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師偉大陸新儒家『托古改制』平議

張師偉大陸新儒家『托古改制』平議

資料圖

在現代中國的道路、理論及制度選擇中，文化上的何去何從，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化選擇。文化爭鳴的背後與結果都與一定的道路、理論及制度選擇緊密關聯。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中國邁步轉向現代，進行道路、理論及制度選擇的時候，儒家傳統總是試圖以完整的儒學框架來抗衡漂洋過海而來的現代性，從要求保持完整的綱常倫理，逐步地退後，到要求保持社會的倫理本位，再到要求以儒學來確保現代化的民族性，最後要求以儒學來建構屬於自己的政治現代性。作為一種思想資源，傳統儒學當然需要有人本着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和面向現代化的原則與精神，進行專門的學理探討與研究，自覺地進行儒家觀念的現代轉化，古為今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貢獻智慧。但是，現代中國畢竟已經成功解決了道路、理論及制度等的選擇，歷史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儒學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僅僅是一種可以批判繼承、轉化和使用的傳統思想資源。

鑑於儒學在中國傳統文明演進及社會中的廣泛影響，鑑於儒學對政治及倫理、社會、人生等的結構性影響，傳統儒學在現代的每一次復興都存有非常明確而強烈的政治目的。現代新儒家的出現並不僅僅是出於一種文化憂慮，而且具有強烈的政治考量。他們試圖把現代政治建立在儒家普世倫理的基礎上，或者是試圖完全用傳統儒學來建構一個脫離西方影響的政治現代新秩序。民國時期及當代海外、港台新儒家的主流是尋求儒學的普遍性，並在儒學普遍性的基礎上使其能承載現代的民主與科學。他們注重分析儒家心性世界的內聖構造，並試圖以民主和科學的要求為根據來改造或優化心性世界。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出現的新儒家則明顯表現出了對民主和科學的排斥，他們將注重分析內聖構造並試圖以民主與科學改造、優化心性世界的現代新儒家稱為心性儒家，而將自身所追求的以排斥民主和科學影響的制度建構為取向的新儒學稱為政治儒學，試圖在國家的制度架構與民間日常的權威規範方面產生實質性影響。大陸新儒家推崇的所謂政治儒學，就是對傳統儒家制度建構經驗的挖掘和承傳，試圖建構一個完全排斥現代西方影響的儒學政治現代性社會秩序。從制度建構與規範方面來考慮民族特性，試圖維護儒家在制度與規範方面的完整形態，反對接觸、輸入、學習和借鑑西方現代政治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這是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儒家政治保守主義的一貫做法。儒家根基於傳統社會在政治上的保守，一方面表現在對傳統君父綱常的着力守護，另一方面又表現為對現代政治秩序與價值的堅決排斥，其政治保守主義的內容集中起來就是復古。文化上的尊孔和政治上的復古，在民國初期多有表現，李大釗等對此已經有了非常深入且有說服力的分析。在1921年以後，現代新儒學藉助於西方哲學資源，試圖在文化保守與民主、科學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以儒家心性本體或方法等來支撐現代政治的民主與科學，其餘波流韻直至今天還在港台及海外新儒家中傳衍生息。儘管幾乎完全排斥西方哲學方法與話語的大陸新儒家也經歷過西方哲學等的薰陶，但他們卻並不僅是着力於文化的保守，而是試圖以儒家文化保守的根基來構築政治上的復古。

文化保守和政治復古之間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與大陸新儒家同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港台及海外新儒家，也確實並不是政治上的復古主義者，而是始終着力於進行文化保守主義和現代政治民主與科學的無縫對接。他們不僅追求使中國的民主與科學有自身的民族特色，而且還試圖將儒家優秀文化成為現代民主與科學在中國的源頭活水。大陸自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儒學對現代民主、科學的態度與方法，多少類似於魏晉至隋唐時期儒家學者排斥佛教的態度與方法，不問其理論與實踐的具體合理性如何，也不問其在現實中的實際影響力怎樣，都試圖以自己傳統一貫的儒學一概否定、排斥之，以便獨占人的精神世界，壟斷性地占據影響政治的理論、輿論陣地。但現代大陸新儒家畢竟不能完全忽略現代民主與科學的影響，不過他們卻試圖在傳統儒家思想資源中發掘出他們得自現代民主與科學的概念，反覆論證中國傳統儒家資源中存在民主、憲政、公民等概念，表面上是在進行思想史的概念分析，實際上是試圖用現代概念的移花接木，為傳統儒家進行制度還魂。從概念研究上說，所謂政治儒學不可避免地要借用一些現代概念，因為文化保守何以必須有、何以必須聚集傳統儒家，並不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共識，而需要大陸新儒家學者用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進行大量的分析和解釋，並將完成後的理論闡釋作為將傳統儒學推向廣大民間社會的理由。因此，從概念研究的角度看，大陸新儒家的研究立足於信仰，其理論目的不僅在於復活並鞏固傳統儒學在現代的信仰地位，更在於普及儒學傳統的一些政治價值觀，以替代根源於並維護民主和科學的自由、平等的現代政治價值觀。他們在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既表現在對傳統儒學的信仰，也表現在他們因為信仰儒學傳統而排斥儒學中所沒有的外來價值。大陸新儒學對傳統儒學的信仰與宣講，不僅成為大陸各地國學熱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還成為匯合各地各種國學熱、儒學熱的軸心，並由此軸心而匯集起了以大陸新儒家學者為核心成員的包括學界、實業界等的儒學宣教團體。這些團體或是基於學理宣講，或基於國學的古為今用，或基於普及儒家信仰，雖然目的、層次和面向不同，但是無一例外都在價值上厚儒家之古而薄民主、科學之今，因此他們在文化上無疑都屬於保守主義者，試圖恢復儒學對社會及個體等的整體性影響力、塑造力與規範力。不論是從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劃分與研究範式的反思入手，還是試圖以儒學信仰完整地塑造今天的人入手，其實質都是試圖對現代人在價值信仰上進行傳統儒學的徹底再造。

2015年11月，大陸新儒家在深圳籌備成立的中華孔聖會，則無疑是以弘揚儒學價值觀為主題的文化保守主義的集大成者，但中華孔聖會的成立卻又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文化保守主義，而已經試圖從民間着手整體性推進傳統儒學的現代復興，從而開始了儒家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復古。當然，儒家在政治理想與價值層面從來都是主張面向三代進行政治復古的，而歷史上儒學所主導的改革與改制也多托古以改制，其所以如此則是因為儒家政治建構的一般邏輯就是從聖人崇拜開始，以聖王教養萬民為過程，終將達到人人至於至善的結果。在儒家視域裡，三代聖王作為政治治理的榜樣，具有普遍超越價值，任何時代的任何治理者都當效法三代、歸於三代，而所謂止於至善則表現為普遍永恆不忍人之心及綱常倫紀。儒學曾自許為名教，但並不是宗教，其所努力也並不是創建信仰的宗教，而在於心性之善、人倫之理及秩序之禮，即儒學是要求人人在衣食住行舉手投足中貫徹、落實聖人闡明的仁愛禮樂，即使真的需要藉助於權力來推廣和護衛名教，傳統儒學也向來推崇聖王，聖王之興則歸之於氣化流行之中正，形象地說就是天子受命於天。中華孔聖會作為大陸新儒學骨幹推動建立的社會組織，其源頭並不在於先秦之孔子，而在於清末之康有為。康有為看重西方社會的宗教在政治系統中的重要作用，而主張以儒學為儒教，其實質卻試圖在儒教的幌子下自作領袖，保國、保種、保教，突出欲要保國，須先保種，而欲要保種，又須先保教，保教以保種，保種以保國。大陸所謂政治儒學的政治追求如果按照其邏輯來看，實際上也差不多是從尊孔教開始，強調以孔之教自立於世界，強調信仰孔子之教對於民族國家的極端重要性，以一種別樣的形式陷入了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的崇聖邏輯。只要這個崇聖的邏輯有了一個踏實的支點，聖人崇拜就會由政治儒學的學說通過中華孔聖會四處蔓延開來。崇聖的聖人崇拜就是把自我交給聖人支配的一種心理情結，這種情結在很大程度上會洗掉或覆蓋掉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現代政治新價值，而完全回歸於由一系列所謂儒家道場所營造的一套崇聖無我的心理狀態。這個心理狀態出現的實質就是政治儒學在以宗教道場的手段將公民的平等，改造或重塑為聖賢對大眾的支配。

一套復古的衣冠下，祭奠、叩首、跪拜、演禮、講經，在這個儀式或情景中營造出了聖人與大眾的本質區別，而這個區別的關鍵就在於確立或重新肯定社會關係中的尊卑貴賤主從等綱常倫紀。一方面，中華孔聖會在建立尊崇孔子的組織網絡，確立崇聖尊孔的一套衣冠、禮儀，籌備開展以信仰推廣為目的的一系列活動，另一方面，作為中華孔聖會最核心的一些骨幹成員則在論證辛亥以來就已經被打倒的三綱五常的普遍合理性，另外則是尊孔崇聖的教育、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資源在中華孔聖會中的組織化匯集。對此應當予以清醒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