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狸貓換太子』傳說里藏着的歷史秘密

    一、『狸貓換太子』傳說由來

有關北宋仁宗皇帝身世的『狸貓換太子』傳說在元雜劇中已略見雛形，由於富有戲劇性，後來便被演繹成為京劇、越劇等多種藝術形式，遂眾所周知。近年，又有了長達30集的電視連續劇【大宋奇案狸貓換太子傳奇】，更家喻戶曉。

傳說在宋真宗的皇后去世後，劉妃和李妃都懷上身孕，為了爭奪皇后之位，劉妃串通太監和產婆，在李妃分娩昏迷之際，用一隻剝掉皮毛的狸貓換走剛出生的太子。真宗看到狸貓以為李妃產下妖孽，遂怒將李妃打入冷宮。因此劉妃所生之子被立為太子，劉妃也被冊立為皇后。後來劉妃之子夭折，被換掉的李妃之子又被劉妃找到，養為己子。劉妃又讒害李妃，李妃逃往民間。真宗死去，李妃之子即位。包公包拯遇到流落民間的李妃，得知真相，將李妃帶回京城，設法讓仁宗皇帝與生母李妃相認。真相大白後，已成為太后的劉氏驚厥而死，悲劇以皆大歡喜收場，包公也被任命為宰相。

近年上演的電視劇則進行了極大的鋪衍，在歷史的政治時空中展開了這一傳說。

『狸貓換太子』的故事，從原始傳說到電視劇本，出場人物多是實有其人，仁宗被劉皇后養為己子又實有其事，因此可以說，整個故事是在真實基礎上的虛構。從中實在可以洞察宋代政治不大為人所道的真相，而這才是『狸貓換太子』傳說所體現出的另一層深刻意義。

我們的考察將兼顧原始傳說與最新版本，嚴格依據史實，無一事無來處。我想，這樣的考察將有助於人們認識『狸貓換太子』傳說所投射的時代。

    二、傳說背後的真實：皇帝參與的政變

1.劉皇后的出場

『狸貓換太子』事件的主角劉皇后，其活動不僅貫穿整個真宗朝，與真宗淵源深厚，還在真宗後期和仁宗前期對宋代政治產生巨大的影響，實在是不亞於其他宋代皇帝的一個重要存在。

劉氏身世不明，【宋史·后妃傳】的記載屬於顯赫後的偽造，不足為信。從少年時代起，四川出身的劉氏便走上街頭，成為撥鼓賣藝的藝人，後來嫁給銀匠龔美。由龔美攜至京城，轉讓給還是皇子的真宗。【宋史·后妃傳】記載說『後年十五入襄邸』，恐非屬實。據【宋史·真宗紀】，真宗封為襄王在端拱元年（988），開寶二年（969）出生的劉氏這一年已經虛歲二十。減去五歲，無非是想證明劉氏的年幼清白。襄王跟一個來歷不明的賣藝女子交往，很快為奶媽告發，被太宗下令趕走。

至道三年（997），真宗即位，終於如願以償，將劉氏迎入宮中。此時已是十年之後，可見真宗終未忘情。不過宮中亦有制度在，進入等級森嚴的皇宮，劉氏僅成為嬪妃中四品之末地位低下的美人，距離上面的貴妃隔着二十二級，僅比最低的才人、貴人稍高兩級。不過，有真宗的寵愛，這些都不是問題。入宮後，這個連親屬都沒有的女子，指認前夫龔美為兄，為此龔美只得改姓為劉。此時的劉氏已經接近三十歲。時光飛快，又過了十多年，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在前幾年成為修儀的劉氏升為僅位於貴妃、淑妃之後的一品德妃。是年12月接近月末的一天，真宗在皇后去世的第七年終於立劉氏為皇后。劉氏成為皇宮中的女性之首、母儀天下的皇后，若從她結識真宗時算起，已經過去二十多年，即使從進宮算起，亦已走過了15年。這一年，劉氏已經43歲。劉氏以這個年齡成為皇后，比32歲成為皇后的武則天還要讓人吃驚。作為一個女人，43歲寵壓群芳，母儀天下，絕非僅憑顏色容貌。這是任何人都可以作出的簡單判斷。

並且，劉氏成為皇后不僅要擊敗宮內眾多的競爭對手，還要衝破來自朝廷的重重阻力。當真宗決定立劉氏為皇后時，宰相王旦、向敏中以及前宰相寇準等多數大臣都明確表示反對，理由都是『出於側微不可』。特別是真宗朝進士狀元李迪幾次上疏強烈反對、說她『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參知政事趙安仁不僅反對，還給真宗提供了一位高貴的人選——出身於故宰相沈義倫之家的沈才人。有學者曾以鄭樵所云『婚姻不問閥閱』為證，論述宋人在婚姻方面已無門閥觀念。其實，這至少與皇帝的婚姻狀況不符。趙安仁推薦的沈才人，據【宋史·后妃傳】記載，當初就是『以將相家子被選』。可見，皇帝選妃一定要講究家世，必須出身名門。這也是劉氏在立後之際遭遇強烈反對的原因之一。

劉氏最終能夠在反對呼聲強烈的情況下成為皇后，當然主要還是取決於真宗的態度堅決。不過，這並不代表皇權的力量。在士大夫看來，皇帝的皇后是誰，無關乎政局變化，所以沒有徹底干預皇帝的個人私事。此外，這也與首相王旦在最後一刻妥協有關。王旦長年為相，史載『事無大小，非旦不決』，擁有很大的權威。不過，王旦處理君臣關係的方式非常溫和，跟李沆和寇準都不同，從不勉強真宗。而劉氏當時也很在意王旦的態度。王旦因病沒有上朝，劉氏便勸真宗推遲討論立後之事，後來王旦上疏表示同意，此事方得以決定。

這裡，還需要提及一下『狸貓換太子』傳說的另一個主角李妃。李妃初入宮就被指派給劉氏做侍兒，從此便與劉氏開始了不解的關係。這個比劉氏小18歲的宮女，在真宗到劉氏那裡去時，被指定為司寢，因而有孕。大中祥符三年（1010），生下一子，後為仁宗。在喪失惟一的9歲兒子之後，真宗復得此子，欣喜逾常。李氏因此被封為縣君，但還沒有進入嬪妃之列。後來又生下一女，雖然夭折，但此後李氏卻得以進入嬪妃的最低一級五品才人。到了真宗快去世時方升為二品婉儀。

由於李氏是當時尚為修儀的劉氏房裡的侍兒，因而所生之子為無子的劉氏養為己子，並無不自然之處，而猶如劉氏奴隸一般的李氏也不敢作聲。由於地位的懸殊，李氏根本沒有可能同劉氏爭奪皇后之位，連想都不敢去想。劉氏無須搶奪，更無須以什麼狸貓來偷換。劉氏房裡有了真宗的惟一子嗣，自然也是劉氏兩年後成為皇后的一個很重的砝碼。

2.走向前台的劉皇后

在大中祥符末（1016），真宗中風病倒。此後幾年，身體有所康復。不過，天禧四年（1020）春，病情再次加重，這便將劉皇后推到了處理政務的前台。【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時上不豫，艱於語言，政事多中宮所決。』不過，劉皇后並不是突然走向前台的，這之中有一個很自然的過渡。【宋史·后妃傳】記載說：『後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後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引故實以對。』從這段記載可知，劉皇后與唐朝的武則天一樣，不僅通曉文辭，還有見識，成為皇后之後，在內廷充當了真宗的秘書與助手的角色。從這一角色轉身，直接處理政務，對劉皇后來說，不過是從幕後走向前台，駕輕就熟。【宋史·后妃傳】接着記載說：『天禧四年，帝久疾居宮中，事多決於後。』就是說，在真宗病倒後，以真宗名義發出的詔令裁決，多是出自劉皇后之手，然而也顯示着皇權。不待真宗去世，真宗病倒，劉皇后走向前台，就意味着後真宗時代已經開始。

3.真宗末年的政局

天禧元年（1017），長期任相的王旦逝去後，在中書，除了宰相向敏中之外，真宗寵愛的佞臣王欽若被補充進來，成為宰相之一。天禧三年（1019），曾擔任過宰相、樞密使的判永興軍寇準，急於重返政治中樞，以犧牲道德原則為代價，奏上了他素所不信的天書。這次的天書跟大中祥符年間真宗跟王欽若一同偽造的不同，是寇準手下一個叫朱能的巡檢勾結內侍周懷政偽造的。上天書，主要是想投熱衷此道的真宗所好。這也是寇準試圖與皇權結盟從而重返政治核心的一步棋招。這當是寇準分析了當時王欽若『恩遇浸衰』的現狀而走出的一步。在奏上天書之後，寇準成功地取代政敵王欽若，再度執掌相印。

寇準拜相的同一天，真宗朝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丁謂也再次進入中書，成為副宰相參知政事。本來，寇準早年對丁謂很欣賞，曾屢屢向他的同年進士宰相李沆推薦丁謂，但李沆似乎看透了不可『使之在人上』的丁謂人品，硬是沒有起用。後來頗有能力的丁謂出任主管財政的三司使，在天書封禪活動中，積極給予真宗財政支持，因此而頗得詬病。在當時便被公論冠以『五鬼』之一的惡名。從當時寇準私下言及丁謂的諷刺語氣看，受公論的影響，寇準對丁謂已經改變了印象。不過，真宗和宰相向敏中似乎並不知道寇準對丁謂印象的這一變化，還記得早年寇準對丁謂的欣賞，以為他們會和衷共事，所以如此搭配了執政班底。

在共事之初，丁謂倒是對寇準恭敬有加，但這樣做有時反而更增加了寇準的鄙視。【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謂在中書事准甚謹。嘗會食，羹污准須。謂起，徐拂之。准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須耶？』謂甚愧之。由是，傾誣始萌矣。

這就是漢語中『溜須』一詞的來源。寇準如此羞辱丁謂，在丁謂的心裡埋下仇恨的種子。可以想像，在寇準與丁謂在中書共事期間，類似的事情肯定不止這一件。仇恨由積累到爆發有一個過程。經過了一定過程，遇有適以爆發的機會，就會爆發，這是勢所必然。

丁謂報復寇準的機會是伴隨着一場宮廷政變來臨的。就在寇準入相的天禧三年，真宗患上中風，不僅說話不利落，而且神智也有些恍惚。因此，在真宗不能處理日常政務的情況下，『政事多中宮所決』，即政務在經過皇帝這道必要的程序時，多由劉皇后代為處理。這就使頗喜歡干預政事的劉皇后權力驟然增大，並且也給朝廷的政治派系的角逐與組合提供了新的機會與可能。

寇準不是看不出劉皇后權力增大的政治形勢，但寇準似乎有些瞧不起這個出身寒微的女人。當年，真宗準備立劉氏為皇后時，寇準就提出過反對意見。這件事肯定已使成為皇后的劉氏懷恨在心。偏偏就在劉氏權勢日增之時，寇準又做了件蠢事。【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劉氏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上以皇后故，欲赦其罪』。這時寇準則堅持要求法辦。結果，『重失皇后意』，深深地得罪了劉氏。本來就有齟齬，現在又如雪上加霜。新仇舊恨，徹底把劉氏推到了寇準敵對勢力的一方。說寇準做蠢事，是從政治鬥爭的角度而言。從道德上說，寇準在這件事上並沒有錯。

當時朝廷的政治形勢，儘管劉氏權勢增大，但畢竟處於宮內，在發號施令上，則不如宰相有力。因為從業已形成的政治傳統上，宰相主政，皇帝則基本上是實施名義上的裁決權來支持宰相主政。在皇帝與宰相之間，很少有尖銳對立。因此，當時中書內寇準與向敏中兩個宰相，在權力上足以敵過劉氏，至少可相抗衡。

不過，暫時的平衡很被打破了。首相向敏中於天禧四年三月薨於相位。向敏中當是寇準重要的同盟，寇準的再入相，並不是真宗一個人能完全做主的事，至少是得到過宰相向敏中的首肯，甚至是推薦。而向敏中的去世，則使政治天平開始傾向於寇準敵對勢力一方。

寇準陣營在首相向敏中死後勢力大失。最主要的是失去了與皇權的平衡，這就給了反寇派以可乘之機。而朝廷中一些見風使舵之人，也紛紛投靠向丁謂陣營。

4.太子監國之爭

面對嚴峻的政治形勢，寇準感到已不能再指望病入膏肓的真宗了，決計尋找新的支持力量。劉皇后他無法也不屑於爭取，於是就把眼睛盯在了年僅10歲的皇太子身上。他倒不是指望皇太子能發揮什麼作用，而是要『挾天子以令諸侯』，利用皇太子的名義來壓倒畢竟不是真正皇權代表者的劉皇后，建立起新的皇權與相權的聯盟。如果寇準能像當年在澶淵之盟時左右真宗那樣左右皇太子，就意味着重新控制了皇權，也就等於控制了鬥爭的主動權，足以打垮敵對勢力。

為了能利用皇太子，寇準必須先把皇太子的權威樹立起來，這樣才能發揮皇太子的作用。對此，寇準考慮了兩個方案：一是讓皇太子監國，二是讓真宗退位做太上皇，皇太子即位。只有如此，皇太子這樣一個有名無權的少年小兒，才能罩上威力無比的皇權的光環。

然而，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最高形式是宰輔專政。宰輔是指宰相和輔弼大臣的參知政事、樞密使等人構成的執政集團。就是說，在正常狀態下的政治運作，是執政集團的集體領導，並不是宰相獨裁。宋代歷史上的確出現過不少宰相獨裁的局面，那是士大夫政治發展到極致的變質，並非常態。在寇準任相時期，還沒有走到這一步。所以，寇準要想實現他的方案，首先要在執政集團內獲得通過。

因為讓真宗退位的事情過大，所以寇準先是把讓皇太子監國的方案提出，在執政集團中商議。【宋史·李迪傳】載：『初，真宗不豫，寇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為不便，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從這段記載看，在太子監國的問題上，寇準、李迪與丁謂的意見是對立的。爭論的結果，達成了一種妥協，即皇太子依舊在太子學習的地方聽取日常事務性的匯報，而重要事情還是要聽取真宗的意見。由此可見，是否讓皇太子監國，在什麼程度上聽政，都是由執政集團來提案和決定的。

由於丁謂的阻撓，寇準和李迪並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因為『他皆聽旨』，到頭來，重要事項到了病重的真宗那裡，還可能被劉皇后所控制。

5.政變：從密謀到未遂

丁謂的阻撓，使寇準讓皇太子監國的方案未能全面實現。所以寇準便棋走險招，開始嘗試啟動第二方案，讓皇太子即位，真宗退位做太上皇。歷史上在位的皇帝成為太上皇的原因很複雜，固然有出於皇帝本人的意願，也有大臣做主的操作。比如南宋高宗、孝宗成為太上皇是出於本人的意願，而光宗成為太上皇則是出於大臣們的壓力。不過，無論如何，在程序上，在名義上，都必須要徵得在位皇帝本人的應諾。於是，乘真宗有時還清醒，寇準找機會與真宗單獨談話。【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准嘗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寇準在同真宗說了上述的一番話之後，接着又說：『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為羽翼。』對寇準的話，真宗表了態，即『上然之』。

有了真宗的這一態度，寇準大受鼓舞，打算大幹一場。據【五朝名臣言行錄】記載，寇準的計劃是，『欲廢章獻（劉皇后），立仁宗，尊真廟為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這無疑是一次政變計劃。如果事情成功，不僅會打敗敵手，平彌朝廷政爭，而且寇準也會因此而成為擁立兩朝君主的元勛。這對他權力的穩固具有重要意義。

儘管事情進行得十分隱密，最終政變還是功虧一匱。問題極有可能就出在寇準身上。他在飲酒忘情之際，不慎失言，泄漏了機密，被丁謂的黨羽聽到，立即跑去報告丁謂。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注引【龍川別志】則說是楊億對其妻弟說『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而泄漏。總之，丁謂得到情報後，慌慌忙忙半夜乘牛車趕到其黨羽樞密使曹利用家商量對策。【東軒筆錄】卷三記載說：『且將舉事，會公（寇準）因醉漏言，有人馳報謂。謂夜乘犢車往利用家謀之。』第二天，『利用入，盡以公所謀白太后。遂矯詔罷公政事』。詔，是以皇帝的名義發出的命令，體現的是皇權。矯詔，則是偽造皇帝的命令，是對皇權的借用。成功的矯詔便也成為了真正皇權的實施。對上述記載，值得注意的是，曹利用入宮，找的不是真宗而是劉皇后。是劉皇后矯詔罷免了寇準的宰相。【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不是劉皇后矯詔，是與劉皇后有着姻親關係的翰林學士跟真宗商議後的草詔。儘管如此，寇準罷相，秉承的還是劉皇后的意志。

一場驚心動魄的政變，還在計劃之中，就這樣連點響動都沒發出，便流產了。

6.皇帝參與政變的秘密

寇準的政變目標主要針對的是丁謂集團，但為何要廢掉劉皇后呢？劉皇后是丁謂集團依靠的大樹不錯，但她畢竟是皇后，是真宗喜愛的妻子，同世間的一切事物一樣，人的感情世界其實也處於不斷變化之中。患病後的真宗，對劉皇后的態度便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的產生，自然並不是真宗一方發生的，與劉皇后的種種行為也不脫干係。夫婦之間許多事情難以說得清。但真宗、劉皇后不是普通的夫婦，他們還是兩個政治人物。真宗並不滿意劉氏過分干預朝政，【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四載：『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明肅劉太后漸預朝政，真宗意不能平。』沒有真宗的這種態度，儘管寇準等人對劉皇后再不滿，也不敢斗膽廢后。因此，上述寇準與真宗談話，『上然之』這樣真宗的表態，實在有無限玄機，包羅萬象，其中可能就有對劉皇后處理的計劃在。因此，我推測，實際上這次未遂的政變計劃是真宗與寇準共同策劃的。這種推測並非毫無根據的臆測。

由於『章獻太后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從打擊劉氏的目的出發，真宗想採取一些行動。而能幫助他實現這一目的，只能是與劉氏對立的寇準和李迪等人，而不可能是與劉氏相勾結的丁謂。【龍川略志】別志卷上載：『真宗晚年得風疾，自疑不起。嘗臥枕宦者周懷正股，與之謀，欲令太子監國。懷正，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遂議立太子、廢劉氏、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躺在宦官周懷政大腿上，真宗下達了密令。

所以說，宦官周懷政告訴寇準真宗與他商量的事，決不是他自作主張的個人行為，而是受真宗之託，傳達給寇準的，等於是給寇準下達的密詔。而前面所說『准嘗請間』，並非宰相寇準乘沒人見到，抽空子偷偷會見真宗。寇準的入見，實際上很有可能是真宗的召見。寇準與真宗商量後，計劃變得具體化了，即前面說的『廢章獻，立仁宗，尊真廟為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

當計劃失敗後，真宗無法面對攻擊寇準的人說出這是他的計劃。這就委屈了寇準，使寇準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犧牲品和替罪羊。攻擊的結果使寇準的宰相被罷免。但真宗還是盡最大的努力對寇準進行了保護。

我們來看一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條對寇準罷相時的記載：『會日暮，召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製，此非臣職也。」乃召惟演。須臾，惟演至，極論准專恣，請深責准。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授准太子太保。上曰：「與太子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請封國公，出袖中具員冊以進上，於小國中指「萊」字。惟演曰：「如此，則中書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誤召，因言恐泄機事，臣不敢復出。遂宿於學士院。及宣制，則非殊疇昔所見除目。』由這段記載可知，寇準罷相，是丁謂集團反擊的結果。

代王言的翰林學士錢惟演所起的作用尤為重要。錢惟演既同皇后劉氏有聯姻關係，也同丁謂有聯姻關係。可以說他是聯繫劉氏與丁謂集團的重要人物。據宣制與晏殊最初所見除目不同這一點來看，錢惟演在其中又搞了名堂。同時他還試圖說服真宗，乘機將丁謂推上相位。他站在劉氏與丁謂的立場上，對寇準進行了強烈非難，但從記載看真宗對錢惟演的非難似乎沒表示什麼態度，對錢惟演處理寇準的意見也不是全盤接受，而是儘可能做了優待。儘管錢惟演對寇準極盡非難，但由於真宗的態度，從收載於【宋大詔令集】卷六十六的【寇準罷相以太子太傅歸班封萊國公制】看，竟無一句非難之辭。

寇準罷相，只是以太子太傅歸班，並且還封了萊國公，留在了朝廷，偶爾有重大活動還少不了出面。比如罷相後快一個月的時候，真宗召近臣觀內苑嘉穀，並設宴款待，也叫上了寇準。寇準猶如丁謂集團的心頭之患，一日不去，一日不安。而真宗的態度，也讓他們擔心寇準隨時會捲土重來。因此，他們加強了對寇準的攻擊，而寇準也進行了反擊。【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六『天禧四年七月壬申』條記載寇準在罷相後的一天，乘『入對』見到真宗的時候，『具言謂及利用等交通蹤跡』，並且寇準由於是同李迪一起策劃太子監國事敗被罷相的，所以他同真宗說：『臣若有罪，當與李迪同坐，不當獨被斥。』言外之意，這件事你真宗也是贊成的，為什麼獨獨把我罷免了。

不諳政治策略的寇準，並不理解真宗是在壓力之下不得已才罷免寇準的苦衷。這讓真宗很生氣。既然寇準拉上了李迪，『上即召李迪至前質之。兩人論辨良久，上意不樂。迪再三目准令退。及俱退，上復召迪入對，作色曰：「寇準遠貶，卿與丁謂、曹利用並出外。」迪言：「謂及利用須學士降麻，臣但乞知一州。」上沉吟良久，色漸解，曰：「將取文字來。」迪退，作文字卻進，上遽洒然曰：「卿等無他，且留文字商量。」更召謂入對。謂請除准節鉞，令外出，上不許』。

從這段記載看，真宗在兩面受壓的情況下，曾想把丁、寇兩黨都趕出朝廷。但看了李迪奏上的文字，他改變了主意，決定支持寇黨，因此在丁謂入對時提出把寇準驅出朝廷時，被真宗斷然拒絕了。

7.宦官謀劃的武力政變

寇準留在朝廷，不僅是對丁謂集團的威脅，也給寇準集團的人留下了一線希望。本來事情至此，還可能有迴轉的餘地。因為這段時間真宗的神志還算清醒，並且在內心是支持寇黨的。然而，寇黨操之過急了。就在寇準與真宗進行上述談話的時候，他們打算進行一次反撲，一舉打垮丁謂集團。【續資治通鑑長編】載：

事泄，准罷相。丁謂等因疏斥（周）懷政，使不得親近。然以上及太子故，未即顯加黜責。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殺謂等，復相准，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與其弟禮賓副使懷信潛召客省使楊崇勛、內殿承制楊懷吉、閣門祗候楊懷玉議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竊發。前是一夕，崇勛、懷吉夕詣謂第告變。謂中夜微服乘婦人車，過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於崇政殿。懷政時在殿東廡，即令衛士執之。

這是一次真正的有計劃的未遂的武力政變。政變的主謀竟是以宋朝防範甚嚴的宦官為主，這在宋代歷史上是罕見的。這說明連宦官也捲入到了朝廷的黨爭之中。在這次未遂政變中出面的宦官，既有寇黨，又有丁黨。最終是由於丁黨勢大，也是由於丁黨的出色的情報系統，使寇準集團的最後一次掙扎歸於失敗。這次未遂政變，真宗及寇準都未必知情，但卻給丁謂集團徹底清除寇黨找到了藉口，並且使真宗即使是有心袒護也無能為力了，只能在極為有限的範圍內，使寇準等人不致被迫害得太過分而已。

從前引史料中『使不得親近』這句話中，已反映出當寇準的第一次未遂政變之後，在丁謂集團的嚴密監視下，包括真宗的親信在內，一般人已不能隨便接觸真宗。這反過來也表明，真宗已處於半軟禁的行動不自由狀態之中了。這次未遂政變促使皇權加速了向劉皇后轉移，並且與朝廷中大權在握的丁謂走向合流，形成了丁謂左右一切的局面。

儘管寇準對這次事件未必知情，但他被視為罪魁禍首，在事發的第二天殺死周懷政之後，又過了兩天，首先整肅了寇準。以與周懷政勾結的罪名，把寇準降知相州。丁謂覺得寇準即使是貶到了地方，但離都城很近也很危險，就決定對寇準進一步向遠方貶黜。【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六『天禧四年八月甲申』條記載：

徙知相州、太常卿寇準知安州。初，李迪與准同在中書，事之甚謹。及准罷，丁謂意頗輕迪。於是謂等不欲准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謂曰：『君面奉德音，欲擅改聖旨以庇准耶？』

真宗竭力保護寇準，在丁謂提出遠徙的要求時，真宗去掉了『遠』字，只同意給寇準換一個小一點的州當知州。但丁謂從真宗那裡出來後，公然在『小』的前面，按他的意志加上了『遠』字。對此，當時也在場的李迪提出了抗議，說真宗沒提『遠』字。這時，丁謂霸道地反誣李迪想篡改聖旨。如果說一件事只有兩個人在場，過後誰也說不清楚。但當時至少是三個人在場，而丁謂公然信口雌黃，可見其十分囂張。丁謂憑藉他的權勢和在劉皇后那裡的信任，已經不把幾乎不能視事的真宗放在眼裡了。他知道在當時的局勢下李迪不敢去找真宗對質。即使對質，真宗也可能裝糊塗，甚至是順從丁謂的說法。

緊接着，當清洗到永興軍時，寇準的親信，偽造天書的朱能率兵拒捕，最後兵敗自殺。這件事更給丁謂進一步迫害寇準提供了藉口，使寇準再貶為道州司馬。在這件事之後，已經處於半軟禁狀態的真宗，在實際上徹底地失去了權力。在劉氏獨裁的形式下，朝政實際上是由與劉氏關係密切的丁謂獨裁。

在這種形勢下，不僅與寇準關係密切的一般官員被清洗，就連執政大臣，丁謂也開始下手了。樞密副使周起、簽書樞密院事曹瑋一起被罷。在執政集團內的清洗，很快就波及到了宰相李迪。因為李迪是寇準黨在朝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的代理人。既是為了保護自己，又是不滿丁謂專權，李迪同丁謂的鬥爭很快表面化了。

在丁謂在執政集團中說一不二的形勢下，處於劣勢的宰相李迪，孤注一擲，當着真宗的面，對丁謂及其黨羽進行了總聲討。本來已處於不管事狀態的真宗，為何又出面了呢？我想這是出於李迪的要求。因為他與丁謂等人之間的糾紛，他是不會讓同自己有宿怨並支持丁謂的劉皇后去裁決的。而真宗畢竟還是皇帝，只要健康狀況許可，誰也沒有理由拒絕和阻止真宗出面。

既然已經鬧到了真宗那裡，李迪索性就來個魚死網破，當着丁謂的面，直斥丁謂奸邪弄權，並具體揭發了丁謂包庇林特之子罰人致死一事。然後就說寇準無罪被罷，而寇準的親信朱能也不應當公開殺戮，替寇準翻案。同時他一一指出丁謂與錢惟演有聯姻關係，曹利用與馮拯也是互相勾結的朋黨。在這種情況下，真宗作為皇帝也不能隨意裁決是非。首先，試探着問，中書有什麼處理不當的事。因為處於微妙地位的真宗要根據大臣們的態度與力量對比來做決定。對此，已經在中書是一手遮天的丁謂自己不直接回答，以免引起李迪的反彈。他十分自信地說，問我的同僚吧。結果真宗問了任中正與王曾。但任中正是丁謂的死黨，自然不會說丁謂的壞話，而王曾則出於策略的考慮，也站在丁謂的立場上做了回答。這就使李迪陷於了孤立狀態。被爭吵鬧得很煩心的真宗，索性把丁謂和李迪兩個宰相都罷免了。

在罷相的制書未公布之前，丁、李二人都加緊活動，試圖恢復相位。李迪前後找了真宗和皇太子。而丁謂不僅自己活動，擔心唇亡齒寒的錢惟演也為丁謂活動。最後，丁謂當着真宗的面，很霸道地硬是留了下來，而李迪卻被罷免，出知鄆州。【宋史·丁謂傳】載：

罷謂為戶部尚書，迪為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太師。

丁謂之所以敢於當着真宗的面，公然假傳聖旨，說他已經被恢復了宰相職位，極有可能是他通過錢惟演的活動，得到了劉皇后的許諾。他命令內侍給他拿來只有宰相才能坐的凳子。

乾興元年（1022）二月，一切都被人架空了的真宗駕崩，從此他不再有作為皇帝的一切煩惱了，然而作為真宗時代還尚未結束，朝廷的一切都沒有變化，只是皇權以『權處分軍國事』的形式真正轉移到垂簾聽政的劉太后手中。十年後仁宗親政，才給真宗時代打上了終止符。

    三、傳說背後的真實：後真宗時代的權力博弈

1.與皇太后聯手，丁謂專權

就在真宗駕崩的當月，寇準被丁謂再貶為當時的煙瘴之地雷州司戶參軍。而李迪則被『坐以朋黨附會』的罪名，貶為衡州團練副使。輪到值班的知制誥宋綬起草二人的責詞，『謂嫌其不切，顧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綬遜謝，乞加筆削，謂因己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驚懼，遂致沉劇」』。丁謂的確滿腹才華，改訂的制詞相當工整，但卻是用來整人。他把制詞改成這樣，無疑是想把真宗之死的責任推給寇準、李迪二人。對寇、李二人的貶謫，參知政事王曾認為過重。因為王曾借給過寇準房子，丁謂狠狠地盯住王曾說：『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這等於是威脅王曾，說你恐怕也逃不脫這樣的命運。聽了丁謂的話，『曾踧然懼，遂不復爭』。

在當時的執政集團中，有這樣一個人物值得注意，即前面曾出場的王曾。王曾在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就已經成為參知政事，後來被時任樞密使的王欽若陷害而罷政。當時擔任宰相的王旦對王曾的評價和期待很高。王曾也的確沒有辜負王旦的評價和期待，在丁謂專權的時期，他審時度勢，相當注意策略，儘可能不同丁謂發生正面衝突。如前面提到的李迪與丁謂爭吵之時，他看出了李迪敗局已定，就站在了丁謂一邊。而在貶黜寇準時，他提出的不同意見被丁謂頂回後，也就沒有再堅持。

然而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在不致同丁謂發生衝突的前提下，王曾還是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的。如真宗駕崩之際，遵遺詔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但丁謂為了討好劉太后，想去掉『權』字。權是權宜臨時之意，意即在仁宗年幼尚未親征之時暫時由劉太后代理。如果去掉了『權』字，就意味着劉太后的權力被無限擴大。這件事如果成為現實，不僅仁宗的親政會遙遙無期，而且劉太后也有可能成為宋代的武則天。所以在這樣的原則大事面前，作為士大夫的王曾對丁謂說：『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

王曾從兩方面駁斥了丁謂的意見。第一，軍國事由太后兼權已經是出於不得已的不正常狀態了，有個『權』字表示是臨時性質還對後世交待得過去。第二，加『權』字是真宗的遺詔，真宗剛剛去世，怎麼就能改變呢？這是相當有力的反駁。

丁謂畢竟是士大夫中的一員，不管正邪與否，在總體上他還是要維護整個士大夫階層的利益，即維護官僚政治的正常運營，而皇權不過是在政治鬥爭中利用的工具。劉太后如果因此而發展為宋代的武則天，那麼丁謂也難辭其始作俑者之咎。另外即使丁謂再專權，也不敢冒篡改皇帝遺詔的罪名。如果背上了這樣罪名，就會斷送其如日中天的政治生命。我想丁謂是認真考慮了王曾的這種並不算是冒犯他個人的意見，而未再堅持去掉『權』字。

然而當王曾接着提出不必把尊淑妃楊氏為皇太妃之事載入遺詔時，本來就對王曾反對他去掉皇太后的『權』字有些惱火的丁謂，反咬一口說：『參政卻欲擅改遺制乎？』王曾在得不到同僚的支持的情況下，也不再同丁謂對抗了。但王曾當時的表現，正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八所言：『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為重。』

這件事還透露了一個秘密，即皇帝擬定的遺詔，在公布之前往往經過了大臣們的改動。這種改動無疑是從一定的利益原則出發的。

2.與皇權分離，丁謂政治結束此時的丁謂，可謂是肅清了所有的政敵。人在大敵當前時，大多會警覺性很高，一旦沒有了威脅，處於大權獨攬的『一覽眾山小』的地位時，則容易得意忘形，為所欲為。而此時，就正如老子所說的『福兮禍所倚』，新的危機開始萌發了。

真宗駕崩後，『得志便猖狂』的丁謂，在朝廷政敵一掃，有時甚至就連劉太后也不大放在眼裡。比如，本來平時是仁宗和劉太后一起接受群臣例行朝拜，但因為仁宗年幼，早晨起不來，劉太后就同中書的大臣商量，想獨自一個人接受群臣朝拜。劉太后提出這一要求時，恰好丁謂告假不在，馮拯等大臣不敢做主，就把事情拖到丁謂來時才商量。丁謂斷然拒絕了劉太后的要求，並且責怪馮拯等人沒有立即向他報告。

在劉太后看來，這似乎不是什麼大事。但在大臣以及官僚們看來，皇帝受朝，這是極具象徵性的一件事。如果沒有即使是小孩子的仁宗同在，劉太后單獨是沒有資格受朝的。一旦受朝，就改變了性質。劉太后可以在實際上執掌皇權，但在名分上卻不能代替皇帝。『名不正則言不順』。在中國不分古今，名分這種具有精神意義的事情要重於許多具體的實際事情。不僅皇帝如此，士大夫更是如此。『士可殺不可辱』這句話清楚地表明了精神名分重於生命的士人理念。正因為如此，馮拯等大臣對劉太后的要求明知不妥，不敢答應，推到了喜歡專權的宰相丁謂那裡。

正是基於上述的理念，丁謂無法答應劉太后。在這件事上，丁謂並沒有錯，但卻『由是稍失太后之意』。即與劉太后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裂痕。這也意味着同皇權開始分離。後來，丁謂『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這等於是在經濟上對宮廷開支加以限制。長期擔任三司使的丁謂，這樣做自有其理由，但卻因此讓劉太后非常不滿。對這件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八記載說『太后滋不悅』。不管行為正確與否，一旦與皇權發生分離，執政的政治家在派系鬥爭激烈的環境下，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在丁謂的地位發生動搖之時，『朝廷賴以為重』的王曾開始了他的奪權行動。【東軒筆錄】卷三載：

真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札子，乞於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書須宰臣、參政，密院須樞密使、副、簽書員同在，方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晉公聞之，諤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

王曾的奏疏，無異是要用集體領導的方式取代在執政集團內丁謂一人的獨斷專行。而『兩宮可其奏』，即對王曾奏疏的認可，則等於是結束了丁謂的專權局面。無怪乎丁謂要『諤然自失』了。或許從這時起，丁謂才意識到他身邊的這個參知政事的厲害，而『由是深憚』。從邏輯上推理，王曾上奏一定是發生在丁謂與劉太后的關係發生裂痕之後。

或許是丁謂厄運的開始，就在這時，發生了負責建築真宗陵墓的內侍雷允恭擅自改變陵墓位置的事件。兼任山陵使的宰相丁謂，當時處於『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的狀態，因此要包庇雷允恭。但紙包不住火，『當時以為移在絕地，於是朝論大喧』。在這種形勢下，權知開封府呂夷簡悄悄開始了調查。因為在京畿發生的事情歸開封府處理。【東軒筆錄】卷三載：

是時呂夷簡權知開封府，推鞫此獄，丁既久失天下之心，而眾咸目為不軌，以至取彼頭顱置之郊社云云。獄既起，丁猶秉政，許公雅知丁多智數，凡行移推劾文字，及追證左右之人，一切止罪允恭，略無及丁之語。獄具，欲上聞，丁信以為無疑，遂令許公奏對。公至上前，方暴其絕地之事。謂竟以此投海外，許公遂參知政事矣。

【東軒筆錄】記載的是來自下面的調查。那麼，執政集團內部是如何動作的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十八『乾興元年六月癸亥』條雖然有所記載，但過於簡略，我想引用基本事實相同而生動具體的【默記】卷上的記載：

丁謂當國，權勢震主，引王沂公為參知政事，諂事謂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閒暇與謂款，必涕泣作可憐之色。晉公問之數十次矣。一日，因問，閔然對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恥對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甥不肖，為卒，想見受艱辛杖責多矣。老姊在青州鄉里，每以為言。』言迄又涕下。謂亦惻然，因為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軍籍？』沂公曰：『曾既污輔臣之列，而外甥如此，豈不辱朝廷？自亦慚言於上也。』言畢，又涕下。謂再三勉之：『此亦人家常事，不足為愧，惟早言於上，庶脫其為卒之苦耳。』

自後謂數勉之留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豈不知軍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終自羞赧爾。』晉公每催之，且謂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陳。』沂公猶不欲，謂又自陳之。一日，且責沂公：『門戶事乃爾緩？謂當奉候於閣門。』沂公不得已，遂留身。

既留身逾時，至將進膳猶不退，盡言謂之盜權奸私，且言：『丁謂陰謀，詭譎多智數，變亂在頃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齏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許之，乃退。

晉公候於閣門，見其甚久，即頓足捩耳云：『無及矣。』方悟知其令謂自為己謀，不使之覺，欲適當山陵之事而發故也。沂公既出，遇謂於閣門，含怒不揖而出。晉公始悟見賣，含毒而己不覺也。

是日，既至都堂，召兩府入議，而不召謂。謂知得罪，祈哀於馮拯、錢惟演及曾等曰：『今日謂家族在諸公矣。』太后欲誅謂，拯申理之。沂公奏請召知制誥，就殿盧草制罷之，不復宣麻。太后從之。責太子太保、分司西京，俄竄崖州。向使謂防閒沂公，則豈有此禍？故知權數在謂之上也。

這段記載雖然在描寫王曾哀求丁謂方面有些誇張，但比較【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應當說是可信的。讀了這段記載，倒教人對丁謂生出一絲憐憫，而覺得王曾有些過分。然而，大約古今中外的政治鬥爭都是如此殘酷無情。在對付丁謂這樣曾把寇準、李迪、王欽若等所有政敵都打得落花流水的狡猾而兇狠的敵人，王曾不講究策略，不利用偶發事件，不藉助皇權，是無法打倒的。

在打倒丁謂後，如同丁謂在打倒寇準之後一樣，一報還一報，王曾同樣是在朝野內外清洗丁謂黨羽。首先，把在執政集團中的參知政事任中正罷免了，然後把丁謂的三個兒子和三個弟弟均行貶黜，繼而貶黜了一大批丁謂黨羽，最後貶黜了丁謂黨中的首惡樞密使錢惟演。

貶黜錢惟演時，當時的另一個宰相馮拯也說了話：『惟演以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可與政，請出之。』本來，這種話在劉太后攝政時期是會惹惱她的，但在當時由於對丁謂一黨是朝野共憤的氣氛，劉太后儘管不滿也無可奈何。

歷來，人們往往僅注意到元祐黨爭的殘酷，而且人們還總是把范仲淹在慶曆新政前後的活動視為開宋代黨爭之端緒，實際上，丁謂貶黜寇準黨，王曾貶黜丁謂黨，一點也不比元祐黨爭遜色。可以說開啟宋代大規模黨爭的正是真宗朝後期的政治鬥爭。從此，宋代政治史上，大小黨爭連綿不斷，怨怨相報，愈演愈烈。

3.宋世已無武則天

真宗駕崩，使『漸預朝政』的劉氏不再有真宗偶爾掣肘之憂。而專橫的丁謂垮台，又使劉氏不再有權臣牽制之慮。這種政治形勢，或許讓劉氏輕鬆地舒了口氣，從此可以安心做她的皇太后，臨朝稱制了。的確，丁謂垮台之後，朝廷政治走向了相對安定。不過，在業已形成的士大夫政治之下，連皇帝都不可為所欲為，攝政的皇太后就更難以頤指氣使了。

群臣士大夫所抵制的，只是劉太后及其隨從者明顯的有違士大夫理念和損害王朝長遠利益的行為，對於與這些關涉不大的人事任免以及正常政務，群臣士大夫並不是一概加以抵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讓劉太后這個生活在傳統中國的女性，體味到了享受權力的愉悅。這種體味愈久，便愈不願放棄權力。本來皇太后臨朝，在士大夫看來，不過是君主制政體下的一種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因此，隨着少年仁宗的年齡增長，讓劉太后還政於仁宗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劉太后對此極為反感，予以了堅決的壓制。

劉太后是宋代第一位臨朝稱制的皇太后。因此，於她於群臣，相去不遠的唐代的武則天，便成為一個最近的參照系。對於劉太后來說，最高權力的執掌，必然讓她野心膨脹，內心裡時時浮現出那曾經的唯一的女皇。而這也成為士大夫的一塊心病，時時防微杜漸，防止武則天在宋朝重現。在【宋史·魯宗道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後默然。』劉太后試探地發問，顯得有幾分心虛。魯宗道果決地回答，痛貶武則天。『後默然』三個字，是對聽到魯宗道激烈反應後劉太后的逼真描述。魯宗道性格耿直，被人稱作『魚頭參政』。他的回答，讓劉太后清楚地意識到，通向武則天的路途是何等的遙遠。

士大夫政治的表述，容易讓人們產生一種誤解。就是說會被看成為正面意義的表述。其實，無論德政還是惡政，只要是士大夫主宰的政治，都可以稱之為士大夫政治。並且，士大夫階層亦並非鐵板一塊。固然有多數秉持儒學理念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尚士大夫，也有為數不少貪權營私的無恥士大夫。在劉太后臨朝時期，程琳居然向劉太后獻上了【武后臨朝圖】。對於程琳的這種行為，【宋史·程琳傳】在兩處分別記載說『人以此薄之』，『君子鄙之』，可見士大夫輿論之一斑。

【宋史·后妃傳】記載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這實在是讓夢想成為宋朝武則天的劉太后高興的舉動。但面對強大的士大夫勢力，她只好將提案交給執政大臣討論。這件事在【宋史·魯宗道傳】中也有記載。在其他人態度曖昧的情況下，又是魯宗道斷然反問道：『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聽到如此發問，劉太后只有斷念，並且故作姿態進行了一番表演：『後擲其書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

劉太后生不逢時，具有武則天的能力，擁有武則天的權勢，但生活在士大夫階層空前崛起，成為政治舞台主宰的時代，便註定她無法成為武則天。

4.未可厚非呂夷簡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歷史的一面是豐碑，另一面又是恥辱柱？作為歷史人物，最倒霉的莫過於成為正面人物的對立面？一旦如此，便被釘上了恥辱柱，萬劫不復，難以翻身。而後世的歷史家們所喜歡做的，又往往是錦上添花，或是雪上加霜。結果是，崇高的愈加崇高，醜惡的愈加醜惡。』呂夷簡其人，由於在仁宗朝與名臣范仲淹的恩怨糾葛，便很不幸地成為了日後成為士大夫精神楷模的范仲淹的對立面。儘管他還沒有被視為奸臣佞臣，但至少被看作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權臣，並且還老奸巨滑。

這樣看呂夷簡，實在有些偏頗。在真宗去世後擔任權知開封府的呂夷簡，在粉碎丁謂集團的戰役中擔任了側翼進攻手。丁謂當時儘管已與臨朝的劉太后在結盟方面出現裂痕，相比較寇準、李迪，還處於同一戰壕。打垮丁謂集團，是以擅自移動真宗山陵這樣同樣是神道設教的迷信理由，作為丈夫並且是權力根源的真宗，劉太后無法拒絕在群情激憤的形勢下王曾和呂夷簡提出的這種理由，尚且當時她與丁謂的關係已有齟齬，也樂得藉此除掉。不過，除掉丁謂，從政治策略上看，劉太后勢力無異於斷掉一臂。從此，朝廷政治重歸正軌，劉太后儘管名義上掌控朝政，但已處於士大夫政治的全面制約之下。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粉碎丁謂集團的戰役上，呂夷簡厥功至偉。

乾興元年（1022），粉碎丁謂集團之後，權知開封府的呂夷簡進入執政集團，擔任了參知政事。七年後的天聖七年（1029），呂夷簡升任宰相，直至明道二年（1033）劉太后去世。此後，不過半年，又重新擔任宰相到景祐四年（1037），四年後的康定元年（1040），又被再度起用任相，一直到四年後慶曆三年（1043）致仕退休。斷斷續續擔任宰相的世間長達十餘年。

我以為除了粉碎丁謂集團，呂夷簡主要功績應當是在劉太后臨朝時期。誠如【宋史·呂夷簡傳】所評價的那樣：『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也載有這段話，想必是同出宋朝國史。不過，【續資治通鑑長編】在『太后臨朝十餘年』與『天下晏然』兩句之間，有『內外無間』一句。【宋史】本傳脫落的這四個字十分重要。這主要是指仁宗與劉太后之間的關係。

【宋史】的【仁宗紀】記載仁宗出生後，『章獻皇后無子，取為己子養之』。【后妃傳·李宸妃傳】也記載說：『初，仁宗在襁褓，章獻以為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狸貓換太子』傳說的影子。幼年的仁宗作為真宗唯一存活的子嗣，儘管生而不知其母，但也一直生活在無憂無慮之中，【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他稱呼劉皇后為『大娘娘』，楊淑妃為『小娘娘』，教人感覺不到他的可憐。這種狀況一直到仁宗即位後還持續着。可憐的是仁宗的生母這一普通的宮女，在自己的親生兒子成為皇帝后，依然如【李宸妃傳】所云『妃嘿處先朝嬪妃御中，未嘗自異』。『未嘗自異』，實際上是不敢聲張。而『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所以，『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

就這樣，在明道元年（1032），四十六歲的李氏默默地死去了。儘管在去世前李氏的地位略有提高，『進位宸妃』，但劉太后依然打算把李氏按宮人草草發送了。這時，知道內情的宰相呂夷簡出面了。他啟奏劉太后，希望厚葬李氏。呂夷簡說這番話的時候，劉太后和已經二十二歲的仁宗都在場。【李宸妃傳】載：

初，章獻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 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夷簡曰：『臣侍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勛曰：『宸妃當以後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勛如其言。

從這段很生動的記事，可以看出很多問題。壓根沒想告訴仁宗李氏是其生母的劉太后，看到呂夷簡講這些話，嚇得要命，忙把仁宗引開，單獨同呂夷簡談話。開始她還想打馬虎眼，問道，一個宮女死了，值得你宰相這麼操心嗎？呂夷簡說，我是宰相，宮內宮外得事情我都要管。確認呂夷簡已知實情的劉太后發怒道，你是不是要離間我們母子？呂夷簡說，你要是不考慮你自己，那我什麼話說都不說，如果考慮，那就要厚葬。這句話等於是提醒了劉太后，讓她知道，紙包不住火，早晚仁宗會知道真相的，你不厚葬，到那時你就難辦了。

儘管劉太后領悟了呂夷簡的意思，但又出現了一個技術性的難題，就是李氏的地位很低，厚葬也不自然。後來還是呂夷簡出了主意，以一品的禮節，葬在洪福院。埋葬時，呂夷簡又個別囑託內侍羅崇勛以皇后服入殮，並且用水銀實棺。最後，呂夷簡還威脅羅崇勛，你若不照辦，將來你別說我沒告訴你。羅崇勛按呂夷簡所說的做了，以後，避免了朝廷的一次大的動盪。

第二年的明道二年，六十五歲的劉太后也離開了人世。據【宋史·后妃傳】記載，在劉太后病重時，一直以為劉太后是自己生母的仁宗，又是大赦，又是召集天下名醫入京，又是召回被劉太后流放之人，死者也恢復名譽。總之都是為劉太后祈福。在劉太后死後，仁宗的叔叔，『狸貓換太子』傳說中出現的『八大王』元儼才將真相告訴仁宗說：『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宋史·后妃傳】記載，得知真相的仁宗，『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簡直是悲痛欲絕，憤怒欲絕。仁宗『尊宸妃為皇太后，諡莊懿』，還親赴洪福院祭奠。

在更換棺木時，仁宗一定是想看看完全沒有印象的自己生母的面容。看到之後，棺內的狀況讓哭泣着的仁宗安靜了下來：『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見到生母的面容冠服，對劉太后的憤怒開始減弱。仁宗慨嘆道：『人言其可信哉！』從而『遇劉氏加厚』。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呂夷簡的勸說和布置，當仁宗得知真相後，朝廷肯定會有一次極大的動盪。由此應當感謝呂夷簡的遠見。

    四、狸貓換太子：荒誕與真實之間

如果簡單地說『狸貓換太子』真實，會立刻遭到專家的非議，我也沒有資格作為宋史學者在學界立足。不過，我一向以為，空穴來風必是因為有穴，捕風捉影也是由於有影。學者應當比一般非專業的人更能夠洞察到荒唐無稽背後的真實。我給學生講通史，說大禹治水時化為一頭熊而不是別的動物的原因，是因為熊是黃帝一族的圖騰。一個女人吞下燕子蛋而生下殷商始祖契的神話背後，反映的是當時殷商正處於母系氏族時期，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而另一個女人因踩上巨人腳印而生下周人始祖後來又多次拋棄的神話，則反映的是當時周族正處於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過渡時期。那麼，在『狸貓換太子』傳說的背後，反映的又是什麼樣的真實呢？

有人說，史書記載的事情是真的，但事實是假的，而小說訴說的事情是假的，但事實是真的。這句話頗有辯證意味。儘管不能一概而論，但出於載筆者的立場和考量，史書所記載的東西有些會與事實拉開差距。小說虛構的只是具體情節事件，而小說家心目中的時代則不是虛構的，至少反映的是小說家的歷史認識。這句話適用於對『狸貓換太子』傳說的分析。撇去表面荒唐無稽的浮沫，洞察到的將是一個時代歷史的大真實。

此後的北宋與南宋，在非常時期，又有過幾次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的臨朝，劉太后臨朝時期，在士大夫規制下的種種言行，都成為了祖宗法，成為效法和遵守的規範。在那些時期的詔書中，我們常能看到『如章獻太后故事』『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的字樣。

真宗在位二十六年，劉太后臨朝十二年，初期的士大夫政治經歷了正常時期，經歷了非正常時期。其間還伴隨着黨爭的風起雲湧，驚濤駭浪。這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全經歷，短短幾十年的初期士大夫政治便把此後幾百年的政治梗概全面演習了一遍。於是，宋代的真宗時代與後真宗時代，便成為此後歷史的故事與先例。那一時代僅僅一兩代人士大夫的短期作為，引導了此後的長時段的歷史走向。這一切，都是『狸貓換太子』傳說背後所潛藏的真實。

（原文36000字，刊於【文史哲】2016年第2期，標題為本報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