空洞生硬的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