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考古學家找到傳說中的夏朝了嗎

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子曾感嘆道：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這也就是說，在孔子生活的那個年代，可以查閱的史料與可資問詢的賢才都十分匱乏，毋庸說後代。而現代考古學的發展讓我們看到了一線突破，即依靠詳實可信的實物來重塑三代信史的可能。從20世紀初疑古之風的盛行，到走出疑古時代的喧囂漸息，其中最爲關鍵的橋梁正是考古。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國的考古人是否已經找到傳說中的夏朝？爲此，記者專訪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孫慶偉教授，請他爲我們講述三代考古背後的故事。

北大教授考古學家找到傳說中的夏朝了嗎

孫慶偉教授

記者：眾所周知，顧頡剛先生是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的代表人物，他最初是怎樣走上疑古道路的？是否受到日本學者如白鳥庫吉等人的影響？

孫慶偉：這個問題說來話長。關於顧先生早年的心路歷程最重要的材料就是他的【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就連顧先生自己晚年回憶時，還能體會到當年寫這篇【自序】時的暢快淋漓。我在【追跡三代】中有過詳細的分析，我認爲這篇【自序】值得每一個學文史專業的學生認真去讀，用心去體會。至於顧先生究竟是如何走上古史辨的道路的問題，這篇【自序】就是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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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慶偉著【追跡三代】

總體說來，顧先生的成就和他的個性、所處的時勢以及境遇有很大關係。首先，顧先生的個性十分鮮明，具體體現在兩點：一是治學時的獨立之精神，二是他有強烈的好奇心。沒有好奇心則對問題難有興趣，更難以深入，而如果囿於前人，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治學的局限性就很大。正是因爲顧先生有這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才會對成說有所懷疑，才會以全新的視角去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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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先生

其次，是他所處的時代。我們知道，清末民初處於大的社會轉型階段，新舊更迭劇烈。在這個大背景下，顧先生這一代學人受到很傳統的私塾教育，擁有良好的舊學根底；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和潮流噴薄而出，又接受到新的學術思想啟發，也使得他們能產生新的觀念。顧先生在北大讀書期間，就有機會聽章太炎和康有爲二人的演講，而章、康二人在治學中都夾雜有很強的政治性，他們對傳統的學說抱有很大懷疑，尤其是康有爲，學術成了他實施政治抱負的工具。章、康兩位的觀點對顧先生的衝擊很大，埋下了後來疑古的種子。

最後是他的境遇，顧頡剛出身於一個普通書香人家，他的父親早年考入京師大學堂，後來卻因經濟問題中途輟學，這也成了老人家的一個心病。所以當他兒子考上北大後，縱使經濟不很寬裕，也全力支持顧頡剛在北大念書。

在北大讀書的顧頡剛很幸運地結識了胡適先生，胡適對顧頡剛的影響很大，可以說他後來走上古史辨的道路主要是受到胡適的影響。雖然日後兩人的人生道路迥異，但終其一生，顧頡剛還是視胡適爲終身的恩師，即便在解放後的政治運動中不得不說一些違心的話，但從顧頡剛的日記和文稿中可以看出他還是把胡適放在一個很高的地位。

胡適對顧頡剛的培養並不像現在研究生培養中有很明確的培養計劃。與此相反，恰恰沒有，都是一些很隨機的事件，主要是配合胡適自己的工作，比如他讓顧頡剛做助手去查閱一些資料、點校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等等。但因爲顧頡剛具有常人不可及的鑽研精神，使得他在做一個簡單的工作時也會引出無數個問題，這樣他就越鑽越深。到了1923年，便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引起當時學界的地震。

因此，顧先生走向疑古是多方面造成的結果，整個過程是很自然的，並不是刻意的安排。我們從【顧頡剛日記】中記載的早年經歷來看，也看不出他受到了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影響，更別說堯舜禹抹殺論了，李學勤先生曾在一些文章中指出這一點。

記者：顧頡剛早期曾認爲大禹爲蟲，但他並沒有否認夏朝存在的合理性，依據何在？後來他對夏朝的認識有沒有發生變化？

孫慶偉：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主要針對堯、舜、禹在文獻中呈現的次序，他們出現的時代與所見文獻的年代正好是一個反背，所以他對禹究竟是人還是神產生了疑惑。但顧先生從沒有質疑過夏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對大禹的屬性有所懷疑。他更傾向於禹爲神，這個觀點到他晚年依舊沒有改變。例如在劉起釪先生的【尚書校釋譯論】中，該書的署名雖然寫的是顧頡剛和劉起釪二人，其實主要工作是劉先生做的，該書依舊將大禹的神性看得很重，劉先生是宗顧先生，書中的關鍵性問題一定是尊重顧先生看法的。

顧先生一直考慮的問題其實是禹和夏爲什麼會發生聯繫？若他是神，如何會和王朝發生聯繫？顧先生就從文字出發，從【說文解字】上找根據，【說文解字】認爲禹字和蟲有關，所以推測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而文獻中又有夏代鑄九鼎的說法，所以禹就和夏王朝發生聯繫了。雖然後來顧先生放棄了禹爲蟲的看法，但禹爲神的觀點沒有變。

對於夏王朝，他並沒有否認，也沒有否認禹之後夏王的真實性。他還對夏代的都邑有過詳實的考證。而夏人的都邑又有多處，所以他提出要用考古學的辦法來證實，弄清它們到底是什麼性質。

記者：1925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在汾河流域進行過一次調查，這次考古活動的目的是否就是爲了探索夏文化？那麼，他調查的依據是什麼？

孫慶偉：很多學者都說李濟去晉南調查和後來西陰村的發掘都是奔著夏文化去的，我個人的看法恐怕未必是這樣。爲什麼這麼講呢？因爲李濟此次發掘是以清華大學和美國的弗利爾美術館共同合作的名義去的，經費也是由弗利爾美術館提供，發掘結束後他在給弗利爾美術館遞交的英文報告中，講到爲什麼選擇西陰村遺址進行發掘時寫道，部分地也是由於它的位置正處在傳說中夏王朝中國歷史的開創時期的王都地區的中心。我認爲李濟這麼寫無非是想突出此項工作的重要性，未必很明確是奔著夏都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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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先生

事實上，我們看他當時的調查報告，其中對他每天的行程都有著非常詳實的記錄。他確實到過傳說的禹王陵，但在李濟先生眼中，那只不過是一個大土堆，究竟是不是陵墓都很可疑，更別說它是大禹的陵墓了。而等他到了西陰村，看到了滿地的彩陶碎片，他的調查就結束了，因爲他的目的就達到了。什麼目的呢？就是尋找一處有彩陶的遺址，這就是他的目的，與尋找夏都沒有關係。

要了解李濟晉南之行的學術目的，要從當時的學術背景出發。1921年安特生發掘了仰韶遺址以後，又到了甘肅的河西地區進行調查，很快就提出了中國文化西來說。此後，仰韶文化在中國北方地區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安特生的觀點究竟是否正確，這是中國學者首先要做出回應的，所以李濟一定要通過自己的實踐去回答這個問題。他又是一個接受過嚴密的西方科學訓練的學者，讓他去尋找一個虛無縹緲的禹都，對李濟來說是難以想像的。後來他的同事徐中舒先生曾提出過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但在李濟看來，這在方法論上是不嚴謹的。

順便可以談到一點，現在大家都把1926年李濟在西陰村發掘視爲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工作。但實際上，李濟1923年在南開教書的時候就去新鄭的李家樓發掘過，因爲那裡的大墓被盜，丁文江先生給他籌了一點兒錢，他就去新鄭李家樓發掘，只不過沒呆多久，只挖了幾個探坑，聽到土匪要來的消息，他就被嚇跑了。雖然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發掘，但是如果說李濟的第一次發掘，那確實是在新鄭，後來他不也寫了【新鄭的骨】麼？

而且李濟去李家樓的時候，也不是單純因大墓被盜而進行的搶救性發掘。他去的主要目的還是要看看當地有沒有新石器時代的遺存。那時的李濟滿腦子都是新石器時代的東西，爲什麼？就是因爲他要回應安特生的觀點。當然，新鄭這次發掘的科學性和系統性遠不能與西陰村發掘相比，不過，我個人認爲李濟在晉南的調查和發掘一定不是衝著夏文化去的。

對於仰韶文化西來說，李濟先生的做法是實事求是的調查，之後再予以回應。我們現在講中國文化西來說，似乎都歸結於西方學者的偏見，事實上，從清末以來很多中國學者也主張中國文化西來說或中國民族西來說，最典型的像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因爲那是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國人在當時被視爲東亞病夫，極度缺乏民族自信，所以一些學者就願意說中國文化是西來的，這樣才可以說我們與西方民族在族源上是一樣的，在種族上沒有高下優劣之分，是有這種心理在其中的。周予同先生1941年發表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就專門談到了這個問題，他把當時清末以來持這種觀點的中外學者都加以羅列，可以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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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等人在整理仰韶村出土的彩陶

而李濟先生有一個特點:科學主義至上，非常講究實證和科學。這點從他的求學經歷就可以看出來，他到美國最早攻讀的是心理學，後來改爲社會學，最後才是人類學。他爲什麼從心理學變成了社會學，就是因爲他覺得心理學不夠科學，他要學個更科學的學科。包括1970年代編的【中國上古史】，他還認爲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要講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形成，也就是說，他不會有先入爲主的看法。

記者：隨著1928年殷墟開始正式發掘，商代史中的諸多問題得以實證，這也使得尋找夏文化成了三代考古乃至整個中國考古學最核心的使命。如今普遍認爲是夏朝遺址的偃師二里頭曾一度被我國考古學界判定爲商湯的西亳，這是什麼原因？

孫慶偉：尋找夏的問題，是中國幾代考古學者的一個夢想，也是一個使命，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爲夏王朝在中國歷史上獨特的地位，而且就學術本身來講，因爲殷墟的發掘確定了晚商的信史地位，因此很自然地就要往前去追早商和夏的問題。

二里頭遺址的性質問題與1950年代鄭州的考古工作有著密切的關係，原因爲何呢？因爲我們知道，要找夏文化，首先就要確定什麼是最早的商文化。1952年在鄭州南郊發現了二里崗期的商文化，學術界公認二里崗期的商文化要比殷墟早，但是具體早多少考古學是解決不了的，因爲考古學是解決相對年代的問題，解決不了絕對年代的問題，既可以比殷墟早一百年，也可以比殷墟早兩百年。

可幾乎在同時，1956年同樣在鄭州，又發掘了洛達廟遺址。考古學者認爲這也是商文化的遺存，但是它和二里崗、殷墟的都不一樣。也就是說在1950年代，出現了三種類型的商文化殷墟、二里崗和洛達廟，這三個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考古學者當時的認識就是以洛達廟爲最早，二里崗其次，殷墟最晚，即一個商文化至少可以分爲三段，所以當時河南的安金槐先生就提出，這三類遺存分別相當於商代的早、中、晚期。正好這一時期又在鄭州發現了相當於二里崗階段的商代城址，所以安金槐先生很自然地就把鄭州商城定爲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隞都。

1959年偃師二里頭遺址正式發掘，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面貌有一部分和洛達廟很像，按現在的說法，二里頭文化分爲四期，至少後兩期和洛達廟很接近。所以當時學者就想，它和洛達廟很接近，那它就應該是商代早期的遺存了，而考古工作者在二里頭遺址又發現了很大的宮殿，這與文獻中所記載商湯的西亳在偃師可以對應。這便形成了一條很完整的證據鏈，無論年代、文獻，還是文化面貌都對上了。所以學者就提出二里頭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的觀點，這是當時的主流觀點，被普遍接受。

爲什麼這個觀點後來又發生改變？這和鄒衡先生是分不開的，鄒先生差不多花了20年的時間才提出這樣的認識，簡單來講，他認爲二里頭文化的一至四期是同一個考古學文化，二里頭文化不能從中一分爲二，二里頭的三、四期不屬於商文化，而屬於夏文化。如果文化面貌改變了，那麼二里頭遺址的性質就自然發生改變，二里頭遺址西亳說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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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金槐vs鄒衡

說來也巧，鄒先生提出這個觀點是1977年，剛提出的時候很多學者都不同意，尤其是主張二里頭遺址西亳說的學者，於是雙方發生了很激烈的學術爭論。但是沒過幾年，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1983年，在偃師屍鄉溝又發現了一座商代城址偃師商城，這座商城從文化面貌上講與二里頭遺址有所區別，它的地理位置比二里頭遺址更符合成湯西亳的所在，而它的文化面貌與鄭州商城最早的商文化接近。所以當時一大部分主張二里頭西亳說的學者都紛紛倒戈，認爲屍鄉溝的這座商城是西亳，而承認屍鄉溝商城是西亳，實際上就是承認二里崗期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也等於就是承認鄒衡關於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觀點是正確或絕大部分是正確的。從本質上講，偃師商城西亳說就是將早商文化向後壓了兩期，從二里頭文化三期之始後退到二里頭文化四期之末，這是一個巨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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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遺址衛星影像（上）與偃師商城鳥瞰圖（下）

記者：鄒衡先生最早把二里頭定爲夏，他的依據是什麼？這中間也牽扯到著名的考古公案亳都之爭，您能否爲大家簡單介紹下？您對此爭論有何看法？

孫慶偉： 爲什麼鄒衡先生能提出這種看法？這與他的治學經歷有關，一開始他的看法和當時主流觀點是很接近的，鄒先生1956年從北大畢業，研究生期間在郭寶鈞先生的指導下做鄭州發現的新材料，他把鄭州二里崗新發現的商文化做了系統的研究，又與殷墟商文化的早晚關係、分期等都做了比較。

1957年，鄒先生在北大當老師，和宿白先生一起去河北邯鄲發掘，在邯鄲他也發現了比殷墟更早的遺存，但那個時候他對這批遺存的性質並不清楚。1959年他又去了洛陽王灣遺址發掘，而王灣有二里頭文化一類的遺存。鄒衡先生學術起點是商文化，在很長的時間裡他就在一直思考商文化的來源問題，所以我們看鄒先生在論證夏文化的時候其實花了很大一部分時間在研究商文化，因爲只有把早商文化確定了，他才能確定什麼是夏文化。

經過他的系統研究，認爲鄭州二里崗其實是商代早期文化，而非多數學者認定的商代中期；比鄭州更早的，像河北邯鄲，也就是太行山東麓地區的遺存，他認爲是先商文化；二里頭遺址也比鄭州二里崗早，但文化面貌不一樣，所以他判斷這應該就是夏文化。因爲比商早的既可以是商的，也可以是夏的，還可以是其他族群的文化。

鄒先生研究時有一個絕招，就是對出土器物做大量的器類統計，在統計的基礎上就能得出一個很好的認識。比如他發現二里頭最主要的炊器是夾砂深腹罐，而鄭州二里崗是以鬲爲主的，如果它倆同屬一個文化，爲什麼會從罐變爲鬲呢？而太行山麓地區的一些文化遺存也是以鬲爲主的，所以鄒先生認爲鄭州商文化的主要來源是東邊，而不是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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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文化的夾砂深腹罐（左）與二里崗文化的陶鬲

那麼鄒先生這種以文化來定城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這是因爲考古學研究解決不了絕對年代的問題，正如我剛才提到的，在鄭州二里崗挖出比殷墟更早的文化，那麼怎麼確定它的具體年代呢？有兩個辦法，第一個是碳十四測年，但碳十四測年有它的局限性：即便測出來比殷墟早，但文化屬性不確定的話，也不能判斷它是夏還是商，而且碳十四測年有誤差。第二個就是通過某個媒介把這個問題解決，鄒先生經過分析，他認爲鄭州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但是如何證明呢？鄒先生想到的最好辦法就是證明鄭州的商城是商湯的亳都，如果這裡是亳都的話，這裡的商文化自然是早商文化，所以他才一直強調鄭亳說。

而事實上鄭亳在文獻中並沒有依據，因爲文獻提到過西亳、南亳、北亳等，但鄭亳是鄒衡先生自創的概念。爲什麼他要提出來這個鄭亳說？就是要解決商文化的年代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鄒先生確確實實是從考古學文化研究中得出的一個結論，可他需要給這個結論找一個切實的證據，告訴大家它就是最早的商文化。反過來講，如果單純根據歷史地理的考證，只根據它的地望而不考慮它的文化面貌，那是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不是考古學研究。

鄒先生提出鄭亳說確實面臨著諸多挑戰，當時很多學者都寫過文章指出他的不足之處。實事求是講，鄭亳說確實有它的不足之處，最大的短板就是沒有傳世文獻的依據。而且，一旦提出鄭亳說，就意味著要把其他幾個亳都特別是西亳否定掉，鄒先生當然非常清楚，他是怎麼否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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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亳都之爭可謂大咖雲集

鄒先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就去過魯西南做工作，發掘了菏澤安邱堌堆遺址。他的目的就是想證明在早商時期豫東和魯西地區沒有商文化的分布，特別是沒有大型商代城址的存在，以此來否定湯都在此區域的可能性。但嚴格說起來這個推論是有瑕疵的，因爲考古發現是有偶然性和局限性的，不能因爲沒有發現便認爲它不存在，這就有點像古史辨派的學者，過度使用了默證以不見爲無有。比如說張光直先生就很相信亳在商丘，但這一區域是黃泛區，東周時期的城址都被埋在10米深的沙土之下，更不用說早商時期的遺址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關於亳的問題遠沒有到畫上句號的時候，並不能排除將來在豫東找到亳的可能。

現在學術界通常說北大是鄭亳說的大本營，而社科院考古所是西亳說的大本營，這種看法大致沒錯，因爲在北大包括鄒先生、李伯謙先生都是持鄭亳說的。但我覺得更確切的表述應是北大是反對西亳說的大本營，反對西亳說並不一定就主張鄭亳說，比如我們的劉緒老師，可以說反西亳說的主將，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劉老師並沒有著文從正面論述鄭亳說，我推測這是有深意在內的。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鄭亳說有待進一步的充實，豫東的問題不解決，鄭亳說就不是定論。現在考古學上找到了的幾座商城，能不能把亳的問題一網打盡？就我個人來看，遠沒有到這個時候。張光直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豫東的考古工作只是剛開了個頭，可惜因爲他的去世而工作中斷了。所幸鄭州大學和河南大學同行們持續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值得我們期待。

記者：世界著名考古學家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曾發表過他對夏王朝的看法，其認爲二里頭可稱之爲二里頭國家，但它是不是夏朝還要保守來看。而身爲二里頭隊長的許宏先生也認爲在沒有確切的證據下不能認爲二里頭就是夏。那麼您對二里頭的看法是什麼？它是否就是夏王朝的國都，或者是夏文化中的一部分？

孫慶偉：羅泰教授的觀點實際上是說沒有一錘定音的證據便不可以認爲二里頭就是夏，從道理上講並沒有什麼不妥。但我覺得還得結合中國考古學的實際來講，舉個例子，殷墟甲骨發現以後，王國維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證明【殷本紀】所載商王世系是可信的，他進而說因爲【殷本紀】的可信，那麼【夏本紀】所載夏後的世系也應該是可信的，可到今天爲止，誰也沒發現夏代的甲骨。

我們從考古學上看也是如此，考古學能解決什麼問題？它能解決文化面貌的不同問題，那麼從文化面貌上證明二里頭文化的時代早於早商，或像有的學者說的那樣，它與早商文化前後相繼或略有重疊，而它的分布區域又是文獻所載夏人的活動範圍之內，這是考古學家把二里頭文化說成夏文化的主要依據。

那麼我們在考古學的研究中是不是必須要以文字作爲最後依據？如果有的學者認爲必須要以文字爲依據，那麼這個問題就不需要討論，因爲二里頭沒有發現文字，甚至早商也沒有發現說它一定是商代早期的文字依據。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講，最早的信史還是殷墟。

但我想多數學者並不這麼看，因爲考古學可以通過自身的方法論對一些學術問題作出自己的判斷，這應該是考古學的學科優勢，而不是它的劣勢，考古學的主要價值就體現在對沒有文字記載歷史的研究上。

我理解許宏先生與羅泰先生是不一樣的。許宏先生這兩年反覆強調講二里頭究竟是夏是商，主要是緣於他認爲在考古學層面還沒有很好地解決夏、商文化的問題，具體來講，二里頭文化的三、四期和它的一、二期能不能分開，或者說，二里頭文化能不能一半是夏文化，一半是商文化。這實際上是對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有關觀點的重新審視。

爲什麼會這樣？這實際上是考古學研究方法和局限性所決定的。簡單來說，兩類遺存差異到何種程度可以劃分爲兩支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差異到何種程度可以劃歸爲同一支考古學文化的不同類型，再差異到何種程度是同一類型的不同期。嚴格來說，考古學迄今爲止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每個研究者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分析研究，並得出結論。所以，嚴格說起來，每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屬性、類型和分期都有爭議，只不過不如夏文化這麼引人注目，無人關注，無人較真罷了。

比如二里頭文化分四期，有人將它分爲兩個文化，但分法各異。其中一部分人說第四期屬商，一、二、三期屬夏；還有人說第一期屬夏，二、三、四期屬商；當然還有我們前面提到的一、二期屬夏，三、四期屬商的看法。那麼你劃分的標準是什麼，文化差異到多大程度的時候你可以將它劃爲兩個文化？且不說夏和商的問題，比這更關鍵的實際上是中國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可操作性，不同的人因爲不同的操作規範得出不同的看法，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夏商爭論的問題，事實上大家不是按照統一標準對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在不同的平台上對話，何異於雞同鴨講？

考古學文化是考古學最爲核心的一個概念，在將近一百年的過程中，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得很好。上個世紀50年代夏鼐先生寫過兩篇關於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文章，但都是很寬泛地講了些原則問題，至於具體如何量化，夏先生沒有給出答案。後來張忠培先生寫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研究考古學文化需要探索的幾個問題】，我理解其實就是要解決夏先生未解決的問題，裡面講了若干原則。但很遺憾，在這個問題上只有些原則意見，等到每個研究者具體研究時，就一定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來做，有了很大的隨意性，有原則也等於是沒有原則，大家各行其是。

所以在如今的研究之中，只要遇到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定性，分類型或分期時，就一定會有不同意見存在。只要遇到和族屬掛鉤的時候，或者遇到王朝更替的時候，這一問題就更會暴露出來。表現最明顯的就是三代時期，夏、商、周、秦、楚等無一例外。是因爲它們很特殊麼？其實不然，它實際上反映了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規範性，由此而引發了隨意性，這個問題亟須解決，需要整個考古學界去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考古學研究恐怕會永無寧日。

原標題：訪談︱孫慶偉：考古學家找到傳說中的夏朝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