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選感動大唐的廉政人物 除了魏徵還少不了他

評選感動大唐的廉政人物 除了魏徵還少不了他

電視劇【貞觀之治】中的戴胄形象

在【貞觀政要論儉約】文未，有四段文字簡要記述了岑文本、戴胄、溫彥博和魏徵等人的儉樸。作爲官至宰相的大人物，他們之所以儉樸是由於清廉。試想，他們要是以權謀私的話，絕對不會落到清貧地步。所以，假如評選感動大唐的廉政人物，他們應當之無愧地入選。不過，同是廉政人物，各人性格事跡不盡相同。本文將要推介的是戴胄，且看他何以成爲廉政人物。

史料記載，戴胄爲人堅貞正直，辦事幹練，熟知律法，通曉文案。隋末，他曾任門下錄事，得到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的賞識。隋煬帝遇害後，王世充在洛陽立越王楊侗爲帝，戴胄被任命爲給事郎。王世充試圖篡位，戴胄直言勸阻，王世充點頭同意，但覬覦之心並未收起。不久，王世充脅迫小皇帝爲自己加九錫殊禮，戴胄再次勸諫；王世充惱羞成怒，將戴胄貶爲鄭州長史，讓他與王行本一同守衛虎牢。稍後，王世充廢楊侗而自立稱帝，國號爲鄭。唐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攻克武牢，戴胄被引入秦王府任士曹參軍。

貞觀元年（627年），大理寺少卿（最高審判機關副職）出缺，唐太宗首先想到了戴胄：大理寺少卿，是關係到人命的官職，戴胄清廉正直，正是最佳人選。戴胄剛被任命爲大理寺少卿，隨即遇到一件麻煩事。有一天，長孫無忌應召參見皇帝，沒有解下佩刀就進入皇宮的東側門，出了閣以後，走到東門口，守門的校尉才發覺。尚書右僕射（宰相）封德彝認爲，守門校尉沒有及時發覺問題，應當處死刑；長孫無忌失誤帶刀入內，應判徒刑二年，罰銅二十斤。唐太宗同意這個意見。戴胄反駁說：長孫無忌帶刀入宮，校尉沒有發覺，同爲失誤；但臣子對於皇帝不能以過失推脫責任。按照法律規定：供奉皇帝的湯藥、飲食、舟船，發生任何差錯都要處以死罪。陛下如因長孫無忌有功而從寬處理，這就不是司法機關可以議定的；如果依法處理，那麼罰銅是不合適的。唐太宗說：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能因爲長孫無忌是皇親國戚，就可以徇私枉法？於是下令重新審議。封德彝堅持最初的意見，唐太宗默認。戴胄再次辯駁說：校尉因長孫無忌而獲罪，依法應當從輕處理；就過失而言，兩者情節嚴重程度相同，而判決卻有生死之別，這樣肯定顯失公平，我斗膽請求寬恕校尉。唐太宗覺得戴胄言之有理，也就免除校尉的死刑。

戴胄就是這樣正直，凡事總是秉公而斷，依法處理。哪怕自己意見與皇帝相左，只要有法理依據，他堅決據理力爭，絕不曲意枉法而迎合皇上。當時朝廷大力選舉人才，有人爲了上進竟然偽造身份資歷篡改譜牒。唐太宗特地下詔，允許作偽者自首，凡不自首的，一經查出，死罪論處。不久，有一位作偽者事情敗露，戴胄負責受理此事，依法判處此人流放，並報告皇上。唐太宗召見戴胄，當面斥責道：我當初下詔令，說不自首者處死，你現在按法律判他流放，這不是向天下表明我說話不算數嗎？戴胄回答：陛下如果當即下令處死他，臣下自然無法干預。既然走司法程序，爲臣就不敢違背法律。太宗質問：你只顧自己遵守法律，卻讓我失信於天下？戴胄解釋：法律是國家爲布信天下人而定的，言語是一時喜怒說出來的。陛下憑藉一時忿怒而殺人，其實心裡也知道這樣不妥，故而交給臣下依法論處，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曲從個人情緒而違背法律的信用，臣爲陛下感到惋惜。太宗頓時醒悟，欣然採納戴胄的意見，並對他說：我在法律上有所失誤，你能予以糾正，我就沒什麼憂慮了。

的確，戴胄參與辦理任何案件，都以法令條文爲依據，分析周密細緻，逐條釐清罪證，言辭如泉涌，極富說服力。爲了維護公正，他多次冒犯皇上直言。好在唐太宗爲從善如流的明君，不僅沒有遷怒於他，反而不斷予以提拔重用。繼大理寺少卿之後，戴胄升任尚書左丞，貞觀二年，唐太宗又讓他與魏徵一同擔任諫議大夫，檢點朝政得失；貞觀三年，戴胄升任民部尚書，兼任檢校太子左庶子；杜如晦病逝後，唐太宗遂讓戴胄代理吏部尚書，仍舊擔任民部尚書、太子左庶子、諫議大夫。貞觀四年，戴胄不再代理吏部尚書，以民部尚書之職參與朝政，成爲宰相級大臣。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戴胄的官位不斷上升，但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嚴守法度，從不以權謀私，從不經營產業，除了法定俸祿及皇帝賞賜，沒有任何灰色收入。所以，戴胄雖貴爲宰相級大人物，卻住著簡陋的房子，過著簡樸的生活。貞觀七年，當戴胄因病去世的時候，他家因爲房屋簡陋而狹小，竟然連祭奠的地方也沒有。如此寒磣，皇上也不禁爲之動容；爲了哀悼這位清廉正直的大臣，唐太宗罷朝三日，下令官府特地爲他建造一座家廟，並命虞世南爲他撰寫碑文。

現實生活中，不少人給點陽光就燦爛，只要握有一點權力，就挖空心思以權謀私。相對而言，戴胄擔任過朝廷重要部門吏部（管理官員）、民部（管理財政）的一把手，並且以民部尚書身份履行宰相職責；論地位與權勢，不能說不顯赫。究竟什麼原因使得戴胄如此清廉？

或許有人認爲，戴胄受儒家文化薰陶有君子操守，沒有貪腐的動機，不想貪。其實，戴胄並不精通經史，任職吏部時，他獎掖法吏，抑制文士，頗受爭議；況且自實行科舉制以後，很多受儒家文化薰陶而入仕的官僚都淪爲貪官污吏，可見儒學教化並非爲官清廉的先決條件。或許有人認爲，戴胄的清廉是因爲他循規蹈矩膽小怕事，不敢貪。在帝制時代，帝王擁有生殺予奪大權，惹惱帝王隨時有生命危險，戴胄多次在皇帝面前犯顏直言，表明他絕非膽小怕事的懦夫。或許有人認爲，戴胄的清廉其實是政治生態使然，因爲當時政治清明，不能貪。這個說法，無疑是有道理的。

不過，就戴胄而言，其清廉關鍵在於內因。【舊唐書】也好，【新唐書】也好，在戴胄本傳中並沒有介紹他的廉政事跡，只是用大部分篇幅記述他的二則秉公執法故事。透過兩則故事，不難看出他是一個極爲正直、極講規矩、極度守法的人。古往今來，所有貪腐行爲無不是違法亂紀行爲。由此可以推斷，大凡講規矩守法度的人爲官必定清廉。