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何以提出『唐宋變革論』？讀【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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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美]傅佛果著，陶德民、何英鶯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58.00元

如果說政論家的角色為內藤提供了敏銳的問題意識，那麼史學家的角色則為他探索這些問題帶來了厚重的人文氣息。除非在這兩種角色作出一種關聯性的解讀，將其政論文字與史學文章視為一個整體，否則我們將無法深入地了解內藤的意圖。

歷史學不僅是一門專注於歷史事實的學問，同時也緊密地聯繫着相關的價值判斷。所謂『歷史』，正如卡爾（E.H.Carr）所指出的，乃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既勾連着逝去的史實，又直通着正在發生的現實。當我們在理解一段歷史時，固然需要將撈取事實的『漁網』撒向浩如汪洋的故紙堆，但要是僅止於此，仍然無法全面窺視歷史的奧妙。決定我們能夠獲得多少『漁獲』的，除了歷史事實之外，還有拋撒『漁網』的歷史學家。正是他們決定了將『漁網』拋向何方，也是他們決定了『網口』的大小。

關於歷史學家與其所研究的歷史事實之間的關係，自然是個『老掉牙』的話題，但似乎又總是常談常新。新近翻譯出版的【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便是此類主題之下頗值得把玩的著作。本書雖是作者傅佛果（Joshua A. Fogel）在1980年代的舊作，屬於老書新譯的類型，但是在內藤湖南誕辰150周年之際推出，對於我們理解內藤湖南的史學，特別是著名的『唐宋變革論』，仍然有着獨具一格的意義。

一、氣勢恢宏的史學

國內學界對於內藤湖南並不算陌生，他的名字始終緊密聯繫着著名的『唐宋變革論』。此一論說，由內藤本人所提出的、經宮崎市定等人推波演繹，並最終構成了影響廣泛的京都學派的論說基礎之一。作為專注於中國的歷史學家，內藤一方面熟稔中文、滿文、蒙文，對於相關歷史文獻有着縝密的考察，另一方面他又有別於同時代以蘭克史學相標榜的東京學派，僅僅注目於細枝末節的考證，在深入中國歷史之餘，又能抽身而出，建構出了一套氣勢恢宏的歷史觀。

在內藤著名的歷史分期中，中國史被劃分為『三個時代』和『兩個過渡期』。前者包括從開天闢地到後漢中期的『上古時代』、東晉到唐代中期的『中世時代』、宋以後的『近世時代』；後者則指涉的是穿插在這『三個時代』中的過渡時代。從表面上看，內藤的分期顯然受到歐洲歷史學的影響，不免染上彼時日本史學家普遍趨新的時代印記。不過，與那些將本國歷史視為評判標準來看待中國歷史的歷史學家不同的是，內藤卻秉持着一種更趨於同情的內在視野，以中國文化的內在脈絡來看待中國歷史的變遷大勢。

內藤的史學實際上很難以嚴格的史學分科來定義，將之歸類為通常所謂的『古代史』或是『近代史』的領域。內藤曾憑藉精通滿文、蒙文和中文的優勢，從事過清史研究，書成【清朝衰亡論】，但又以【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中關於唐宋歷史的獨到見解而名揚海外，甚至對於中國東北的邊疆史地也有過頗富政治色彩的考察。不過，與此同時，雖然他對於中國歷史有着整體性的敘事，但我們又不能簡單地將其定義為一個通史學家。在他的歷史敘事中，特別是對於中國『近世』問題的洞見上，我們分明看到了與一般通史學家頗為不同的知識趣味和問題意識。

事實上，內藤極早、極其敏銳地便注意到了類似後來哈佛學派關於中國現代性起源的問題，但他又對那種簡單地將西方衝擊視為首要因素的說法嗤之以鼻，而有點傾向於後來柯文所謂的『中國中心觀』的論點，從中國歷史的內在脈絡尋找其現代性因子。不過，與美國中國學雖提倡『在中國發現歷史』但又時時忘不了西方因素的做法極為不同的是，內藤的見解來得要遠為徹底，旗幟鮮明地將中國『近世』的源頭直通唐宋之際，以一種內在而又恢弘的視野貫通歷史的全局。

在內藤看來，唐末宋初（大致是從9世紀末到10世紀）時期，以貴族政治的消亡為標誌，中國在社會與文化的所有領域其實就都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構成了中國歷史變遷的重要轉折點。隨着貴族的消亡，無論在中央，還是在地方，原有的貴族與皇權共治的局面已經逐步凋零，取而代之的則是『平民』的抬頭與『君主獨裁政治』的興起。一方面，貴族不再控制地方社會，科舉取士帶來了極強的社會流動性，即使貧寒子弟也完全可以通過『進士起家』。另一方面，貴族勢力的瓦解，也帶來了王權制衡力量的隱匿，君主獨裁的趨勢逐步明顯，以至明清之後甚至可以完全名之為『專制』。這兩種趨勢交相激盪，構成了中國『近世』的顯要特徵，也為中國走向現代政治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和社會基礎。

二、政論家與史學家

關於內藤的歷史學敘事，特別是聞名遐邇的『唐宋變革論』已經有非常豐富的研究，像張廣達先生的【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巨細無遺地從多重學術脈絡上梳理了該學說的淵源與變遷。不過，內藤湖南除了是個歷史學家外，還是個記者，是個傅佛果所謂的『政論家』（publicist）。理解他的歷史敘事，除了學術的內在脈絡外，一個不可忽視的視角，便在於通過政論家的頗富現實關懷的性格窺視其學術變遷。

通觀內藤的整個生涯，以1907年為界，其實可以明顯地看到兩個不同的階段。前半段，內藤以一個政論家的身份，先後總共有20多年的時間在【亞細亞】【台灣日報】【萬朝報】以及【大阪朝日新聞】等雜誌社和報社擔任記者，撰寫了大量關於中國、日本與世界大勢的時評。後半段，內藤則以一個東洋史學家的身份，受聘於京都大學，主要從事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教學。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後一階段的研究生涯中，內藤仍然時或發表關於時局的評論，歷史學家的身份與政論家的身份常常交織在一起，在史學論文中不乏政論式的急峻風格，於政論文中則往往充斥着史學論文的嚴謹氣息。

概括地來說，無論是在政論家時代，還是在此後的史學家時代，內藤始終密切地關注着中國的政治變遷及其現代轉型。內藤之所以對於中國歷史和政治感興趣，並試圖進行深層次的理解和研究，自然和白鳥庫吉等同時代的東洋史學家一樣，有着將『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的內在學術理路。但與此同時，對於內藤而言，『中國』又不僅僅只是作為研究的素材而已，而且還是一個有着切膚之感的存在，是其『文化母國』的所在之地。

內藤來自有着深厚漢學傳統的家庭，祖父輩均為地方碩儒，同時他的青年時代又遭逢反思現代文明的『世紀末』思潮的泛濫，對於西方文明以及日本本土的崇洋氣息嗤之以鼻，反倒是對中國政治與文化變遷傾注了非同尋常的熱情。雖然後世的不少評論將內藤這種對於中國的熱情，特別是其對中國歷史的相關理解，視為一種與日本軍國主義不乏合謀的學說，但是內藤的史學家氣質始終制衡着他的現實主義的政論家角色，以簡單的『智庫』式的視角看待其學術內涵，顯然難免顧此失彼的偏頗。

不過，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的政治變遷和社會轉型，確實為內藤的史學注入濃郁的現實氣息。內藤對於包括自強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以及民初政治走向的觀察，為相關的史學敘事提供了現實感極強的問題意識和研究視野。從1890年代中期開始，伴隨着變法與改制思潮在中國的廣泛興起，他便曾多次遊歷台灣、大陸進行考察，廣泛地接觸包括梁啓超、嚴復、文廷式、劉學詢等中國政學精英，持久地思索中國改革的前景問題。他雖然不像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那樣亟亟以求富強和秩序，但卻同樣分享了一種文明層面的焦慮，緊密注視着在歐西與日本等多重文明的壓迫之下中國文化與政治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嚴峻問題。

與那些簡單地將西歐式改革視為『萬靈丹』的日本評論家不同的是，內藤堅決摒棄無視中國文化根基的論調，認為只有在深入挖掘中國文化的『潛勢力』下，才能夠真正理解中國，也才得以預判中國的未來走向。正如傅佛果在書中所指出的，內藤關於『唐宋變革論』和中國歷史的梳理，自然包含着濃厚的知識興趣，但更重要的是，這為他提供了觀察中國現代轉型的絕佳視角，也最終決定了他的觀察不是瑣碎的、一時的，而是全局性的、影響深遠的探索。

在這裡，如果說政論家的角色為內藤提供了敏銳的問題意識，那麼史學家的角色則為他探索這些問題帶來了厚重的人文氣息。除非在這兩種角色作出一種關聯性的解讀，將其政論文字與史學文章視為一個整體，否則我們將無法深入地了解內藤的意圖，對於其史學的認識最終也只能是淺嘗輒止，免不了受到流於表面的指責。

三、挖掘中國歷史『潛勢力』

傅佛果觀察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內藤似乎非常認同興起於明末清初並在晚清重新崛起的經世學派的觀點。早在1890年代，雖然內藤沒有明確地提及經世學派的學者，但相關的觀點就已經鮮明地呈現在內藤文章的立論方法和選詞達意等各個方面。而此種趨勢到了1910年代則至為顯白化，內藤明確地在其歷史敘事中引用經世學派的思想，時常直接套用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看法來評騭中國的歷史與現實。

內藤與經世學派的學者一樣，都十分注重地方社會的存在及其作用，視之為中國社會的本質所在，並以此來管窺中國歷史的全局性變遷。在某種程度上，內藤之所以特別強調『唐宋變革論』及其所潛藏的『近世』因子，重要的原因之一便在於正是在這段時期，中國的地方社會發生了整體性的巨變。內藤似乎對於地方上政治勢力的變遷極為敏感，對於集權的郡縣制也有着同經世學派一樣的鄙夷態度，甚至在1899年初次訪問中國時，還不無感慨地與經世學者同調，認為中國『荒涼如此，皆二千年郡縣制之餘弊也，實令人無限痛惜也』。

不過，根據傅佛果的觀察，比之經世學派，內藤的學術野心似乎來得更大。如果說在經世學派的學者那裡，對於地方社會的強調緊密聯繫着王朝末期全盤崩壞的政局，並試圖以一種如顧炎武所謂的『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的方式，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那麼處於中國由王朝向民族國家轉變之際的內藤，則是力圖由地方社會的視角出發窺視中國歷史的整體性變遷。換句話說，對於內藤而言，從地方社會出發的思考，關涉的不是一朝一姓的榮光，而是中國歷史的整體走向，緊密聯繫着中國現代轉型的命運。

在這裡，傅佛果敏銳地指出，內藤對『地方』情有獨鐘的學術興趣，其實緊扣着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舊邦新造的時代格局，特別是辛亥革命走向共和後所滋生的問題意識。對於熟諳中國歷史的內藤而言，辛亥革命不僅是一場簡單的政治變動，更意味着自兩宋（『近世』）以來的君主獨裁時代的結束。在這個辭舊迎新的時刻，如果說構成『近世』兩條脈絡之一的君主獨裁在辛亥革命後已經土崩瓦解，那麼中國的未來命運會是怎樣？中國社會此後是否就進入一個純粹的『平民』社會，從而平穩地邁入當時人念茲在茲的共和道路呢？

對於這些問題，內藤並沒有簡單地對提出答案，而是以一種深入中國歷史的方式展開相關的探討。一方面，內藤從經世學派的觀點中認識到中國歷史中存在豐厚的地方自治傳統，以及由此摶成的平民主義傾向；另一方面，內藤又在彼時的歷史局勢中意識到只有發揮和重組『鄉團』『宗族』等地方自治傳統，共和之路才有可能在中國紮根。內藤顯然知道中國存在着謀求富強和秩序的急務，但是他同時從中國歷史的內在肌理，以及歐洲和日本的經驗中看到，除非發揮地方自治精神，確立穩固的立憲政治，否則中國的國力即使快速提升，最終也必然流於速朽的命運。

在這裡，我們可以認為內藤的史學，特別是在關於近世『貴族政治』以及『共和政治』的論述上，充斥着過多的價值判斷，但是我們卻決不能簡單地抹去內藤敏銳和獨到的視角。正如青山秀夫在關於內藤學說的評論中所指出的，要是我們簡單地了解韋伯（Max Weber）關於中國歷史的著名判斷的話，便會發現內藤對於『鄉團』『宗族』等地方自治精神的重視，其實與韋伯所謂『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家產國家』的論斷，有着某種類似之處。二者都認識到在中國走向現代的過程中，最嚴重的問題便在於中央集權的官僚們公私混同的弊病，以及由此出發的對於地方社會的壓迫。只不過在前者對於『近世』歷史的研究中，認為中國地方社會宗族組織中的『父老』能夠抵禦不負責任的官僚制問題，而後者則卻對此保持着一種悲觀的態度，認為中國社會中無法找到與西歐社會一樣的新教倫理的都市中產階級，從而沒法順利地走向『現代』。

如果韋伯關於中國歷史的評斷早已成為相關探討的不得不提及的對話對象，那麼內藤的類似敘事是否也同樣值得深入辨析呢？可以說，與其簡單地批判內藤史學中的濃郁政論家性格，倒不如細緻地延續他關於中國歷史的評論，並持續追問那種從『地方』出發發掘中國歷史『潛勢力』的研究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