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車別:張獻忠屠川之說的辨析

張獻忠屠川之說的辨析

原創2016-08-18杜車別

史料來源梳理

1、史料來源梳理

滿清豢養的御用文人和洋人奴才告訴我們張獻忠是一個為殺人而殺人，歇斯底裏的精神病患者，所以他把四川人屠殺光了。

那麼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呢？張獻忠是不是這樣一個神經病呢？

首先我們要對記載張獻忠屠四川的各種史料進行一個辨析。

孫次舟寫的【張獻忠在蜀事跡考察】對清人寫的張獻忠屠川史籍有一個論述。

滿清官修【明史】張獻忠屠蜀的記載來自於康熙『御用特務』王鴻緒系統改編的【明史稿】（以萬斯同的【明史稿】為基礎）。

【明史稿】對張獻忠屠蜀的記載有兩個史料源頭，一個是【綏寇紀略】，另一個是毛奇齡的【後鑒錄】。

【綏寇紀略】的史料源頭又是【鹿樵紀聞】，毛奇齡【後鑒錄】的史料源頭則是馮甦的【見聞隨筆】。

【鹿樵紀聞】現在已經沒有完整本流傳於世，只殘存三卷，據孫次舟所說『不但殘缺不全，內容也有被後人改動的痕跡（參「神州國光社」本所載畢沅跋文）』。

【綏寇紀略】則是在【鹿樵紀聞】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系統篡改後的結果，孫次舟說【綏寇紀略】的作者是吳梅村，但據他自己引用的全祖望說法，顯然不成立的。全祖望在【跋綏寇紀略中】說『陳令升曰:「梅村綏寇紀略，不類其集，疑非梅村所為」。……及見林太常璽菴答先贈公帖子，謂此書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遺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為不肖門生鄒漪竄改十五，遂無完本。』(【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

也即【綏寇紀略】是吳梅村的不肖門生鄒漪對【鹿樵紀聞】篡改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內容後形成的結果。

而滿清在把【綏寇紀略】內容收錄進【明史稿】的時候，又做了更進一步的篡改，關鍵的地方顛倒了事件的時間次序。

比如【明史】張獻忠傳中說『於是我兵擒獻忠出斬之。川中自遭獻忠亂，列城內雜樹成拱，狗食人肉若猛獸，虎豹齧人，死輒棄去，不盡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遍體皆生毛。』

這段話中的『雜樹成拱，狗食人肉……遍體皆生毛』是從【綏寇紀略】裏抄來的，給人的感覺這就是張獻忠被殺時四川的情形。

而【綏寇紀略】原文在敘述張獻忠死，到『城中雜樹皆成拱』之間，有長達兩頁，一千多字的內容。敘述的內容包括了袁韜、武大定、楊展、呂大器、劉文秀等軍隊活動的情況。

然後是『文秀遂據蜀。又累年而後平，蜀亂久，城中雜樹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鋸牙，若猛獸。……』[1]

很顯然，編篡【綏寇紀略】的人本身為迎合滿清統治者的需要，在敘述的過程中竭力把四川殘破荒涼的恐怖景象說成是張獻忠和張獻忠死後十幾年抗清軍隊活動的結果，這已經是奴才替主子極盡遮蓋粉飾之能事了，對滿清獸軍隻字未提，只含糊的說了一句『又累年而後平』。

那為什麼到了修【明史】的時候，滿清主奴對這樣的描繪還不滿意，要進一步篡改呢？

只能說是做賊心虛，擔心承認四川這種全省殘破的景象其實是在張獻忠死後十幾年，那無論給其他抗清軍隊潑再多的髒水，還是會露出馬腳，別人依舊會聯想到清軍頭上。所以覺得篡改還不夠徹底，還不安全。只有進一步顛倒時間次序，索性全部推到張獻忠頭上，這樣可以讓清軍徹底擺脫干係了。

到這裏，【鹿樵紀聞】到【明史】這條線已經清楚了。

再看另一個源頭馮甦的【見聞隨筆】，馮甦曾經賣身給吳三桂為奴，後又成為清廷奴才，招撫廣東。其寫【見聞隨筆】是受了主子之命，專門寫出來（或者說偽造出來）供清廷修【明史】之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裏說：

『時方開局修【明史】，總裁葉方藹以甦久官雲南，詢以西南事實。因摭所記憶，述為此編，以送史館。毛奇齡分纂【流寇傳】，其大略悉取材於此』。

其書據清咸豐年間葉廷館考證是抄襲【劫灰錄】的基礎上再加以偽造篡改而成的結果，如孫次舟所說『馮甦奉命撰寫的【見聞隨筆】，是抄襲與偽造的混合品。』

以上是清朝官修【明史】關於張獻忠屠川之說的各史料源頭分析。而大量其他野史性質的記錄呢？

絕大部分都是按照滿清官方的口徑，或互相抄襲的基礎上添油加醋，或雖有當時人記錄，卻系統改編後的結果。

如【蜀碧】本身就是乾隆時期的清廷奴才，偽翰林院庶起士，御用文人彭遵泗為迎合主子意圖而寫的，基本上是把前面清廷偽造的一批史料又來一次收集整理和加工。

還有一些野史的作者自稱是明末清初親歷四川戰亂的人，但一查考其書年代，都是清朝晚期甚至民國時期才冒出來的。

比如費密的【荒書】是清朝光緒年間出現的，歐陽直的【蜀亂】（蜀警錄）是清朝道光年間出現的，沈荀蔚【蜀難敘略】則是民國時期出現，馮之珒的【馮氏歷亂記】也是民國時期出現。

其出版前言大同小異，都是其子孫說先父先祖所作，秘藏不示人，然後最近才有機會刊刻云云。

如果這些書確實觸犯滿清文字獄忌諱，不得不秘藏多年才晚出，倒可以理解。但實際上這些書內容大同小異基本都是按照清廷口徑把四川屠殺的責任推到張獻忠和抗清義軍的頭上，對滿清罪行避而不提。

這些書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壓根是偽書，所謂作者親歷純系虛構，不過是假託姓名。主要事件處處注意與官修史書一致，細節的地方，搜羅各種野史基礎上，混合雜糅，自己添油加醋編造一些東西進去就完事了。

另一種可能是確實有明末清初之人留下的原始稿本，但在兩百多年的時間裏，已經被其後人按照清廷官方的口徑進行過系統的刪除、改寫。

如歐陽直的【蜀亂】，關於明末崇禎時期四川情形的記載不觸犯滿清忌諱能夠存留下來是可能的，而清初順治年間的大部分內容當為其後代按照清廷官方口徑編纂而成。

由這類性質的書籍要想判斷清初四川的真相基本不可能。

這其中可能只有傅迪吉【五馬先生紀年】（現存道光時傅錦濤據原稿的手抄本和光緒時傅春霖的抄本）是一個例外，這本書的內容和其他書截然不同，對南明官員將領的稱呼保存了當時的原貌，許多細節不是當時親歷者，寫不出來，顯然並未經過後來者系統篡改。是價值極高的第一手史料。

還有一本書，是外國傳教士的【聖教入川記】，初版於1918年。這本書作者是古洛東，法國人，生於1840年。有些人曾經宣揚，所謂【聖教入川記】是明末外國傳教士用外文寫的，長期不為人知，然後在到了民國初年，才被發現，才翻譯成中文。

這是根本錯誤的，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是用中文寫的，根本沒有經過所謂翻譯，這一點可看人民出版社1981年四月版的【聖教入川記】出版說明。

而古洛東用中文寫的這本書又自稱是依據上海的某個耶穌會神父向他出示的明末傳教士安文思、利類思記載的抄本，然後再摘錄滿清官修明史中的記錄作為注釋。安文思在四川被滿清俘虜後帶到北京，據說寫有【張獻忠記】，【聖教入川記】的出版說明則稱【張獻忠記】『原本至今未發現』。

我又查法國的費賴之著，馮承鈞翻譯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在第八八傳安文思的注釋（五）中說『【一六五一年中國著名大盜張獻忠暴行記】。是編記張獻忠事。衛匡國(第九零傳)神甫曾采其文作【韃靼戰記】。原寫本現應藏羅馬耶穌會檔案中，杜寧一茨博特神甫記利類思、安文思二神甫事曾大采其文也。』

則【一六五一年中國著名大盜張獻忠暴行記】即為傳說中的【張獻忠記】，是此事的最原始文獻，【聖教入川記】、【安文思傳】、【利類思傳】、衛匡國的【韃靼戰記】張獻忠部分都是這一文獻的衍生品。但問題的疑點是張獻忠死於1647年正月（陽曆），何以書名卻是1651年，莫非作者是另有暗示？

我們有理由斷定這個【張獻忠記】是安文思被滿清俘虜之後，為了活命或者為了更順利傳教，秉承滿清統治者之意，出賣靈魂，偽造歷史，欺騙外人之作，其雖為外文記載，但並不忠實於歷史。

【聖教入川記】中記載的張獻忠完全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他殺人純粹是一種心理病態，精神失控的表現，殺完之後，又會後悔得自殺。如以下記載：

『一日，獻忠出城巡閱軍隊，見人數之少大不如前，且隨身官員不及登極初人數之眾。又見城中空無人居，而川省遭其殘暴，成為曠野。不覺憤火中燒，狂怒間抽刀自刎，被左右上前攔阻，未得斃命。』（【聖教入川記】第19頁）

到了同樣根據安文思記載來敘述張獻忠之事的衛匡國【韃靼戰紀】裏又變成了是張獻忠要去陝西，怕四川人反叛而進行的屠殺了。

這些敘述上的矛盾混亂，前後支離，恰恰是一切偽造歷史的記述慣有的通病。

若張獻忠是如此一個精神病患者，那不知道他是怎麼從崇禎二年帶領隊伍一直到順治三年，堅持整整18年之久的？他又是如何能委曲求全，數次假投降，接受招安，把明朝官員騙得團團轉的？又有誰會把這樣一個行為完全無法自控，隨時殺自己身邊人，甚至自殺的精神病當作領袖？恐怕只有精神病人才會跟着這樣一個精神病！

但從後來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人的表現來看，他們很理性，很正常，具備一切正常人具備的同情心，甚至有時候顯得過分的仁慈（比如李定國從雲南敗退的時候，為百姓着想，居然把大批糧食留給了清軍），和精神病沒有半點關係。

我們有理由相信，安文思這些人寫張獻忠的記錄，是直接在滿清頭目的授意和威脅之下進行的。以滿清近於變態和瘋狂的對輿論控制的心理，他們完全可能想到利用安文思等人，偽造歷史，欺騙包括外國人在內的所有世人。

清廷奴才以及安文思之類記述的張獻忠和大部分屬下，基本上是一群沒有任何理性的精神病群體，完全是為殺人而殺人，殺市民、殺讀書人、直至殺自己的軍隊，哪怕是再忠順於他們的人，只要言語行為略不對胃口，就下令屠殺。

但從滿清文字獄下倖存的一些資料來看，許多事實和這種描述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孫次舟摘錄1945年成都排印【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的【明殉節故紳北禮部主客司郎中李公諱含乙事實】中記述說

『是時獻逆亦僭號成都。所署偽縣令楊以為，親至家款奠(李母)，將以禮招公。公匿不往，潛卜地葬母。事畢，賊首吳之茂、趙萬邦將數千人至縣，聞公不出，大索村裏。……即縗絰扁舟至江干，挺身示賊。大叫曰……。遂奮投逆流中，賊眾爭駕小舟挽救。志在必死，急以頭沒水汛波。涌徊淺灘，竟為賊所獲。並邏得公胞兄儲乙公。驅入城，欲以禮送詣獻忠。公瞋目喝之……。賊怒，引出將加刃。儲乙公素剛直，不能忍，厲聲大罵，公惟仰天大笑而已。……賊知不可屈，乃係之獄中，以兵守之。』

李含乙要自殺，把他給救了上來，他兄長厲聲大罵，他仰天大笑都不殺，只是關在監獄裏，到最後李含乙還被劫獄給劫走了，張獻忠部下的耐心和寬容程度真是令人嘖嘖稱奇。

另外我在【天問閣集】裏也找到類似的例子，【渠縣李公傳】說其原為禮部郎中，母喪丁憂回鄉，正好遇上張獻忠攻陷四川，『時賊已略定蜀境，府縣遍署偽職』，偽知縣勸說其為張獻忠效力，他推脫葬母之後再說。『公曰：「吾故母未葬，乞寬假，葬母畢，即西爾。」蓋獻賊之偽國號西也，偽知縣信之，聽公葬。』

然後他聯絡舊部，和江上義民合謀，「陰收舊部曲與江上通，計劃已，遂忽攻城，擒偽知縣並偽諸將，斬之。渠得復焉」』

從這些記述看，張獻忠和其手下還是保持了相當程度的理性和忍耐，不但沒有濫殺人，甚至對明朝前官員都儘可能禮遇，以便籠絡人心。

這些都可以看出張獻忠或許極端殘暴，但他絕不可能是安文思等人描述的那個頭腦完全不正常的精神病患者。

可笑的是，安文思、利類思二人或許也覺得他們編造的謊言實在漏洞百出，又炮製了一些更離奇的神話來試圖自圓其說。

比如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如果張獻忠是他們描述的那樣一個殘暴的精神病患者，那為何偏偏放着他們這兩個洋人不殺？

這兩人給出的理由是張獻忠愛好西學，愛好西方天文，要留着他們製造天文儀器之類。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第237頁說『獻忠初得成都，人心歸之。蓋獻忠才具性情實有過人之處。其為人公正，慷慨聰明，練達、愛好學術』

這些話半真半假，說初得成都，人心歸之，當有真實成分，愛好學術云云則純屬不經之談、

這可以和【聖教入川記】第22頁中的『獻忠詢問二司鐸教內事件，並詢西學，問算學之事甚多。獻忠聞之，隨同左右辯論，頗有心得。其智識宏深，決斷過人，二司鐸亦暗暗稱奇。獻忠天姿英敏，知足多謀，其才足以治國。然有神經病，殘害生靈，不足以為人主。』對照

這些記載純屬為圓謊而編造的荒誕囈語。所謂張獻忠愛好學術，張獻忠愛好西方算學、天文云云，真是天花亂墜。

不顧及張獻忠壓根就是一個大字不識的文盲，一個粗俗至極的流氓惡棍殺人犯而已！

愛好西學，尤其喜歡算學，還可以就這些話題同左右辯論，還『頗有心得』，真是可以讓人笑掉大牙。

安文思小心翼翼迎合其滿清主子的歡心，偽造歷史，編造了許多類似性質荒誕不經，自相矛盾的故事，也並未給他來好運。

根據【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的安文思傳『一六六二年文思受鞠訊，受夾棍二次，擬絞。輔政大臣等釋不問，蓋欲為一網打盡之計也、(利類思撰【安文思傳】。)』

『自是以後，文思遂不復能盡其傳教之職，而執工匠之業，為幼帝康熙製造器物，蓋欲以此博帝歡，俾能繼續傳教也』

其受盡滿清虐待酷刑，仍舊如小丑一般，作工匠『以此博帝歡』，則其偽造歷史『以此博帝歡』，當然更不在話下。

其最後身死，也和所受滿清酷刑有關『文思棄世前三年，兩足夾棍傷發，痛甚，繼之以腫，夜不成眠，如是者三年，終於一六七七年五月六日歿。』[2]

安文思徒然獻媚，仍落得如此下場，亦可憐可笑至極。

另外衛匡國的【韃靼戰記】的詭異態度也能說明這批傳教士的問題。他對發生在眼皮底下的浙江、福建多處大屠殺如金華大屠殺，建寧大屠殺，完全以一種冷漠甚至幸災樂禍的殘酷態度加以敘述，對滿清毫無譴責之意。

比如敘述金華大屠殺的時候說『守將英明指揮，作戰勇敢，使韃靼人傷亡慘重，被迫遠離城池紮營。後來韃靼人從省城運來大炮，轟開城牆許多缺口，快要倒塌，由此進入城內。他們滿懷仇恨燒殺擄掠。城守在府宅裏用一桶火藥炸死自己和全家，以免他和家屬落入敵手』

這個被衛匡國以如此冷漠態度描寫的金華城守，就是前面幾段還說『他是我的好友』的朱大典。

而且前面他寫自己居住在溫州溫溪地方清軍破城的時候，衛匡國還無恥至極的欣然剃髮，『他問我願意不願意改換我的中國服裝，剃掉我的頭髮，我欣然同意。於是他讓我當場剃光頭。我對他說光頭不宜著中國裝，他脫下自己的靴子讓我穿上，把他的韃靼帽子戴在我的頭上』。

而與此同時溫溪居民正在被清軍獸兵瘋狂屠殺，這個衛匡國在字裏行間還恬不知恥，洋洋自得賣弄自己保命成功的策略。

至於衛匡國對建寧大屠殺的描繪更顯卑劣冷漠了，他說『（清軍）讓挑夫把大炮抗在肩上，輸運過山，將城池摧毀，進行屠城；我的友人函告我，死者計有三萬人；韃靼人對此仍不滿足，再縱火焚燒，把全城化作灰燼；這樣基督徒為禮拜上帝修建的莊嚴教堂，也被吞噬的火焰毀滅；但在教堂工作的教士卻奇蹟般的逃了出來。猶如命運將人們從索多姆（【聖經】中的罪惡之城）救出。索多姆一名很適用這個城，因為他犯下了叛逆罪。』

言下之意清軍屠城是應該的，其心態卑鄙殘忍，已經讓人無法用言語來表達。他當時就在福建、浙江等地流竄，可以說這些地方滿清屠殺罪行是他親眼目睹的，可是這個卑鄙之徒眼裏，只要能傳教，殺再多的中國人，都無所謂。

在這些傳教士看來，野蠻的韃靼人上台之後，只會對他們傳播宗教更為有利。畢竟文明水準降得越低，越可以讓他們得逞。而明朝知識分子追根究底的理性辯論，早就讓他們窮於應付，焦頭爛額了。

衛匡國對遠在天邊，毫無接觸和了解的張獻忠，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破口大罵張獻忠是『天生怪物』『該死的傢伙』『恐怖野獸，而不是人類』『批着人皮的魔鬼』。

放着他親眼目睹的清軍禽獸不去譴責，卻對一個遙遠的只是傳聞裏聽說的人如此狂罵，這種詭異的表現只能說是另有玄機。

從衛匡國身上，我們可以看清楚這些西方傳教士的卑劣心態。他們被清軍所俘虜，他們為保命，醜態百出，極盡阿諛討好之能事。他們為了討得清廷主子的歡心，對其狂暴屠殺輕描淡寫，甚至覺得理所應當。

在清朝主子的授意之下，他們肆意編造篡改歷史，以便為傳教掃平道路。當然最根本的目的是，他們既然要在清廷統治者的翼護下傳教，就當然要千方百計淡化清軍的獸行，否則豈非讓他們自己成為同流合污的惡魔了？

總之，滿政權在四川被屠殺光一事上，可謂撒下了天羅地網，絞盡腦汁動用一切可能手段粉飾掩蓋自己的罪行，把這當作國家工程來進行。

在百多年的文字獄配合下，從裏到外，從下到上，對所有可能的相關史料都進行系統篡改。為害怕自己的獸行暴露於世，甚至對被他們俘虜的傳教士，都威脅利誘，唆使他們寫篡改歷史的著作。由於當時在華傳教士頗多，所以完全可以利用這些傳教士不擇手段達成傳教目的之心理，以及通過不同傳教士之間互相監督控制來達成這種目的。

對各種關於張獻忠屠川的史料辨析就到這裏，下面說事實本身。

張獻忠四川初期統治還是相當寬鬆的，連對明朝鄉宦官紳的管制都很寬縱，以至於讓他們有機會聯絡串通，攻取地方，這從前面引用的材料也可以看出。即攻破城池，也絕非如清朝一般，動輒屠城。

而清廷奴才偽造的歷史裏面，則從一開始就胡編亂造，無限誇大，連篇謊言。

如談遷國榷中引用【四川按察使僉事張一甲奏】[3]，保存了一份寶貴的原始資料。張一甲給當時的南明政府報告說六月二十一日張獻忠攻破重慶，殺死官紳，另外兵民砍一手者萬計。

但到了一些清人著作中，就變成了張獻忠盡屠其城，倖存者全部砍手（如歐陽直的【蜀亂】），有的則說城內被張獻忠屠殺數百萬，砍手的有三十萬人。

南明官員的奏本，自然最為可靠。由此也可見清人關於張獻忠的記載，基本都是任意誇大，誕妄不經，無一可信者。。

張獻忠也確實屠殺平民，但那是在順治二年末到順治三年之間。主要是四川百姓得知南明政府成立，各地群起擒殺張獻忠委派官吏之後。

其屠殺範圍，主要在成都和成都周邊地區。其規模也遠沒有清朝奴才渲染得那大。

成都殺掉的人，據【利類思傳】所說為四萬人『是以命所部將卒盡殺成都城內居民，不分男女老幼貴賤，四萬餘人盡死。』[4]

這也是謊話未圓，前後自相矛盾之處。若是全城盡屠，則當時之成都絕不止四萬人也，四萬人的話比福建一個縣的人口還少了。

另據【五馬先生紀年】的一段記錄，則當時有配偶之人以及年輕男女是有活命之機會的。

『又問曰：「你有婆姨否?」余應之以無。余竟無可告，並無一毫望生之念矣。彼又戀戀不忍去，低頭不語，若有所思。忽抬頭一看，即大呼日;「垣梁虎!」.虎至，其人身材魁梧，面貌雄偉，是兵中之壓班者也。指余而言日:「這位好朋友，我欲帶他到營中，老爺不許夾帶生入。是有婆姨雙雙的還肯留，單身的恐怕逃走，斷不留矣。他又無婆姨。」虎回言，即叫兵丁三、四人去扯一個婆姨來。少頃，扯一人至，彼以年貌不相若，將三、四兵丁大罵大嚷:「你看如此聰俊小漢，將此婆姨配他，老爺肯信麼?倘若不信，連我們都不好了。再去!」果然又拉〔扯〕一人至，此二人俱言「好，好。」只是捉此婦兵拼死不肯丟手，口言:「我捉的人，你怎麼搶奪我的?」二人遂將為我之言，細細與之說了一遍，不聽。又說:「我等與你俱有陰德。」越不聽。又言:「將一婦人與你掉換。」亦不聽。於是，動垣梁虎之怒，大喝將此婦之繩抹了，將此兵鎖住。推的推，扯的扯，驅之而去，競不復來。此二人將此叮嚀囑咐，命此婦認余為夫，又與說其所以。問余是什麼年生?余應之日「丙寅年生。」隨問(向)此婦:「你說是丁卯年。若差一字，即時就殺了。」遂將余鎖一頭鎖伊，安值(置)停妥，余又以為生矣。二人俱去，許久不見一人來，余又以為之疑懼。』[5]

還有張獻忠屠殺鄉村山野之人的說法，但此類說法皆屬誇大，當時張獻忠殺戮最多者不過是成都周邊地區，其在川造成的人口死亡數字最誇張也不會超過一百萬（任乃強在1947年寫的【張獻忠屠蜀辨】中的估計是五十萬人）。

另一點也能說明問題，眾多歷史記載都表明張獻忠死後，他的幾個親信義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人率領的大西軍餘部，軍紀極好。（這些記載之所以能存留，也在於滿清重點是抹黑張獻忠在四川時期，其他方面則相對疏漏）

這方面顧誠在【南明史】中就引用了大量史料，如大西軍在1647年逃亡的過程中，進入遵義，『秋毫無犯』（九峯居士編輯【粵滇紀略】卷二【孫可望陷重慶】）；進入貴州，『所過民皆安堵』(民國【貴州通志】，前事志十七)；在雲南『孫可望等立法甚嚴，兵民相安。』（【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政圖治安】。）

後來出雲南到四川、廣西、湖廣抗清，無論劉文秀、孫可望，還是李定國，其率領的明軍軍紀之好，絕不擾民，更是讓百姓讚不絕口，史不絕書。

『定國智勇冠其曹，且嚴紀律，民皆安之。或傳定國兵當以夜至，比曉則已過盡矣。(也即軍隊經過地方，夜不宿民房，聽說晚上要來，結果早晨起來一看，軍隊已經過去了，百姓連察覺都沒有。)』（陳聶恆【邊州聞見錄】卷十【李定國】條。)

（李定國）『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所至人爭歸之。』。（張怡【聞續筆】卷二。）

『是時，南府出川，嘉定袁、武二賊出走。余亦至彼討令諭安家。南府者姓劉名文秀，張獻忠餘黨也。反邪歸正，不殺人，與孫可望等自立為平東、安西、撫南、定北四帥，以扶明為名，共事永曆帝。』（【五馬先生紀年】）

『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恤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回應。於是，重慶、敘州諸府縣次第皆復。』（黃宗羲【永曆紀年】。）』

孫可望、李定國等人的軍紀之好甚至是連清人奴才都承認的事實：『壬辰（1652，順治九年），可望略湖南，……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姦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搶財貨。有一於此，軍法無赦。……楚人曰：孫、李二將有五伯之假仁假義、王莽之謙恭下士。而永曆之為君，遠過乎劉禪，近勝於弘光』（丁大任【永曆紀事】，）

顧誠認為這是改變政策的結果，這當然是正確的。

但改變政策僅僅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是，即便在張獻忠時期，有過濫殺平民的命令，但其殺戮的規模也絕不可能太大，否則後面孫可望等人再改變政策，也不可能出現上述秋毫無犯，民皆安堵的記載。

道理很簡單，如果士兵已經把濫殺平民當成習以為常之事，人人都如野獸一樣毫無同情惻隱之心，整日以殺人為事，那麼這種殘暴就會變成一種根深蒂固的心理習慣，人的心性都會變得和禽獸一樣，一日不殺人恐怕就會手癢了。

暴力血腥就和毒品一樣會上癮，這已經被無數的犯罪心理學家研究並證明，當一群人已經把殺人當成家常便飯，要使他們突然改性，這決不是一紙命令能夠做到的，一批從來就是冷酷無情，殺人如麻的人，怎麼可能突然就變成仁義之師？清廷獸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尤其是張獻忠死後，大西軍餘部全線潰敗，在朝不保夕的逃亡過程中，士氣沮喪，前途渺茫，悲觀失望乃至絕望是必然的事情。

這種情況下，已經習慣成天殺人的士兵，只會把憤怒鬱悶加倍的發泄到沿途百姓之上。結果現在反而會嚴守軍紀，』所過民皆安堵』，這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就假設李定國、劉文秀、孫可望這些人轉了性子，嚴令約束好了。但問題是在逃亡的時候，這種約束究竟有多大的效力？將領恐怕討好士兵還來不及，否則稍不如意，激起譁變，或者潰散，那只能更徹底完蛋。

所以說將領從上而下改變政策僅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點是對大西軍的官兵來說，他們並沒有如清廷奴才污衊的那樣在張獻忠時期成日殺人，乃至把四川大部分人殺光云云。

張獻忠個人自私殘暴的政策下，對局部地區有過濫殺行為應當是事實，但其持續的時間和範圍都有限，遠不能和把殺人當成習慣的清廷獸軍相比。

正因為如此，大部分官兵還是良心未泯，還是保持了正常人應有的同情心寬容心。所以當孫可望等人改變政策的時候，雖然處在逃亡之中，其命令依舊很容易被士兵們執行下去。而後來在雲南休整之後，聯明抗清，更是成為軍紀最嚴明，最愛護百姓的軍隊。

2、滿清才是屠川元兇

屠川的真正元兇只能是滿清，雖然百多年的文字獄，極力消滅了一切罪證。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眾多史料，還是提供了一些蛛絲馬跡。

首先說傳教士的記載，雖然清廷直接控制之下安文思、利類思，為了取悅清廷頭目，竭力造慌把張獻忠說成一個失控的精神病殺人狂，竭力隱瞞掩蓋滿清的罪行。

但康熙年間，個別不在清廷控制之下，也不在羅馬耶穌會體系中，無實際傳教利害關係的東正教國家來華使者，應該通過一些管道得知了四川的大概實情。

如代表俄羅斯在1676年（康熙十五年）到北京的羅馬尼亞人米列斯庫在其【中國漫記】的第三十三章【中國第六大省——四川省及其大小城市和主要物產】裏說『過去這裏曾有過耶穌會士，並吸收了許多中國會士。可是後來，在同柏格達人（指滿清）的戰爭中，整個省會及整個省都遭受蹂躪，耶穌會士好容易才倖免劫難逃了出來。』[6]

米列斯庫談的四川大部分都是明代中國四川的情況，就這裏一句提了一下滿清時期四川的情形，而這些資訊應該是當時在北京的其他西人提供給他的。由於米列斯庫通曉拉丁語，明代四川詳細情形，他可以通過在華耶穌會士的記錄來了解。而隻言片語提到滿清時期的情況，則可能是通過拉丁語交談得知。這類談話，可以較易擺脫清廷之監督控制，因此他反而比安文思更直接道出了真相：真正蹂躪四川省和省會成都的恰恰是柏格達人（滿清），而非張獻忠。

而即便是對事實充滿篡改的【聖教入川記】裏也殘留了一些蛛絲馬跡。

【聖教入川記】第五十六頁中說偽肅王豪格在偷襲殺了張獻忠之後，大西軍潰敗，然後清軍追擊，『彼時各小王追趕敵人均屬徒勞，因敵人等被追，已逃竄他省，雖屢被滿兵截殺，而滿兵死傷亦眾。於是各王收兵回到預定地點』[7]

這裏提到了『滿兵死傷亦眾』，那造成滿兵死傷亦眾是誰呢？

這裏的意思似乎就是被截殺的大西軍餘部，但按顧誠【南明史】的敘述，當時的大西軍，基本上就是一路逃跑，談不上和清軍有過什麼像樣的交戰。

而要知道，造成『滿兵死傷亦眾』根本不可能是零星的抵抗所能做到的。

從【聖教入川記】的描繪來看，當時這支清軍屬於滿清的嫡系精銳部隊，許多人都是連漢語都不會說的純女真兵，其戰鬥力在當時的清軍中應該是最強勁之一。

能令這樣一支鋒頭正勁的清軍，滿兵死傷頗重，沒有大規模的激烈戰鬥，是根本不可能的。要知道，清軍在南下的過程中，包括攻破揚州，佔領南京，都談不上有什麼太大損失。

我們有理由斷定，清軍當時是吃了敗仗了，這才可能導致『滿兵死傷亦眾』，這才導致豪格在殺了張獻忠之後，不是趁熱打鐵佔領全川，反而在一年之內就撤回了陝西。只不過這個敗仗，在滿清的官修史書以及眾多清廷奴才的著述中都給消滅了而已，以至顧誠【南明史】都沒有發現其中的蹊蹺。

但幸好明末清初四川戰亂親歷者傅迪吉寫的編年體自傳【五馬先生紀年】是絕好的第一手史料，給我們提供了一條有價值的線索。

再順治四年的記錄中有這樣一連串關於『肅王』清兵的記錄。

『肅王入川。始知順治四年衙門成都全設，簡州（今四川簡陽市一帶，在成都之東）亦全設。只是地方大荒，谷一石值銀四十兩，糙米一斗值銀七兩。』

『明日進城，寓府街。……其時，肅王正在嘉定，與楊侯府（指鎮守嘉定州的明朝將領楊展）相持，人心亦有驚懼者。府中諸般俱有賣的，只是貴；其最貴者莫如酒。』

『回至五瘟廟郡家營，有人走來云：「肅王兵馬與楊侯府一戰，大敗，大營由正路徑走，並不入人家，步兵皆川北人，將我地方不分晝夜搜尋要糧，將人吊燒，有糧即放，無糧燒死。地方人俱走至大山來了，你們可以不回。』

『次日，同姊丈至劉家溝，因窖有不多之糧，取之以救急用。過牆韃子將彭玉峯燒得叫喚，竟燒死。走回無計策，夜走孟家山。』

『自肅王去後，無官無兵。忽有趙應貴者，資陽縣人，原與地方相熟，地方官頭因所主，俱樂從。於是立武營、中軍、旗鼓等項，大張聲勢過河東，.始知是奉明朝永曆正朔。前二年有弘光、隆武。不久，趙回，隨帶許多人去，、舅氏與俱。誰知楊侯府（楊展）是西北兩道大福星也，兩道難民至，所費有百萬兩之銀、百萬石之粟，毫不吝借，隨至隨給，不然轉於溝壑者多矣。吾雖不能沐其恩，波聞其風，想見其為人。』[8]

從顧誠的【南明史】裏我們只知道偽肅王豪格的大致活動路線是順治四年正月在合川（屬重慶府），二月至遵義（明朝屬四川），殺了投降的明官兵後，就動身回陝西了（但實際上二月動身，路上卻詭異至極的慢，這點後面再說）。

但根據【五馬先生紀年】的記錄，顧誠根據滿清官史及地方志對豪格清軍活動的概括很不完全。

當時豪格的清軍已經進駐成都，並且設立了衙門。當時的川北（順慶、保寧）、川東（重慶、遵義等地）、川西部分地區（成都、龍安）其實都在清朝設立的官員控制之下（川東、川北、川西、川南的劃分見費密【荒書】）。只有川南還在明軍和眾多抗清義民的控制之下。

然後豪格率軍去進攻川南，主要對象就是嘉定州的明軍將領楊展，其目的大概也是想搶掠嘉定地區的糧食。結果被楊展打的大敗，清軍這才要逃回陝西去。

另外【五馬先生紀年】提供了幾點很重要的資訊，首先是在順治四年，川西、川東地區發生了嚴重災荒，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豪格的清軍用最殘酷的燒死人的方法從民間搜刮掠奪糧食。

這一點本身就說明張獻忠當時不但沒有所謂殺光四川人，就是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地區，其殺戮數量也有限。否則在人口所剩不多的情況下，吃草根樹皮也能勉強維持，不至於人吃人。

第二點，清軍當時對川北、川西已經蹂躪，還抓了大量川北人做壯丁充當步兵，以張聲勢。

另外當時在川南嘉定州的楊展，大力發展生產，使得其轄區成為當時四川最富裕的地區，光是救濟難民就有百萬石糧食，一般救濟難民的糧食不可能是把每人一年的口糧都盡數發下，救濟一個月也足夠渡過難關了。則按每人救濟糧為三斗計算，救濟的川西、川北饑荒災民的數量就達到300萬人以上，如果把銀子的救濟也算上，就更多了。

而之所以『肅王去後』，西北兩道產生這麼多的難民，除了饑荒以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川西、川北在滿清統治下，飽受荼毒蹂躪的結果。

從這些資訊來看，真正導致川西成都地區殘破荒蕪，人口大量滅亡的元兇正是順治四年豪格率領的清軍活動的結果。

不僅如此，豪格的清軍被楊展打得大敗之後，決定撤回陝西，其撤回的過程中，對成都等地應該都進行了瘋狂的屠殺和焚毀活動，正是因為對沿途地區的屠殺破壞，導致其回撤的速度相當慢。

這種詭異的行軍速度，可以見【聖教入川記】裏的記敘

『大軍休怠後，肅親王下令頒師回京，往陝西進發。沿途遲退，歷七十日之久方抵陝西。』[9]

也就是經過七十天才回到陝西（注意，還不是西安，應當是到了陝西的漢中）。

這個速度有多慢，不妨和豪格入川時候對比一下，那是順治三年十一月從陝西動身，結果在當月的二十七日就到了西充縣。出其不意射殺了張獻忠。

而【南明史】中說豪格清軍撤退的理由是四川當地糧餉供應不上，那麼這麼慢的速度更不可思議。既然糧餉不夠，應該更加快速度回到陝西境內補給才對，怎麼可能慢騰騰用了七十天？

這七十天真的僅僅是在行軍麼？

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這七十天的時間，清軍其實是在殺人，因為打了敗仗（這敗仗應該還有四川老百姓和楊展互相配合的原因），遷怒於川民，所以臨走前，把川西百姓儘可能屠殺，製造無人區。其意圖也是防止這些地區被楊展乘勝佔領後，更進一步壯大勢力。

豪格應該是對清軍在四川受到的沉重打擊，心有餘悸。在【聖教入川記】中還有這樣的記載：

『一千六百四十八年一月（陽曆，農曆當為順治四年末），大軍由西安回京。利、安二位司鐸仍不忘川，一心欲救川人靈魂，乃稟肅親王准其回川傳教。肅親王未允，謂川人野蠻，不可再往傳教，以免受害云云。』[10]

豪格所謂的川人野蠻云云，當然是一派胡言，川人並不野蠻，這點傳教士當然也心知肚明，所以請求再回四川。只不過是川人反抗滿清之精神最為激烈，對清軍之打擊在當時最為嚴厲而已。豪格在川西地區為報復川人，大肆屠殺後，仍舊對川人之彪悍敢斗，心有餘悸罷了。

滿清竭力隱瞞這次清軍大敗，而上下宣傳是所謂剿滅張獻忠的凱旋，實際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這從豪格順治五年二月回到北京就被多爾袞下獄，四月自殺。也可以窺見端倪。順治五年反清狼煙四起，正是全國反清復明起義的高峯，如果豪格真是如吹噓的那樣在四川取得大勝，多爾袞再昏聵也不會在這個時候把豪格抓起來。雖然表面宣稱的是其他理由，但真正導致豪格被抓的理由就是他在四川一敗塗地。

這也可見當時之四川人不但沒有所謂被張獻忠殺光，相反各種反清力量雲集，使得清軍在四川碰得頭破血流。

大西軍投明抗清，出雲南到四川是在順治七年，從順治四年到順治七年這段時間裏，基本都是四川本土的抗清力量在活動。而就是劉文秀等人在順治七年到四川之後，也是收編整頓了當地各種反清力量，是和四川本土的反清義民結合後，對清軍進行打擊的。

這點在前面引用的黃宗羲【永曆紀年】裏可以看得很清楚『劉文秀之入蜀也，善撫恤軍士。蜀人聞大軍至，多回應。於是，重慶、敘州諸府縣次第皆復。』

如果真如清廷御用文人所造的謊言，那怎麼可能還有蜀人回應劉文秀的大軍？

另外【聖教入川記】雖然篡改歷史，但篡改不徹底，還是留下了足以戳破清廷主奴謊言的記錄。如這一段話：

『張獻忠滅後，旗兵在川一時未能設官治理。彼時川人不甘服旗人權下者，逃往他方，聚集人馬，抵抗旗兵，如此約有十載。迫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間，川省稍定，始行設官。所有官長，皆無一定地點居住，亦無衙署，東來西往，如委員然。此時四川已有復生之景象，不幸又值雲南吳三桂之亂，連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連十五載，川民各處被摟，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盜之害。哀哉川民，無處不被劫掠，殊雲慘矣!』[11]

按照清廷主奴的敘述，當時清兵射殺張獻忠，應該是把川人從張獻忠之屠殺奴役下解救出來的恩人，到處應該歡迎滿清皇師的景象。而實際上呢？恰恰相反，當時之四川到處掀起反抗清軍的浪潮，這又從一個側面證明，真正蹂躪四川，乃至因為憎惡四川全省反抗，把川人全部屠殺光的正是滿清自己。

當時在四川反清義軍中的主力恰恰不殺人，撫恤民生，這從【五馬先生紀年】裏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成都附近的一些區縣甚至是一片繁榮富庶的景象。

傅迪吉所在簡州當時發生嚴重饑荒，部分姚、黃賊因為無糧，甚至殺人為食。

於是傅迪吉在順治五年舉家向南搬遷，目睹了蒲江（今成都市蒲江縣）一帶繁榮景象，這一帶當時應該在楊展的管理之下：

『換故衣，賣銀兩。未幾，虎狼又很〔狠〕。十月內，掣家潛行，過了大山，又過大河，儼然跳出鬼門關也。至蒲江董家山，聞雞鳴聲，不覺歡欣之懷豁然頓開。至壽安鎮，見兩街俱列酒肆，又聞呱呱之聲。餘思昔有見醉人以為瑞者，此瑞更當何如也。次日，郭春洪來，請至李家營，見鬧鬧烘烘(哄哄)，壩無曠土，以為樂郊也。遂移蔡家堰居之。隨至火井，誰知漸入佳境。其地人民極其富庶，朝朝請酒，日日邀賓，男女穿紅穿綠，騎馬往來者不可勝數。且鼓樂喧天，酒後歡呼之聲徹於道路。又有修造之家，斧鑿之聲相聞不絕。自太平以至今日，未嘗有也。常思常嘆吾地與此相隔不過數日之程，儼然天堂地獄之別，特恨其相遇之晚也。猶幸其既得相遇，斷無一性命慮矣。所帶布一件.賣銀八兩，川北長藍布賣銀十兩，故衣看好歹，極快賣完。余牽豬一隻、背雞二隻回蒲江。歲雲暮矣。』[12]

隨後，傅迪吉敘述了楊展被同為抗清復明的將領袁韜和武大定殺害之事（這一件事件確實令人痛心疾首，錐心泣血，楊展之死幾乎可以和岳飛之死相提並論）：

『未幾，楊侯府被惡賊袁縮〔韜〕、武大定所殺。袁、武者餓死之窮寇也。公運糧救濟前來，又與結為兄弟，安置鍵為，每月散銀、給糧，恣其所取，以此恩此德無加矣。誰知賊心太毒，不奪不饜足，假請酒為名，殺之。可憐救濟數萬生靈之善人，為凶賊所殺，人人如喪考妣。余每欲與之作傳，惜聞見未詳，貽識者之譏，惟後之君子起而志之，庶公之功德不泯也。不久，彼亦假仁假義，照舊招安，亦不為亂。』[13]

實則騙殺楊展之事不能全怪袁韜、武大定二人，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時任南明川北巡撫李乾德，這是一個真正的無恥之徒，斯文敗類，和秦檜無異。其卑鄙行徑和袁崇煥殺害毛文龍如出一轍。為自己攬權，覬覦楊展治理下嘉定州的富裕，拼命唆使袁、武二人忘恩負義騙殺楊展，真是狗彘不若，畜類不如。明朝大事絕大部分都壞在了類似袁崇煥、李乾德這類無能且剛愎的文官手中。

在永曆五年（順治八年），劉文秀率領明軍整編四川各部，李乾德被抓獲，行至犍為縣，畏罪自殺，沒有讓其受到應有的懲罰，也是一大憾事。袁韜、武大定被整編後，繼續抗清，還算大節不虧。

從傅迪吉的敘述來看，袁韜、武大定雖然陰謀殺害了楊展，併吞並了嘉定州，但對平民也沒有殘害，相反是『假仁假義，照舊招安，亦不為亂』。

後面對武大定等人治理地方的情況，有更詳細的描述，不僅不亂殺人，而且頗為通情達理：

『是年，亦種田幾畝。武賊丈田，差官副將爺張、會同知州譚公談(光緒抄本無『談』字)、坐鎮總兵徐，逐畝清丈。所帶兵馬，馬要吃碗豆，不吃黃豆;人要吃雞肉，不吃豬肉（武大定是從寧夏固原起兵的，他的部屬可能大部分是回族同胞，所以不吃豬肉）。我族人就來與余斗使費。余從何處得來?對以「我自有區處，斷不連累你們。」三官至，各有公館。次日丈田，余丈種五斗，因無包，一弓不讓。是夜，連寫三呈去求譚公，公云：「你何不對徐總鎮爺、張副爺說?你伯我不做情麼!」又至徐總爺，亦如前言。及至張副爺，半字不識，亦欣然曰:「你相公們在太平時還要吃糧，這兩畝田還要你出?就是對侯府也說的。」叫書伴拿號簿來，一筆勾了。』[14]

文中提到這個張副爺的軍官，雖然不識字，但為人很和善，對比滿清統治下的江南等地，葉夢珠記載為了逼征賦稅『押吏勢同狼虎，士子不異俘囚』，真不啻是天壤之別！

後來入川的劉文秀當然更不會濫殺人，這些記錄都表明當時四川抗清義軍主力，無論開頭的楊展、後來的袁韜、武大定，以及順治七年後入川的劉文秀，他們彼此之間為了統一事權，雖然有爭鬥，但對平民百姓的態度都是很好的。其他如南明川陝總督樊一蘅部，屬明朝正派文官出身，軍紀只會更好。

真正殺光川人的只能是清軍，豪格敗撤後的四川情形，也可以從清方的一些檔案裏了解。

順治四年十二月日的【署四川川南敘府總兵馬化豹塘報】中說『九月二十八日據長寧縣知縣毛華鵬報稱永寧賊首閣部王應熊、總督樊一衡……偽稱永曆元年，四處交通一起反叛……十月二十日，據富順縣知縣王文彩前奔敘府，報稱富順縣，已於本月十七日沖劫，瀘州、永寧賊徒四起，江安、合江、隆昌、納雞縣官被賊捉去，請兵拯救等情。……時富順縣周圍賊黨蜂集，永寧、瀘州早無音信。本職之敘府，南路偽閣部王應熊、總督樊一衡、馬應誠、侯天錫、白正剛等從永寧鎮、雄瀘衛、南雞而來，北路嘉定州楊展領賊下營公館，近敘府六十裏；又南路賊首副將向大任、袁順道，下營李莊地面，近敘府四十裏，四路賊首參將張奇才、馬化龍、劉芳聲、葉向宸領賊從馬湖而來，四面重圍，各路烽煙，本職隨同所部官兵，采野菜就食，守敘府已八個月。』[15]

順治五年閏四月九日的【四川巡撫李國英揭帖】中說『不意王駕凱旋，寇黨又復四起，斯時也，職病正在危急，兵丁死亡過半，只得力疾持戈，一死報國而已。職智短才疏，人微望輕，一將之任尚不能勝，全川之責，豈敢冒荷。斯何時也？全川皆賊，已成燎原之勢，兵寡餉無，何為恢剿之資？』[16]

李國英說『全川皆賊，已成燎原之勢』是講了實話的，正因為全川皆『賊』（抗清義民義軍），所以滿清要征服四川，只有把全部四川人都殺光了。

順治五年五月初三日的【四川永甯衛總兵柏永馥揭帖】中說『『叛賊李鷂子、余大海等水陸攻犯重慶，請職應援，職星馳赴渝，而職標川兵九百隔河叛去（下缺）』[17]

可見當時不但川民群起抗清，就是被滿清招募的川兵也不甘心為清廷鷹犬，紛紛起義而去。

順治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四川巡撫李國英揭帖】中說『竊照全川蒙肅王平定凱旋之後，餘孽蜂起，無地無賊，慘戮掠奪殆無虛日』[18]

疏中所謂賊者，其實都是奮起抗清之義民。即此一條記錄，就把滿清編造的所謂張獻忠屠殺光四川人謊言戳的粉碎，也是清廷奴才的自供，當時不但四川人很多，而且各地群起反抗滿清，以至於『無地無賊』，所謂餘孽其實不過是被滿清偽肅王屠殺之後的孑遺百姓，反清復明的義民而已。

李國英這份奏疏後面哀嘆逃兵日多，招募川人補數時說『乃惠應詔之兵，如此大糧厚餉，不但不能剿賊圖報，每思潛逃，則有兵與無兵何異？此皆鎮職，未善將兵之所致也！』[19]

惠應詔是李國英部下清軍之總兵，奏中說『大糧厚餉』，尚且士兵『每思潛逃』，則這些川兵之所以逃亡，並非因為糧餉不夠，實是出於對清廷之憎惡所致。

川人之忠烈節義，於此也可見一斑。

此後四川在二三十年的時間裏，被清軍輪番剿殺，一直到了康熙十九年之後，清廷奴才王騭在給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 『自蕩平後，修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清史稿】卷二百七十四，【列傳六十一】）

以明末至少四千萬人口以上的四川，到了康熙十九年後，只有五萬人左右的剩餘人口，基本等於是全部被殺光了。

其中當有百分之八十是在順治年間屠殺的，百分之二十是在吳三桂反動的三藩起義中被清軍屠殺的。

這滿清在順治年間屠殺的四川人至少有三千一百萬人，還有一百萬人是張獻忠所殺，張獻忠殺的人不到滿清的三十分之一。

在三藩起義中，被清軍屠殺的四川人也有八百萬以上。

【綏寇紀略】裏說：『敘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與麋鹿無異，見官兵，以為獻忠復至也，驚走上山，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雲。[20]

實則這段話不過是清廷奴才粉飾之語，見『官兵』（也即清軍），怎麼可能是誤會成是張獻忠，清軍光頭辮髮剪笠帽，服色形制和漢族官兵截然根本不同，這條記錄，恰恰表明人民逃避的不是賊，而只能是罪惡滔天的清軍。

[1]【綏寇紀略】第二三零頁
[2]【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258頁
[3]【國榷】第六一六九頁
[4]【在華耶穌會士列傳】第238頁
[5]【五馬先生紀年】乙酉 十九歲
[6]【中國漫記】第98頁
[7]【聖教入川記】第56頁
[8]【五馬先生紀年】卷下，順治丁亥，二十一歲條目下
[9]【聖教入川記】第58頁
[10]【聖教入川記】第62頁
[11]【聖教入川記】第62頁
[12]【五馬先生紀年】戊子，二十二歲
[13]【五馬先生紀年】戊子，二十二歲
[14]【五馬先生紀年】庚寅，二十四歲
[15]【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 六五一頁
[16]【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
[17]【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二二三頁
[18]【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二二九頁
[19]同上
[20]【綏寇紀略】第二三一頁

來源：原創2016-08-18杜車別

原標題：張獻忠屠川之說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