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並非繁華商路？真正的主角竟是他們

絲綢之路並非繁華商路？真正的主角竟是他們

如果你想象里的絲綢之路是一幅馱着絲綢的駱駝商隊在塵土飛揚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國與羅馬之間絡繹不絕的繁忙景象，那麼耶魯大學歷史教授芮樂偉 韓森(Valerie Hansen)所著【絲綢之路新史》裡的絲綢之路，肯定會讓你驚訝不已。

在這本書里，韓森通過大量驚人的考古發現，徹底改變了世界對這條商路的慣常理解。她試圖告訴讀者，從來沒有一條單一的連續的絲綢之路，有的只是東西方之間的一連串市場：中國和羅馬之間幾乎沒有直接的貿易活動，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是今天伊朗地區的居民。絲綢並不是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國發明的紙張對歐洲產生了更大的影響，而金屬、香料和玻璃與絲綢一樣重要。相比之下，這些商路上傳播的思想、技術和藝術圖案具有更大的意義。

在出版【絲綢之路新史】之前，作為著名漢學家，韓森著有【開放的帝國：1800 年之前的中國】【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協商：中古契約研究】【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等漢學專著。

公元前39年，敦煌以東64公里的懸泉，四名粟特（今撒馬爾罕一帶）使節向中國官員申訴，說賣的駱駝價錢太低了。在絲路往來的高峰時期，粟特人是中國最重要的外來族群。很多粟特人定居於絲路北道的吐魯番，從事各種職業，包括農民、客棧老闆、獸醫、商人等。

四名粟特使節堅稱中國官員支付的是又瘦又黃的駱駝價，可他們交付的是更貴的、又白又肥的駱駝。這些粟特使節對市場價格了如指掌，當價格低於預期時，他們對申訴系統有足夠的自信。他們還抱怨稱，作為持有有效證件的使節，本來覺得自己在絲路的每一站都能得到免費食宿，可到頭來還是不得不自掏腰包付飯錢。申訴歸申訴，抱怨歸抱怨，敦煌官員堅持認為：粟特人已經得到了合理的報償。

這一次糾紛被載入了文書。將研究核心聚焦於文書，正是韓森有別於其他絲綢之路學者的最大不同。

這些文書先被遺棄，爾後被偶然發現。其獨特性在於它們出自社會各階層之手，而不僅僅是來自受過教育的富有者和掌權者。這些文書並非有意識的歷史作品，也並不指望流傳後世。韓森認為，這些文書常常能為我們展示一個非常鮮活的過去，具有私人性、確鑿性、軼聞性和隨機性，沒有什麼比從垃圾堆中收集到的信息更有價值，因為這些信息從未被篡改過。

文書里保存着各種各樣的細節，展現了一個完整的世界。韓森通過對這些文書的研究，有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發現。她認為，絲綢之路其實是一系列變動不定的小路和無標示的足跡。因為沒有明顯可見的路，旅人幾乎總是需要嚮導引導，路上遇到障礙就會改變路線。

這些蜿蜒的小路在綠洲城市中交會，途經沿塔克拉瑪干沙漠而建的半獨立城市國家。其統治者無論是獨立的還是在中國治下的都會監管貿易、購買貨物、提供服務。一旦貿易穿過無人管理的地區進入這些綠洲，就會被高度管控起來。

漢朝和唐朝在中亞駐軍時，這種情況顯得尤為突出。在唐朝，當中央政府鑄造不出與其開銷等價的銅錢時，絲綢便有了另一種重要功能。當時的政府承認三種通貨：銅錢、穀物和絲綢。因為貨幣短缺經常發生，而穀物又容易腐爛，因此很多貿易是用成匹的絲綢完成的。很多西北地區的軍餉也是絲綢，因此絲綢在西域得以廣泛流通。

韓森挑戰了人們對這個中亞十字路口的慣常描述。她發現當地居民主要處於維持生計和以物易物的狀態，而非從事大規模的長途貿易；她發現在絲綢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中國軍隊，而非商人。士兵在當地市場購物時，絲路貿易便興盛起來；當國內叛亂威脅到皇帝使他不得不召回軍隊時，貿易便急劇衰落。

絲綢之路這個議題自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在上上個世紀提出後，已有百多年歷史。在【絲綢之路新史】中，韓森旅行的順序分別是樓蘭、庫車(龜茲)、吐魯番(高昌)、撒馬爾干、長安、敦煌以及于田(于闐)。韓森選擇了一個與以往不同的新的切入點：絲綢之路是否如李希霍芬所表示的那樣，是一條古已有之的貿易之路？

不存在大規模交易

時代周報：在絲綢之路上交易的主要是哪些人？交易的主要是哪些貨品？大規模的貿易是否存在過？

芮樂偉韓森：絲綢之路上有很多不同類別的商品交易，關鍵是這些貨品的重量一定是輕的。貨品越輕越小，就越容易在陸地上運輸。所以，絲綢之路用於交易的商品，大概有珍貴的珠寶、石頭等，因為它們體積小，一個人攜帶的量就值很多錢。相反，體積越龐大的、越重的貨品，在陸上運輸的可能性就越小。我們打撈過很多曾經從事海上貿易的失事船隻，船上能夠找到陶瓷，這在陸地上就很少見，陶瓷太重，沒必要在陸上運輸。

至於參加交易商人的具體身份，我們往往不知道。一些文書上會記錄人名，其中大部分來自粟特，也有些人來自其他地區，但這些人只是出現在文書上的次數比較多，並不是唯一的貿易者。

絲綢之路上是否存在過大規模的貿易？我在書中也提到了，除了少數例外，文書裡面並沒有記載任何大型的貿易活動。當然，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就是或許真的存在過，只可惜沒有任何痕跡被記錄下來。

時代周報：你在書中提出，儘管絲綢之路的貿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並在公元200年至1000年間進入頂峰時期，但絲綢之路上的居民卻從來不知道絲綢之路一說。你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

芮樂偉韓森：從目前存留的證據來看，沒有當地居民稱這條路為絲綢之路。或許，他們曾經稱之為絲綢之路，但現在還沒有相關證據證明。我們現有的材料來自在這條路上遊歷的人，包括很多僧人。我們從這些人的口中得知，這些路最常見的名字是什麼，它們從來沒有使用過像絲綢之路這樣廣義性的名稱，通常會說的是去往某個城的路。

文書里的絲綢之路

時代周報：為什麼直到今天，世界仍然對絲綢之路頗為關注？

芮樂偉韓森：我在耶魯大學的同事濮德培(Peter Perdue)，他的研究方向是新清史，他提過一個說法，即如果中國所有的領土只被漢語為母語的人統治，那麼現代中國將會有很大的不同。濮德培的觀點這幾年一直在被攻擊。

現代中國更像一個帝國，有各種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語言，西藏語、維吾爾族語、蒙古語從這個角度來說，早期人們為什麼要去西部、西北部？到底是什麼具體的事件導致他們來到西部？他們在那裡發生了些什麼？又為什麼要離開？這些對理解中國的今天和未來的中國都非常重要。

時代周報：具體到你自己，作為耶魯大學的歷史教授，你為什麼會對絲綢之路感興趣？

芮樂偉韓森：作為歷史學家，我一直以來的興趣都在歷史資料方面。具體到中國史，我對任何經過編輯的歷史和朝代史都沒有興趣。有意思的是，現在很多人都是圍繞着朝代史來做研究的，我卻對它們存疑，因為朝代史是被大量編撰過的。

在我的研究領域，很多學者對士大夫非常感興趣，他們非常詳細地研究這些文人，與此相比，我喜歡尋找各種不同的出土文書，從中研究普通人的生活。我研究絲綢之路，就是在吐魯番出土的文書公開出版之後，文書里的內容對我來說很新鮮。從那裡面，我可以找到當時人們日常生活的記錄，這些記錄讓我知道了很多中國其他地方沒有的東西，這令我興奮。

時代周報：對出土文書的研究也是【絲綢之路新史】的重點。為什麼你的研究這麼重視文書？

芮樂偉韓森：我有一個總體感覺：目前大部分關於絲綢之路的著作，都是有關藝術的，大多講的是人們抵達了絲綢之路上的各地，見識到了什麼新鮮的東西，很少有書告訴讀者：與絲綢之路相關的歷史文書上到底記錄了些什麼？這就是我寫作本書的初衷。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吐魯番有一個研究項目，中美學者都有參與。根據這個項目的發現，可以寫出一個基本的吐魯番史。但是當時我就想，絲綢之路的其他地方、其他遺址又是怎麼樣的呢？我並不知道要花多長時間才能搞清楚其他地方的歷史，但我想到了要根據出土的文書去書寫整個絲綢之路的歷史。

時代周報：通覽文書後，你覺得一般人心中的絲綢之路與文書上記載的有什麼不同？

芮樂偉韓森：在很多人的心裡，絲綢之路或許是這樣一幅景象：一條路，很可能從長安直通羅馬，有很多駱駝，駱駝背負着大量形形色色的中國商品現實不是這樣的，但我想這就是歷史前進的方式。人們有一個想法，然後歷史學家來證明或用證據顯示，人們的想象可能不那麼準確，然後我們又繼續向前探索。

時代周報：書中，你提出了一個主要觀點：在絲綢之路上，羅馬並非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伊朗才是。

芮樂偉韓森：關鍵的問題在於，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實存在從長安到羅馬這條線路，它純粹是人們想象出來的。中國與伊朗的貿易，大概從公元500年就開始了。公元400年到500年之間，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可能是印度，總之從來不是羅馬。絲綢之路上的商人和商品從哪裡來？人們進口了些什麼東西？這些資料在文書中都能找到，從來沒有東西是從羅馬來的。

斯坦因的研究成果仍很重要

時代周報：你怎麼評價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針對中亞的考古工作，包括被稱為敦煌盜寶第一人的斯坦因的成果？

芮樂偉韓森：要評價他們，就必須參考他們那個時代盛行的標準。斯坦因的貢獻非常巨大。即便在今天，如果一個人決定開始研究絲綢之路，他得到的最主要的建議很有可能是去圖書館讀一個月的斯坦因。只有認識了所有的遺蹟、所有的地貌，並且知道斯坦因在不同的地方發現了些什麼，才會知道接下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斯坦因的成果仍然是絲綢之路學術學習的最基礎的部分。

斯坦因生前最出名的事跡，是從中國敦煌帶走了成千上萬件的檔案。他當時裝作是佛教的信徒，這樣才能拿到文書。如果你讀過他自己關於這一欺騙行為的解釋，你會發現他其實知道自己向王道士撒了謊。斯坦因當時知道或者說至少大概明白這些文書的價值，他曾經在印度待過，明白原稿在當時的價格。有意思的是，關於自己與王道士協商時的不真誠，他後來都直言不諱。斯坦因的導師是研究梵文手稿的，他學習時很想讀讀這些手稿，卻不被允許。所以，從斯坦因的角度來看，為了得到研究材料，任何行為都是正當的。現在回看這段歷史，斯坦因的行為當然不正確，他沒有用真摯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或目的。

時代周報：對整個人類發展史而言，絲綢之路有哪些重要貢獻？

樂偉韓森：絲綢之路的主要意義在於：它是不同文化相互接觸、碰撞的早期樣本。對中國人而言，通過絲綢之路，中國人第一次認識了其他社會，尤其是傳播佛教到中國的印度。在學習印度的過程中，中國人更深刻地認識了自己。比如，在讀到梵文之前，中國人並沒有意識到漢語是全面的語言。當他們看到梵文，就意識到了語言之間的差別。

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在我感興趣的公元200年到1000年這八百年期間世界的三個文明體，中國、印度和伊朗開始互相接觸，同時發展出系統的學習方法和研究其他社會。中國人開始學習梵文，伊朗人開始學習漢語，並且相互翻譯。這一切對世界歷史的發展很重要，一個已有的文字文明不再孤獨，因為另一個同樣精妙深刻的社會開始試圖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