煉獄中國傳統文化為何陷入百年困頓

湖南省社科聯研究員、【船山學刊】前主編張以文先生，歷時二十年撰寫【袁世凱時代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回顧】一書，其中沉痛檢討最近一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曲折遭遇，令人深思。6月6日適逢袁世凱去世一百年，鳳凰國學以【對話名家:袁世凱去世百年身後為何出現傳統文化煉獄】為題，獨家專訪了張以文先生。此文所引發的爭論，各方聲音至今未息。

毋庸諱言，一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運史，也是一部身處轉型期的中國知識分子成長史。從現代國家的建構、政權與意識形態的爭奪，到社會秩序的重整、道德精神的重構，這些宏大的問題無不相互牽連，甚至於血跡斑駁。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無一例外地捲入其中，傷痕累累。今天，當我們試圖抱持同情理解之心，再次潛入這段歷史，探思中國傳統文化的真實遭遇，不僅需要刺破時間的積水膜，拆開意識形態的亂籬笆，還必須在宏大視野與微觀鏡像之間來回切換，以求獲得獨立理性的研判。

伴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坎坷經歷，百年來傳統文化的命運，時至今日，仍只能算是大落小起。殊為難得的是，今日官方與民間罕見地同向並行，共推傳統文化回暖，那麼，它的未來走向能否如你我所期盼的那樣，既潤養每一位現代公民的日常，又助推中華文化重建自信呢？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經張以文先生授權，鳳凰國學特刊載其書稿【袁世凱時代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回顧】之局部，以俟網友同道共同探討。

以下選自該書稿第五章後袁世凱時代第三節：中國傳統文化的煉獄。標題均為編者加注。

一石千浪：民國初孔子躺槍的背景

以打倒孔家店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始源於民國初期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論爭。

首屆國會制憲期間，有感於道德風尚的日益敗壞，社會秩序的嚴重腐化，以陳煥章為首的一百多名國會議員，聯名遞交了一份關於將孔教定為國教的提案，由此引發議會內外乃至全社會不同意見的激烈衝突。這場以批判和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為內容的政治運動歷時數年，震撼強烈，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

煉獄中國傳統文化為何陷入百年困頓

陳煥章（資料圖）

由於帝制的迅速崩潰，使存在於中國社會數千年君權神授的天命觀失去了現實的承載。在社會經濟形態整體上尚未有質的突破的狀態下，傳統的社會現實與革命產生的共和理想被截然分離。這種急劇變化造成社會精神的巨大落差，使國人的存在意義失去了依託，從而導致了人生價值的迷茫。加上持續不斷的戰禍，更使社會陷入了混亂。

面對無秩的現狀，改革派知識分子普遍認為，在當時狀態下的中國，法律的約束與道德的教化需要雙管齊下。特別是，國家政治權威薄弱、法律制度尚屬草創，加上傳統的因素，道德教化彰顯的社會意義甚至遠過於法律的作用。同時，知識階層也開始意識到精神家園的構築與社會信仰對於初創的民族國家的意義，主張用民族文化精神統一國民思想。國會內部的改革派在動盪結束之後，積極要求恢復國家秩序，重建道德規範，守衛文化傳統，以維繫民族的生存。

提案的產生，還有着更為深刻的原因。不容忽視的是，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派別在中國的澎湃發展，更使中國傳統社會與知識精英感到震驚。

從明代中期到辛亥革命前夕，大約400年的時間裡，中國的基督教徒雖然逐年增長，但還只擁有16萬多徒眾。而革命前後不到10年，基督徒飛躍發展到37萬多人（有資料表明，天主教徒當時已達280萬人之多）。革命中，大量的基督徒參與高層政治，如外交總長王寵惠、參議院議長王正廷以及張之江、馮玉祥等擁有軍事實力的人物。在國民黨的發祥地廣東省政府中，65%以上的公職人員都是基督教徒（王忠欣：【孫中山與基督教】，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崛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2006年11月）。

這與孫中山的個人經歷和國民黨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孫中山13歲開始在檀香山英國基督教聖公會開辦的意奧蘭尼書院讀習聖經，17歲正式接受洗禮，從此開始了他的基督教徒生涯。他在鼓動革命的演講中，多次表示，自己的革命道理與理想是來自教會與傳教士。他創辦興中會，規定入會的儀式上，宣誓人必須手壓聖經，頌讀誓詞。民國建立，他也一再說過：兄弟數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號，始終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會所得來。至晚年他還總結說：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於基督者實多。他甚至把辛亥革命成功的功勞歸之得力於教會西教士傳教者。今日中華民國成立，非兄弟之功，乃教會之功。為擴大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以獲得歐美方面的支持，奠定其在中國的地位，他還以臨時大總統的資格，反覆向社會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他說：予始終是基督教信徒。不但予為基督教信徒，予之兒、予之媳、予之女、予之婿、予之家庭、予之岳父、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連襟至戚，固無一而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禮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師聞道講學，孰為予非基督徒乎？我是一個耶穌教徒，受上帝使命，來與罪惡之魔宣戰，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個基督徒。

孫中山在去世前一天，在病榻上對基督教友表白：我是基督教徒，上帝派我為我國人民去同罪惡奮鬥，耶穌是革命家，我也一樣。他來解救窮人、不幸的人和被奴役的人。我也如此努力。他反對猶太立法者維持的傳統，宣傳博愛精神。由於同樣的枷鎖也束縛中國，我也從事我的十字軍運動。我信仰基督和他的教誨，並一直努力身體力行。（王忠欣：【孫中山與基督教】，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崛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2006年11月）

孫中山作為國家領袖如此推祟基督教，當然是耶穌征服中國的天賜良機，這令教皇十分欣慰，中國基督教協會的信徒們更是歡呼雀躍。1912年10月，上海【基督徒月報】發表評論：

吾謂中華民國之成立，基督教成立也。何也？不見夫基督教首先傳至地為廣東乎？故首先倡革命者，亦廣東也。不見夫犧牲己身，以救眾人之耶穌基督乎？故以身許國，首先發難者，亦基督徒也。然此特就民國成立之初言之也。若欲民國久而不敝，尤非基督教不為功。蓋基督教所施之主義，即自由平等博愛是也。果能人人皆明白自由平等博愛之理，行自由平等博愛之事，則民國之鞏固，自可操券而獲矣！此吾所謂基督教與中華民國，有密切之關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